南越文化是岭北华夏部落文化与岭南南越部落文化渐渐融合演变成的一种文化体系。
南越国文化
秦汉岭南先后归入中央王朝版图，成为封建集权制国家行政区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事件。从文化意义来说，这也是岭南古代文化一个新起点。
秦代岭北华夏文化的传入
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今广东跨三郡十六县，大部分地区覆盖在秦政治势力之下，基本上结束过去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这是岭南制度文化上的首次，为中原文化输入铺平道路。伴随秦军到达岭南的，除大批掌握各种技能的“亡人”、“罪人”、“赘婿”、“贾人”以外，赵佗任龙川县令时，上书朝廷要求从中原迁居五十万的居民至南越。秦始皇派数十万岭北人移居岭南
，秦始皇甚至应龙川县令赵佗请求，另外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他们把中原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带进岭南，陶冶南越人。
岭北华夏部落文化与岭南南越部落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自此通过不同渠道展开，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文化风貌。首先输入较多铁器农具，使大片荒古土地得以开垦，也改变过去“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褥……无积聚而多贫”。现今之曲江、连县、英德、清远、番禹、顺德～带成为经济文化最先发展地区。
秦人在进军岭南沿线设置城池或关隘，除作为郡县治的城池以外，另有辅助附近关隘的城堡，如在今仁化、乐昌、英德有三座，有一座叫“万人城”的，谅规模不小。还有煌溪、阳山、诓浦三座秦关，以及沿北江河谷修建多处“驰道”，皆为重要建筑工程，除体现中原建筑文化风格以外，它们都是传播中原文化的据点和通道。后为南越国君主的赵伯，在任秦龙县令时期，就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修筑城池，成为推广中原文化一位先驱者。唐代韦昌明在汹王井娜追记：“南越王赵伦，昔令龙，建治所以警湖之东”，又“登山望景……垦辟定规制。”史称“并围二丈，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表明秦人较高文化知识和技术。
中原文化还借助于秦势力渗入当时尚无行政建置的海南岛，近年岛上多处出土秦国钱币“秦半两”。海南甚至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一些地区仍袭用秦国六进制。明人唐胄说：“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乃专历史虽然短浅，但对岭南首次有组织的文化输入，功不可没。
华夏文化在南越国的札根
秦末汉初，赵佗割据岭南，所建南越国达九十三年。但赵氏政权仍坚持秦汉多项政治制度，同时采取揉合岭北文化的政策，从而使秦开辟的传播汉文化渠道进一步畅通，华夏文化继续在南越国扎根生长。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出土的南越王墓，堪为夏–越文化的一座宝库，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缩影。
象岗山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令人惊叹不已。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说明它们或由秦军带来，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但仍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句键、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
特别有意义的是出土大量铁器，除兵器以外，还有铁锄、铁斧、铁循等农具，说明南越国也掌握铁器锻造技术。另外，还通过边境贸易从中原输入一部分铁器和牛羊马匹。这不但提高南越国的生产力，而且改变了南越国的地域观念，冲决与中原王朝的隔阂，利于岭北华夏文化的扩散。而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为国内罕见。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有渠破、石板平桥、水闸，以及多口砖砌、陶制食水井，形成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这显示秦汉时期岭北与岭南文化文化的碰撞和融会已进人深广的程度，自然与中原文化输入分不开的。
南越人悠久的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对付后来汉武大军压境，曾竭力建立一支精锐水师。《汉书·严助传》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代村治船。”《广东新语·术语》曰：“责隅之东，八桂生焉”，故舟揖多采桂为之。故曰：“番禹之桂，爱始为舟。”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番禹已能够生产规模较大的船只。为此必须使用强有力的铁器工具，这与铁器文化在南越国广泛传播非常吻合。
在精神文化方面，赵佗一方面尊重南越人的风俗习惯，甚至亲自“弃冠带’，着越服，“椎害箕据”，自称“蛮夷大长”，利用当地人为官，保留南越文化；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岭北华夏文化在岭南传播。如鼓励岭北人与岭南人通婚，办学教民，推广中原文化，尊老敬老，移风易俗等，使岭北人与岭南人和睦相处，社会安定，华夏文化意识在南越人中不断加强，也加快了夏越族群融合过程。赵伯这些文明进步功绩，得到汉高祖刘邦充分肯定，刘赞其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所以说赵伯无愧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位功臣。
南越国都番禹为华夏文化在岭南的生长点和向外传播基地，“赵佗城”城周10里，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五路相接地区。这一带出土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西安、咸阳秦宫殿的铺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主赵昧墓，亦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还有应元路越王井等，足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已传人岭南，番禹城也从传说变为现实，成为广州城市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在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南皆然。”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文化景观。可见，南越国文化政策，开创了岭南文化向先进方向发展的先河。
赵伦死后，南越国国势不振，不久被汉武帝平定，岭南重归汉王朝，也揭开了中原华夏文化直接在岭南传播新的一页。岭北中原和楚地大批铁器、耕牛，及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源源输入岭南，使大面积密林深谷开垦成为可能，稻作、旱作和
经济作物栽培业进一步发展起来，粤北、西江甚至海南北部和西部土地利用景观发生很大改变。到西汉后期，番禹、侦阳（英德）已有培养士人机构。东汉初，桂阳郡属下粤北各县“修库序之教，设婚姻之礼”，以后私人办学的也不少。这些公私学校，造就了一些人才，同时也有助于改变南越人“不知礼则”、“不闲典训”状态，具有移风易俗作用。但秦汉岭南毕竟还刚踏进封建社会门槛，土著南越文化仍很强大，所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只能与之采取接触形态，继为混合形态，缓慢地在岭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