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女》（又被译作《皮格马利翁》）是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戏剧。通过描写教授如何训练一名贫苦卖花女并最终成功被上流社会所认可的故事，抨击当时英国的腐朽保守的等级意识。后来的好莱坞据此翻拍了电影《窈窕淑女》。

故事讲述的是：语音学家希金斯（Higgins）和朋友匹克林上校（Pickering）打赌用街头卖花女伊莉莎（Eliza）作实验，通过六个月改变她的语言和外表，使之成为仿佛出身名门的贵族小姐。伊莉莎通过一系列训练，果然完全脱离了出身贫寒、言行粗俗的氛围，在出入任何高贵场合的时候都能引起万众瞩目。然而，希金斯是个独身主义者，不可能与她结婚，而伊莉莎既成不了真正的公爵夫人，又不能再回菜市场卖花，遂被置于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神话出自奥维德《变形记》卷十。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岛的国王，也是个著名的雕刻家，由于对女性的堕落和放荡不羁产生反感，决心终生不娶。一次他以象牙雕刻了一尊少女像，并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自己的作品，于是祈求爱神阿芙洛狄忒赐予雕像生命。爱神满足了他的愿望，将雕像变成名叫伽拉忒亚的美女，最后他们结成夫妻。

在萧伯纳的时代，标准发音极其盛行。语音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方言土语受到上流社会的蔑视，正如在《卖花女》的序言中，萧伯纳指出了语言所暗含的社会意义：“当一个英国人开口说话的一瞬间，另一个英国人却露出鄙视的神情。”语言及发音的重要性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1762年，“语音只是一个人谈吐的装饰品”；到了1833年，语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人社会身份的符号。现代英语从十六世纪初逐渐成形，为了让英语能更方便人们的交流，语言学家们推崇英格兰东南部的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的口音。在1926年《英语发音词典》第三版中，丹尼尔·琼斯采用标准发音这一术语描述这种发音，尽管琼斯声明，标准发音只不过是一种可以被广泛听懂的发音，使用标准发音并不说明它是“最好”的，但其带有的较为浓厚的上流社会色彩，很容易被人们把它看做是贵族化的发音。“标准发音在历史上从来就只是一个少数人使用的口音，从未超过英国总人口的3%～4%。英国的语音和语言学家们虽然认定标准发音是不带有地方方言的发音，但没有人能认定它是‘无阶级’区别的发音”。

《卖花女》讲述的是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客观地展示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面貌，同时更深入地揭示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伊莉莎所处的伦理环境、对社会的伦理诉求及伦理身份的转变是萧伯纳关注社会问题的最佳注脚。立足伊莉莎做出身份选择的伦理环境，探讨伊莉莎改变自我的动机以及此后她所经历的伦理身份困惑，从而找寻导致其伦理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作为萧伯纳社会问题剧的伦理价值所在。

萧剧《卖花女》讲述了语音学家希金斯与皮克林打赌，将卖花女伊莉莎改造成了大使馆舞会上风度优雅的绝色公主这样一个故事。萧伯纳以神话中人物名为剧本命名，显然是在向读者昭示其作品与该神话之间的联系。神话中，象牙变成美丽的雕像，雕像又被赋予生命，从象牙到少女，其改变一是由于皮格马利翁精湛的雕刻技艺，二是由于女神为其注入生命。萧剧中伊莉莎从一个“满嘴土话的家伙”变成大使馆舞会上人人艳羡的“匈牙利王家公主”，这是希金斯对她6个月的语音和仪态训练的结果。然而比外在蜕变更重要的是她心灵的觉醒，从一个自卑的卖花女成长为一位敢于追求心中理想的反抗者。神话原型批评认为，神话的意义不在起源，而在于后来的文学展开。萧伯纳重拾神话原型是有自己的创作目的的，因此他在模仿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胆的改变。不同于伽拉忒亚的被动，伊莉莎在被心灵之神注入生命之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期盼，于是勇敢地走上了寻求内心独立和平等关爱的斗争之路。

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希金斯和伊莉莎之间是不能成立的。希金斯与其说是一个教师，不如说是一个对语音学近乎痴狂的学者。英语对他来说是最为神圣的，因为它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语言。他具有很高的语音学天赋和超常的判断力，对周围的人的发音极为敏感，任何玷污英语这一神圣语言的人都令他无法忍受。他痴迷于自己的工作，而且，像许多专注于工作的科学家一样，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甚至邋邋遢遢。作为教授别人如何使用得体语言的他，自己却是出口不雅，频频诅咒。这样一个有悖于传统“教师”形象的希金斯，为作品增加了一种很强的讽刺效果。他第一次遇到伊莉莎时宣称自己三个月就可以改变她的口音，使她具有伯爵夫人的言谈举止。他这么说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语言学才华，并没有真正想去改变伊莉莎，也没有预料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伊莉莎会在第二天登门拜访，主动要求他授课。为了证明自己语言学的才能，希金斯决定进行一次“试验”。至此，在希金斯和伊莉莎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是伊莉莎所希望的，她是带着学费和自尊心来的。但是在希金斯看来，伊莉莎完全是他的一件实验品——他们之间是试验者和试验对象的关系。他命令佣人剥掉伊莉莎的衣服，在她换上新衣服之前用纸把她包起来（如同包一件物品）。当皮尔斯夫人抱怨她无处安置伊莉莎时，他命令她把伊莉莎放在垃圾箱里——希金斯的态度可想而知。不难想象，伊莉莎蹩脚的语音是足以能够让希金斯把她当作垃圾的。现在，希金斯就要开始他的试验了——用这样的一堆垃圾塑造出一个受人尊敬和让人羡慕的伯爵夫人来。

虽然在希金斯眼里，伊莉莎是完全属于他的一件杰作，但是伊莉莎——除却拥有伯爵夫人的语言——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不属于他的。“希金斯最终完成了他的工作，但是他忘了一件事——他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台精巧的机器。”伊莉莎最终完成的转变不是由一个卖花女变成伯爵夫人，而是由一个虚幻的“伯爵夫人”变成一个拥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因此，在希金斯与伊莉莎之间，创造者与作品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人与仆人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随着伊莉莎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他们两人之间就只能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

其实，在伊莉莎主动去找希金斯要求他教自己说话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试图和希金斯进行对话了。她带着钱去找希金斯，她认为既然自己会付出学费，而不是上门乞求，希金斯就应该平等地对待她。那么伊莉莎为什么要去学习“说话”呢？在同希金斯的第一次对话之前，伊莉莎先有了一次和她自己的对话。在第一幕中，伊莉莎出场以后，希金斯把她的语言都记录下来，然后又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随后他对伊莉莎的侮辱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伊莉莎通过希金斯看到了自我的镜像。根据巴赫金的“镜像”理论，自我无法脱离他人而存在，要认识到完整的自我，就必须从他人对我的感受中感受自我在人群中的存在状态。“我与他人之间彼此印证彼此的存在”。希金斯作为伊莉莎的一面镜子，使她意识到了语言给她带来的局限性，以她现在的口音，连一份花店的体面的工作都找不到，这是伊莉莎获自我意识的第一次增长。她试图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的语言，这是她主动拜访希金斯的原因。伊莉莎和希金斯之间冲突的爆发，是他们的第二次对话。此时伊莉莎通过与希金斯、皮克林，以及众多上流社会人物的交往，自我意识更加增强，她已经敢于反驳希金斯的权威的口气。在这之前，希金斯也有一次与自我的对话。希金斯具有语言的天赋，他教会伊莉莎如何运用特殊的语言来改变人们对她的看法，伊莉莎所说的都是他的语言，她的成功是希金斯的自我成功和自我证明，伊莉莎只不过充当了一件希金斯证明自己的才华的工具——她向他言说着他所希望的东西。如果说希金斯作为一面镜子，让伊丽莎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那么伊莉莎作为一面镜子时，希金斯从中看到的只有自我满足与盲目自信，直到伊莉莎敢于冲撞他，使他受到另外一个声音的震动。希金斯与自我的对话其实就是一次独白。

伊莉莎对于自己被上流社会接受的事实并不感到特别喜悦，因为虽然眼下的生活是光鲜迷人的，她却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这是一个除了她自己没有人关心的问题。上流社会生活是安逸且舒适的，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街头卖花女来说，只需浅尝就会头晕目眩。伊莉莎觉得自己在做梦，并希望这个梦可以持续下去，那样她就不用为未来烦心，不用担心自己要回到卖花女的身份了。然而现实无情地打碎了她的梦。如果说大使馆舞会是场让希金斯和皮克林感到兴奋的胜利，那它对于伊莉莎只是一种折磨，她“以全副精神应付这次考验，使她好像在睡梦里在一片沙漠上行走”。这场梦魇结束后，伊莉莎要面对是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她的明天该怎么办？她开始感受到流光浮影背后的空洞，感受到当下生活与她当初理想的距离，“上层社会同下层社会的劳苦人民相比……只是受过一些教育，能操较为文雅的语言，此外并无更多长处”。而她需要更本质更真实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当听到希金斯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总算完了”的时候，她“猛然瑟缩一下”。对两个男人来说，这是场游戏，而伊莉莎却把所有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投注在里面。游戏结束了，梦该醒了，但她看不到出路。

“伊莉莎极力控制自己……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让自己倒到地板上，大发脾气。”她极力维持的平静崩溃了，她“抓起拖鞋向他（希金斯）扔去，扔完一个又扔一个，其势甚猛”。这可说是伊莉莎内心成长的一个转折点。美梦结束，两个男人对她漠不关心的事实像一剂猛药让她不得不清醒过来，以前潜伏在心里的对未来隐约的担忧在这一刻浮上水面。她“发出一声窒息的吼叫”，向希金斯质问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希金斯的回答让她彻底清醒了：“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又算得了什么？”这对追求自我身份完整的伊莉莎是个沉重的打击，她终于从希金斯口中知道了“他把对她的操纵控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撕破了粉饰的太平，伊莉莎“绝望地低着头”，她知道这场游戏已经结束，她如果想按自己原先设想的生活继续下去，就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尽管这时伊莉莎并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她还是勇敢的选择了离开，一如当初来向希金斯求教一样，她不愿成为被命运摆弄的可怜虫。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伊莉莎的心灵是觉醒在痛定思痛之后的。她向希金斯求教不为成为表面上的公爵夫人然后嫁入豪门，而是为了能有一份更让人尊重的工作，更好地自食其力。即使是之后那段迷失在上流社会生活中的日子，她也没有完全忘记自己，心底总有关于未来的隐隐的不安。她把希金斯和皮克林当作朋友，最后却看清自己与希金斯所代表的社会“不可能有共同的感情”，这与她一直所追求的平等关爱是相互冲突的，于是她决心与他们决裂，愤然出走。这样的心灵历程不可谓不艰辛，但伊莉莎最终从矛盾中挣扎出来，完成了自己的蜕变，显示出她寻求自我身份的坚定。

最后一幕里，伊莉莎和希金斯的话语主动权倒转了。伊莉莎始终“和和气气”、“安闲自若”，相反，希金斯则“大吵大闹”。从她面对希金斯时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她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对生活的期望是什么，所以此时她如吃了定心丸一般，不再慌乱，也不再歇斯底里。他们两个最后一场谈话中，伊莉莎说出了自己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渴望：“我做这个不是为了漂亮衣服和汽车……我只要求彼此能够友爱一些。”这场推心至腹的交流，却也因为两人价值观的差距而不欢而散。虽然艰难，但伊莉莎心灵最终还是觉醒了：她获得了充分的自我认识，并准备坚持自我，不言放弃。文末希金斯也以他的方式承认了伊莉莎的成熟：“你和我和皮克林将要是三个独身汉而不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傻姑娘了。”

在卖花女刚出场时，她的穿衣打扮透露出她的品位是粗俗的：“头上戴着一顶沾满灰尘和烟灰的黑色的水手草帽，看样子好久都未曾洗过。她的头发也很脏，泛着一种非自然的灰老鼠似的色泽。”然而，这是与她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的：她的父亲是一个爱喝酒的倒垃圾的工人，不能给她足够的经济支撑，同时不能让她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第五幕中，伊莉莎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一年有三千英镑收入的富人。但是，他并不能像上层阶级那样把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社会学研究注意到，上层阶级的贵族品位凝结着大量的文化资本，而新生为贵的暴发户虽有高额的经济资本，却缺少已转换和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本。因为文化资本与金钱、贵族头衔是不同的，它不可以直接地传递给某个人，而是慢慢地内化为身体形态的个人性情，如习性、品位等。希金斯与伊莉莎来自社会中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们在最初的文化积累上就是不平等的。小孩一出生就通过家庭被社会分隔开，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会拥有不同的语言、饮食习惯，甚至身体的姿态也是不同的。希金斯的母亲，希金斯夫人有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她崇尚的家具风格是莫里斯和彭·琼斯派，房间的摆设十分美观。房间里还挂了几幅油画，其中一幅是希金斯夫人的肖像。这些体现出了希金斯夫人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的物质形态。由此可见，希金斯的童年时期一定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陶，从而能够积累更多文化资本。希金斯比伊莉莎更容易得到学校教育和社会的认可。

希金斯认为伊莉莎的土音是让她下半辈子只能在贫民区里混，而教育能给她带来巨大的转变。他口中的教育，实际上是以他的标准英语与上流社会礼仪为基准的统一。布尔迪厄认为，这种统一原则给上层阶级带来了一种政治权利的操纵与垄断。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语言学教授，希金斯拥有一种话语权威：“不超过三个月，我便可以让她出席外国大使的花园宴会，别人一定以为她是一位尊贵的夫人呢！或许我还可以为她找到一个去贵族家中当保姆或店员的差事，那样的差事一般都要求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伊莉莎认为他可以讲出一口上流社会的口音，并因此把他看做是权杖的拥有者，“言语的效力来自语言的外部，这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方式显示出来：当发言者站起来发言时，一只权杖传递给他（根据荷马所言）”。另外，伊莉莎接受语音训练的场所也是有一定含义的，萧伯纳没有选择客厅或是其他地方，而是在实验室里。场合越正式，它越能把这种支配的语言方式强加给被支配者所认知。伊莉莎得知希金斯是一位语言学教授后，深信他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就能使自己有所变化，且在接受训练时，她并没有质疑过希金斯所教授的言谈举止的方式。

希金斯对伊莉莎的训练看起来是成功的，而伊莉莎通过教育似乎获得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经过希金斯对其六个月发音、讲话方式和行为举止的训练，卖花女被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即一位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然而伊莉莎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她完全感觉不到归属感，正如她自己对希金斯所抱怨的：“我还有什么事？你令我成了现在的情形，我还有什么事能做呢？我能去什么地方，我能做什么事情，我的以后该如何继续？”此时的伊莉莎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生活，因为她把自己的原本的口音完全忘记了，她就是想用从前的发音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

文化资本的本质被萧伯纳隐秘化了，金钱仍决定个人的社会位置。由于受制于社会位置，个人很难真实地理解现实：大多数被支配者往往只能接受意识形态的笼罩，想当然地认识现实，无意识地接受支配者的价值观，导致歪曲地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获取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被隐藏了。社会中的个人则误认社会秩序、等级分类的“天然性”。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使得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以更隐蔽的方式运作，屈从者却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到，并自愿服从统治力量的规训。这些之所以被个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是因为在其背后存在的整个社会的秩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这种分类的标准是任意的、人为的，是特定的群体依照自己特殊的权力关系建构的。同样的，文化也是任意的、人为的建构系统。从来没有哪一种语言是天然合法、高贵的。伊莉莎期望获得的文化资本只不过是一些任意的阶层符号的收集，第五幕中，伊莉莎怀疑文化资本的真正价值，声称希金斯所教给她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技巧，“像是学习用时尚的方式跳舞”，表明她认识到教育真正的价值一种测量社会声誉的工具。

当伊莉莎发现六个月后的自己成了任人摆布的玩具时，她内心的挣扎、无助使她的自我意识再次爆发，最终选择逃离了希金斯教授的家。她竭力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而渴望回归真实的自我。希金斯自然也不会接受只是改变了语言习惯的伊莉莎，其所谓上层阶级的身份不过是虚伪的装饰，其本质仍然是下层阶级的卖花女。伊莉莎“除了我叫她想的说的以外”，根本没有属于她自己的思想。伊莉莎也终于在六个月之后认清了现实，逐步瓦解了当时的坚定。她痛恨自己的懦弱与无力，渴望实现全新的自我。

《卖花女》深刻揭示了当时的英国社会个体在自我重塑过程中遭遇的伦理困境。卖花女伊莉莎试图通过学习上层阶级的言谈举止来跻身上层社会，从而改变她卑微的身份。但是她并没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种愿望。在剧作结尾，伊莉莎仍然是借助意外获得大笔财产的父亲才摆脱她耻辱的下层阶级身份。伊莉莎最初看似美好的愿望让她失去了自食其力的力量，也迷失了真正的自我。伊莉莎虽然取得外表、谈吐等自我转变的成功，却同时陷入了更为糟糕的伦理困境。她在追逐所谓高贵社会身份的同时，更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伯纳通过讲述伊莉莎的故事，集中再现了当时英国社会个体阶级身份与伦理诉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对该社会中个体寻求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寄予了关注，从而传递出深刻的伦理意蕴。

对话

萧伯纳认为戏剧过于注重情节往往会有损于它的思想性，而“讨论”却是“一个打动人类良心的技巧”，是揭示真理的最好的方法。所以他总是采用讨论的方式，以达到引人思索的目的。《卖花女》中同样有很多角色之间的讨论，比如皮克林对希金斯的告诫以及女管家的劝告，还有希金斯和母亲之间的讨论。但是独断专行的希金斯是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的，因此这些讨论不能够形成一个与之对话的声音。相反，被希金斯视为自己的作品的伊莉莎却发出了与他对话的声音。这个声音形成了一种新的讨论的形式。

巴赫金认为，“对话”是指两种处于平等地位的独立意识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他指出，苏格拉底对话录是最早的“对话”形式，真理正是从两个声音不断交换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而不是源自一个声音的独白。但是在对话录的后期，苏格拉底逐渐变成了一种耳提面命的导师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就意味着权威的确立，于是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把所有的人划分为九等，等级越高的人距离真理越近。有了权威之后便不再有对话而只有传授了，真理的讨论就变成了真理的独白。在《卖花女》中，希金斯无疑是“独白”的权威。在第一幕里，希金斯一开口就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作为一个很有造诣的语言学教授，他确实具有如何“说话”的权威，剧中也多次展示了希金斯说话的才华，比如他连威吓带哄骗地把伊莉莎留住，他轻松地打发了前来敲诈的杜利特。希金斯既不是恶棍，也不是别的反面人物，他不惹人反感，甚至“有些让人喜欢，因为他有些孩子气”。他最大的缺陷就是他只相信“独白”，不相信“对话”。《卖花女》表现了对这种缺陷的讽刺和对希金斯自我认识局限性的批判。直到最后，希金斯还是表现出一种盲目的自信，相信伊莉莎会回到他的身边来，而伊莉莎已不再是一个像玩具一样任由他摆布的物体，而是一个获得了自我支配和选择的自由的人。就像《弗兰根斯坦》中的韦克特一样，希金斯热情而专注地沉浸于自己的“创造”之中，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创造”的后果。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萧伯纳戏剧中常见的主题——年轻的主人公在经历一场个人危机之后获得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获得独立意识之后的伊莉莎必然要求与希金斯平等地对话，对话的主题正是通过两人之间的“对话”关系一步步地揭示出来。

语言

伊莉莎多次使用双重否定句来表达否定意思，主谓也常常不一致，也不注意语法规则，说的完全是非标准英语，在她接受训练前这样的表达随处可见：当伊莉莎得知有人（希金斯）在记录她说的话，可能控告她，她为自己辩解时说：“I ain't done nothin’ wrong by speakin’ to the gentleman.”她想表达的是否定意义，即自己同那位绅士说话并没有错，但她却用了双重否定句；当她不满于希金斯只关心他自己而对别人冷漠无情时说：“You don’t care for nothin’ but yourself.”也误用了双重否定句来表达否定意思；当别斯太太认为在对伊莉莎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对她进行语音训练这种做法不合理，担心受训练后的伊莉莎无所去处，于是对她说：“Go home to your parents, girl.”让伊莉莎回到父母身边，而伊莉莎的回应是：“I ain’t got no parents.”这里不仅误用双重否定来表达否定意思，而且主谓搭配也不合语法规则；当希金斯让伊莉莎看他所记下的话时，伊莉莎说：“That ain’t properwritin’. I can’t read it. ”ain’t与主语that不一致，类似的主谓不一致的还有“It weren’t fit for pigs to live. I had to pay four and six a week.”“He’s no gentleman, he ain’t, to interfere with a poor girl!”“Anybody'd think you was my father!”等。作者通过这些不合语法、句法规则的语言描写，进一步把卖花女伊莉莎的低下社会地位和不良教育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

希金斯认为一个人的语言水平决定着他的社会地位，当他在街头听到伊莉莎那难听、蹩脚的英语时，对众人说：“Her English will keep her at the gutter（臭水沟）or the rest of her days.”gutter本义是臭水沟，这里比喻肮脏的贫民窟、艰辛的流浪生活，意指伊莉莎粗俗的语言决定了她只能永远生活在下层社会，过最艰辛贫困的生活。希金斯无法忍受伊莉莎那不堪入耳的英语，把它批评得一无是处，进而也瞧不起伊莉莎，说她是：Yes, you squashed cabbage leaf!”，这里把伊莉莎比喻成烂菜叶，表明他对下层社会人的冷漠和鄙视；后来当伊莉莎去教授家请求接受训练时，教授说：Should we ask this baggage（行李） to sit down... or shall we just throw her out of the window?”此处他也不认为言语粗俗的伊莉莎是一个人，而把她当做一件东西（行李）可以随便丢弃。此时伊莉莎自觉自尊受到伤害，辩解道：I won’t be called a baggage.”管家别斯太太也谴责教授说：But, sir, you can’t take a girl up like that...as if you were picking up a pebble on the beach.”意为不能把伊莉莎当作从沙滩上捡回的鹅卵石，鹅卵石没有情感，但女孩有，被改造后她将何去何从呢？这些比喻用法都表明了会使用高雅语言的资产阶级内心世界的丑恶和虚伪。

在第二幕中，当卖花女初次来到希金斯家中，希金斯认为她的语音已经有记录完全没有利用价值时，他毫不客气地对皮克林说：“Should we ask this baggage to sit down...or shall we just throw her out ofthe window?”当伊莉莎完全不能领会他的美妙发音时，教授则很不痛快地对女管家表示：“All right, Mrs. Pearce, don’t order those new clothes. Throw her out.”希金斯的语气是如此不尊重人，傲慢之极。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居然对卖花女说“Yes, you squashed cabbage leaf! You disgrace to the noble architecture of these columns! You incarnate insult to the English language...”（你这片烂菜叶，你丢尽了这里庄严地圆柱建筑的脸，你对不起英国的语言……）。出自语音学教授之口这句话难道不是对所谓的“贵族语言”极大地讽刺？到底是谁对不起英国的语言？而且正是由这样一个满口脏话，毫不懂礼貌的人通过改造一个完全没有教养卖花女的语音就能让她步入上流社会，这不是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绅士淑女的绝妙嘲讽么？

《卖花女》是萧伯纳的代表作之一。该剧作讲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语言学家希金斯和朋友匹克林上校打赌，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将目不识丁、粗俗不堪的卖花女伊莉莎教导为一名“上等人”，一位举止优雅、谈吐不俗的上流社会小姐的故事。剧本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不仅展现了剧作家萧伯纳高超的语言写作能力，更展示了其对当时英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细致刻画和深入观察。该作品在1912年出版发行之后，立即获得成功，并于1956年改编为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1964年导演乔治·丘克将之改编为电影《窈窕淑女》，搬上荧幕。歌舞剧与电影的视觉推广使得萧伯纳的这部作品家喻户晓，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是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萧伯纳的一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密切关系的一生，他认真研读过《资本论》，公开声言他“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其思想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及尼采的影响，而且又曾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不过他却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