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发之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和画家。自幼受良好教育，与众多当年名士相交。代表作有《漉篱集》等，卓发之拥有较高的诗文的文学声誉，并且在文人词、乡野民歌和市民杂剧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卓发之[明]善画。《阴画拾遗》 。

多数人可能不清楚，卓人月进步的文学思想和杰出的文学才华的形成得益于家学的熏陶，例如，为《全清词》误收的其父卓发之就同样是晚明江南文坛知名度极高的一位文人。

卓发之，字左车，号莲旬，一生踯躅科场，仅得副贡荣身，与汤显祖、董其昌、顾宪成、高攀龙、钱谦益、焦hóng@④、陈继儒、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释紫柏、憨山等众多明末著名文学家和复社人物均有交游，著有《水一方诗草》、《漉篱集》、《今文线》、《经世略》等。因生前两栖于仁和塘栖与南京清凉山，故阮元《两浙yóu@⑤轩录》卷三与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二十二均有收录。崇祯刊本《漉篱集》二十五卷（其中诗六卷）、《遗集》一卷虽以“书中多悖妄之词”在乾隆间遭禁毁，现仍存于国家图书馆。

与上辈卓明卿比较，卓发之的诗文创作，凭借坎@⑥屈扼的人生遭际、师事佛禅而来的灵敏悟性以及对古代文化的广泛涉猎和深厚造诣，进一步脱屣了文坛时风的雾障，昂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汤显祖等名人以“江左卧龙”、“秣陵珠树”等誉之（叶灿《漉篱集序》）。李维桢评曰：“láng@⑦琊、历下举世所尸祝者，皆莲旬所唾弃，以为翁仲、方相之伦，峨冠博带，都无神明者也；乃近世蹀躞纤谐之气，又莲旬所指为词坛侏儒俳优也。今读《漉篱集》，高文典册中而天真浪漫、不修边幅，如寒山普化，诸子可以脱帽露顶、散发坦胸，作人间散圣，亦可驾象王车，踞狮子座而坐道场，莲旬其度世之英雄乎？”樊良枢亦云：“国朝王李诸家但袭冠裳，未露心骨；会稽、公安便欲全脱初盛，恨半落宋元。若莲旬《江南》诸什，自出手眼，直抒性情，tiǎo@⑧tiǎo@⑧若秋云，荡荡如流水，可谓极文人之致，登作者之坛矣。”董其昌对其各体诗的成就更是揄扬备至：“读莲旬五言古诗，峰峦耸峙，骨法峻增，奇花异卉生岩罅中如石上藓，盖其吐纳呼吸冶铸苏李，而光芒烛天，神锋独露；七言古昔人以少陵《兵车》祖祢《木兰》，余谓谪仙《蜀道》挥斥屈宋以拟莲旬，差堪仿佛，故如江海横流，骐骥暴怒，驱柏梁诸子而蹴蹋之，若汉高之颠倒豪杰也；五言律，……有闲冷者，有幽艳者，有高峻者，有雄奇者，有老笔纷披如两人对语者；七言律如梵书琅简，不落世谛，每以一气呵成，笼罩今古，昔人所推《黄鹤楼》、《郁金堂》是其胜场，如初日芙蓉，天然莹洁，亦如与可画竹，咫尺间具万里之势，皆于字句之外，曼然独绝，无一毫雕绘气；五言绝微茫之中颓然自放，如秋花艳于山隈，亦如鸿鹄翔于天半，兼齐梁之艳词与辋川之幽韵……”（《漉篱集》卷首《读〈漉篱集〉总论》）其散文则在直抒性情中贯穿一种批判现实的尖锐思想。如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丝毫不让于后来的蒲松龄和吴敬梓。《漉篱集》卷十《钟小天文序》云：“英雄举事多先人一着，惟时文以后起者胜此，可笑也。忆己酉、庚戌间予得（陈）大士、（艾）千子之文而悦之，……迨今几二十年而残沈馀沥皆掇进贤冠以去。进贤冠不足奇，乃至举世推重为第一流，安有第一流向他人残沈馀沥中讨活计者哉。”《张来初行卷序》亦云：“世间雅俗之辨，或竽或瑟，来初则玉箫之清啭也；或为家鸡，或为野鹜，来初则鸾翮之高骞也。而余独虑其不售，疑真文之不足饱伪目耳。……伪售者十九，而慕膻逐臭者盈天下也。”卷十一《史隐君八十寿序》同样云：“自国家以经艺取士，非冠进贤不足自重于当世，甲乙两榜而外则以为庸人耳。然庸人中往往有迥别常流者，进贤冠中率多唯唯诺诺、鱼鱼鹿鹿之人。”卷十《舸阁草序》云：“本朝以内圣外王之学望制艺之士，士以制艺致身霄汉矣，乃徵德行，则侧席而别举贤良；御蟊贼，则拊髀而旁求颇牧。……今科名之陋，陋于八股。”同卷《叶司成传稿序》更直言不讳、入木三分地道出最高统治者以八股制艺取士的自私险恶用心和其严重后果：“国家举天下英雄束之枯管三寸之内，又束以经生一家之言，取其断断无用者，阴夺其气而弱其骨，以寓销锋镝、放马牛之意，至深远也！乃一旦有事，必将误于经生之手。”明代灭亡的史实最终完全验证了卓发之的这一预言。

卓发之的诗文创作所以能取得比较高的成就，在于他很早就有较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进步的文学发展观。尝自云“少年落笔不肯徇时趋，每于笔墨之外，自行胸怀”，“更具厌薄一切不事事之想”（卷十《经义五种自序》）。认为“诗人之旨，又不在有文字处，而在无文字处，如山之有光，水之有态，花之有韵，寒暑之中于肌肤，岩穴之蒸为云气，其所以感人者甚微，殆非思议可到”，“试观诸所举之诗，往往废形而用神，全是活句，都无定法”，“汉宋以后遂以定法与人，共认一沤以尽瀛渤矣”，批评“国朝局以制举一体，震泽、毗陵而后，所云风雅法脉，无非学一先生之言，蹲坐于中如槛猿笼鸟”（同卷《锄斋诗义序》）。断言“千古文人擅雕龙绣虎之奇，则必有镂金琢玉之巧，而自不得不随世代为古今，故唐宋不汉若，汉不周若”（同卷《禊园近业序》）。这不仅是理解卓人月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性人物，也是整个明清文学史、思想史、批评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人物，惜至今鲜见任何相关论著、辞书（包括《历代人名大辞典》）提及。

其生年，《卓氏遗书》卷二《家传》内载：“发之，字左车，万历丁亥八月十八日生。”其卒年，明崇祯传经堂刻本、卓发之《漉篱集》二十五卷后附《漉篱遗集》一卷，卷首题作：“戊寅作。”该卷末附《莲旬西归公案》一文，记卓发之具体病卒时间为崇祯十年戊寅八月十六日。如此，卓发之的生卒年为1587-1638。卓人月继承了万历袁宏道以来诗主性情、不囿时习的精神，反对前后七子的矫揉造作、仿拟古人，并为寻找适合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如其自云：“余谓情之所近，其诗最真。拟作何等语，为何等格，未有不失真者。今人争高豪壮，几于村中老塾喜为剑气之歌，使人匿笑不止。若无艳情而为艳语，无岑寂之气而裁岑寂之章，其病累然。我辈率真而已。”（崇祯十年刊本《蟾台集》卷二《徐卓晤歌引》）又云：“初从昌谷入门，喜其凿空构造，险涩异常；然以喉间之气儡傀蹙缩而不得伸，如松柏之被挛缚，形状愈怪而参天倚云之势则不足。于是借太白之酒杯浇之；既而苦其奔放难羁，cū@③豪之色露于眉宇，而无萧淡自适之致。于是假道于辋川、彭泽以安其性情；顾又不耐其寂寞之久，而绮丽之思不知其所以然而动。且夫卤莽既平，渐将有与物为昵之意，则不得不奉齐粱诸公为情艳之祖；迨其流于纤靡也，而不免金荃香奁之习矣。心窃耻之，颇欲返之于浑厚沈深，则遂觉与子美公津津相入者而力未逮也：夫力虽未逮亦自以为此种好尚为最上一乘矣。”（同上《红树诗序》）在继续保持卓氏长技——诗文的文学声誉的同时，卓人月还在文人词、乡野民歌和市民杂剧等方面进行新的开拓，其短暂年华迸射出的过人才智成为明亡之前士人议论的一个常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