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陆军在华北地区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37年8月31日日本参谋本部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在中国驻屯军基础上组建，又称北支那方面军。寺内寿一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北平(今北京)。下辖第一、第二军，另两个师团、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和特种部队。后多次调整战斗序列，至1945年8月时下辖第一、第十二、第四十三军和驻蒙军等。司令官继寺内寿一后为杉山元(1939年1月起)、多田骏(1939年9月起)、冈村宁次(1941年7月起)、冈部直三郎(1944年8月起)、下村定(1944年11月至战败)。曾实施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和百团大战中遭受打击。以后又曾进行中原会战(1941年5—6月)和打通平汉线作战(1944年4—5月)。1939—1943年每年均进行治安肃正和大规模“扫荡”作战，实行三光政策，残杀中国人民。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政府投降。

华北方面军，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一支军队，1938年末建立。主要任务为恢复华北重要区域内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的安全。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8月31日编成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北平，主要作战区域为华北地区。11月20日直属日军大本营， 1939年(昭和十四年) 9月23日编入新设立的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北方面军解散。1937年7月中下旬，日军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除使用中国驻屯军继续进攻北平、天津，还制定了向华北增兵的计划。7月27日和8 月 31日，日本中央统帅部先后将第五 六、十、十六师团和新编成的第一〇八、一〇九师团调入华北。日军攻占北平、天津后，对当时战争的形势判断认为：在涿州、沧州、郑州、保定、石家庄地区有中国军队约 34 万人，日军以现有兵力实现占领保定至独流镇一线的计划是困难的，因此决定将兵力扩编至2个军，并编成华北方面军实行统一指挥。8 月 24 日，日军参谋本部拟定了华北方面军的编制方案；8 月 26日任命寺内寿一大将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8月31 日以临参命第 82 号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第一、第二军战斗序列;同日，成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至此，华北方面军即告编成。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初设天津，1938年1月移驻北平。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五师团、第一〇九师团、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方面军直辖防空队、独立攻城重炮第一、二大队、方面军通信队、铁道队、直属兵站部队、中国驻军宪兵队。华北方面军刚成立时直属日本昭和天皇，后改为大本营直隶。1939 年9月中国派遣军成立后，华北方面军编入中国派遣军。日本投降后，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方面军最后一任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部向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缴械投降。

创设时间：1937年8月31日

废止时间：1945 年 10月

通称号：甲

编制级别：方面军

最终上级部队：中国派遣军司令部

司令部：北京张自忠路3号，这里是清末陆军部、海军部旧址，也曾是民初总统府、国务院和1924年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所在地。

寺内寿一大将: 1937 年8月26日—1938年12月9日

杉山元大将: 1938年12月9日-1939年9月12日

多田骏中将: 1939年9月12日-1941年7月7日

冈村宁次大将：1941年7月7日—1944年8月25日

冈部直三郎大将： 1944年8月25日—1944年11 月22日

下村定中将: 1944年11月22日—1945年8月19日

根本博中将: 1945年8月19日一复员

冈部直三郎少将：1937年8月26日—1938年7月15日

山下奉文少将: 1938年7月15日-1939年9月23日

笠原幸雄少将: 1939年9月23日-1941年3月1日

田边盛武中将: 1941年3月1日-1941年11月6日

安达二十三中将: 1941年11月6日-1942年11月9日

大城户三治中将：1942年11月9日—1944年10月14日

高桥坦少将: 1944 年 10月 14 日一日本投降

“治安战”及其失败

从1938年末至1941年，华北方面军利用下属部队间的兵力借调频繁开展作战行动，通过“肃正”作战不断压缩华北腹地国民党军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并以周期性的消耗作战持续压制华北边缘地带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具体作战过程中，华北方面军作战部队不断尝试改进战术战法，体现出了较高的战术效能，最终将“治安”区域扩张至华北地区大部分城镇与主要交通线沿线。此外，鉴于兵要地志资料对于占领区统治及扩大侵略的重要性，在参谋本部等领导下，华北方面军连年制订兵要地志调查计划，指挥所属部队按照规定的任务和时间全面深入地实施谍报活动。

然而，在快速扩张的背后，“治安战”的失败结局已然显现。随着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发展壮大，华北方面军有限的机动兵力在不同的中共根据地之间疲于奔命，兵力借调这一“治安战”的基础也开始出现混乱，华北“全境治安”渐成镜花水月。在东京方面决定采用政治手段逼迫中方投降的方针下达之后，华北日军便开始积极调查资料反复研究，进一步将“治安战”政策中的政治攻势推向了新的高度。通过考察此时期“华北方面军”的内部文件可以发现，这种政策调整虽然修订了以往“第二满洲国化”的方针，将政治攻势上升到了与军事作战同等的地位，但仍然目光短浅，避免不了失败的宿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侵略军想要笼络华北的民心并限制中共在敌后的发展，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