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政务委员会，抗战时期汉奸机构。1940年3月30日，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本语：ちゅうかみんこくりんじせいふ）的名称废止，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日本语：かほく-せいむいいんかい）。大汉奸王克敏出任委员长。同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境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内各项政务，并监督所属各省市政府，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设最高法院华北分院。

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汪伪国民政府管辖，在汪伪政权中享有极高的自治权，拥有直属的“华北治安军”，并全权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日本沦陷区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的政务，河南省的豫北、豫东地区也归华北管辖，承担所谓防共、治安、资源开发及调节物资供求关系等方面的任务，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各方面实际不受汪伪政府统制，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一个傀儡政权。

在政务委员会下设省和特别市，省以下设道、市、县、省长、道尹、市长、县知事由政务委员会任命。

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设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建设五总署，各置督办一人，分掌政委会的政务；

并设政务、秘书两厅，为政委会内部机构。

设常务委员7人：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王克敏、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建设总署督办殷同、政务厅长朱深。

委员为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江朝宗、赵琪、马良、潘毓桂。

在筹建汪伪中央政府时，王克敏与汪精卫争权夺利结怨甚深。日本为安抚汪精卫，于1940年6月把王克敏赶下台，任命王揖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

王揖唐就职后，成立了“华北防共委员会”和专为日本掠夺资源服务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并自任这两个组织的委员长。

在不到三年任期内，王揖唐搞了5次强化治安运动，屠杀了无数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抓捕了大量民供日军役使；并开发矿藏、强征粮食，竭尽华北物力以支援日本的侵华战争。

在日本侵占的8年中，华北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屠杀、搜刮、掠夺要以这一时期最为残酷。

汪伪国民政府在华北仅徒具虚名，“华北特殊化”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在华北沦陷区甚至于连五色旗还照旧悬挂，只是把它改为新民会的旗帜。

日本对于华北的方针是：政务工作“受陆军大臣的直接领导”，“统治监督占领地区内的行政。即对华北有关全面的重要事项，可直接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或“根据需要”（主要指有关经济事项）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担任幕后指导”。

日本“华北派遣军”统治监督全部华北伪政权的行政，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南由当地日本驻军负责“政务指导”。华北和省级，日军派设“顾问部”。

各地具体事务由日本陆军设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门、邢台、邯郸、太原、崞县、阳泉、临汾、运城、长治、济南、德州、济宁、益都、烟台、新乡、开封、商丘、徐州、海州等地的特务机关负责，道、市、县派驻“联络员”。

1938年1月23日，日本首相宣布，日本政府对华北伪政权“处于监护地位”。日本“兴亚院”驻北平的“华北联络部”担当华北伪政权的“外部监督”。

1942年11月，兴亚院联络部由日本使馆事务部取代。

至于汪伪插手华北，“华北派遣军”警告说：“勿过于采取急剧的中央化，使华北妨碍帮助大东亚战争”。汪伪在华北也得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华北方面取下了“五色旗”，于1943年2月9日挂上了与汪伪国府直辖区域完全相同的旗帜。

在“淮海省”（日本语：わいかい-しょう即前“苏北行政区”、“苏淮特别区”）停用“联银券”，使用汪伪政权的“中储券”。

汪伪国府设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办事处”，派了一名上将“委员”驻在北平。“华北治安军”改称为“华北绥靖军”，更换成与汪系相同的军旗和军徽。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10月10日，日本“华北派遣军”在北平签降。

10月11日，华北政务委员会为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接收。历时近8年的华北伪政权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