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国医学院由施今墨于1931年创立的学校，前后毕业了六百多名中医学生。

施今墨先生在1931年创立的“华北国医学院”。这所学院，前后毕业了六百多名中医学生。

1931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四年级的各家医案、各家学说由他亲授，他最为推崇近代名家丁甘仁先生医案，谓其取材严谨，理法精到，父亲阐述深广，并用自己的临床体会加以引申。

他还学习西医理论和诊断方法，并打破行业界限和中外西医界人士交朋友，早在廿年代就提出了“中医积累千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其真理”和“中医现代化，中药工业化”的口号，并身体力行。

1924年前后他开始使用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在诊所增设了化验室，并开办合剂药房，试验制作浸膏、酊剂、蒸露、药粉等，方便患者。

1931年与肖龙友、孔伯华先生合作在西城丰盛胡同成立北平国医学院并亲自任教。后在西城（全国政协后身），创办华北国医学院，所授课程，中医课为主，聘请刘渡舟、赵锡武、瞿文楼、赵炳南、姚季英、朱壶山、仉即吾、董德懋、杨医亚、马继兴等先生教授。

西医课为辅，如生理、解剖、外科等课由姜泗长、邓祖禹先生担任，他们带领学生参加北医大的生理、病理科的教学、尸检、病案病理讨论，从理论到临床，为不断提高中医学术水平创造了条件。

为兴中医之学，施今墨于1931年在北京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学院遵循“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培养中医人才，绝不拘泥成法，唯一宗旨希望明先哲遗言，借助新医经验，为人群造福”的办学宗旨，坚持以医德和医术结合、中医和西医结合、理论和临床结合的“三个结合”办学方针，按近代教育模式设立董事会和教务机构，实行严格的教学和学籍管理体制。

兼容并包，发扬中医传统的同时，结合时代为中医赋予新的内容，华北国医学院在这样的风气之中培养了一批名医大家。今天，回顾华北国医学院的办学思想和经验做法，或许对当下的我们能有所启迪。

20世纪前50年，在中国医学发展问题上，曾两次掀起消灭中医、废止中医的恶浪：第一次是北洋政府教育会议制定《壬子癸午学制》（1912—1913）中，完全没有中医内容，意图从教育体制上消灭中医。第二次是在1929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一致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这两次消灭中医的阴谋，都因全国中医药界的努力抗争和集体请愿活动而告破灭。

与此同时段，中医药界依靠自身力量先后兴办70余所中医学校，创办期刊近200种。在诸多中医学校中，以“南丁北施”影响力最大，即丁甘仁1916年在上海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施今墨于1931年在北京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

1930年，施今墨先与肖龙友、孔伯华等在北京创办北平医学校（即北平国医学院），肖龙友任校长，施今墨与孔伯华任副校长。为了培养中西医兼通人才，实现自己独创的教育方针，让中医紧跟时代不断进步，施今墨觉得只有独立创办一家中医学院才能最后完成自己的理想。1931年末，施今墨与陈宜城、魏建宏等合作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校长，陈宜城为董事长，并在中央国医馆立案。华北国医学院校址初在北平宣武区盆儿胡同，次年迁至西城区大麻线胡同8号，并设有诊所，1940年迁至宣武区西砖胡同36号。

华北国医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培养中医人才，绝不拘泥成法，唯一宗旨希望明先哲遗言，借助新医经验，为人群造福。”该学院坚持以医德和医术结合、中医和西医结合、理论和临床结合的“三个结合”为学校始终如一的办学方针，按近代教育模式设立董事会和教务机构，实行严格的教学和学籍管理体制。学制为四年，办学时间长达18年，入学人数约650人。

1935年，华北国医学院创办校刊《文医半月刊》，以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能力，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从而改变中医界只顾看病、不善总结的陋习。在1937年的《文医半月刊》上，施今墨云：“学问之道永无止境，取短见长学者本色。当此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吾国医学陈陈相因之玄说奥理，而走向科学化之途。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应信任之，反之摒弃不用也。”

《文医半月刊》设有长篇专著、医学商讨、名医医案、医药问答、脉学讲座、外科启秘、幼科研究、药学研究、良方介绍、论坛、译作、杏林文艺、卫生常识等栏目。在《文医半月刊》上发表文章而较有影响的有彭子益的《中医系统学》（今名为《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原理篇、生命宇宙篇，以及第二届学生任冠民的毕业论文《医案概论》、医夫的《萧山今墨施氏医案》、朱壶山的《杂病论精义折衷》等，都是长篇连载。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医条例，规定考试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中医师考核，施今墨与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并推为主考官，世称为“北京四大名医”。1938年，《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纪念刊》明确指出：“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

就中医刊物而言，施今墨主办的有《文医半月刊》《国医月刊》《复兴中医》三种。1935年，在施今墨主持下，作为华北国医学院校刊的《文医半月刊》开始招聘编辑，学生杨医亚应聘成功。在办刊过程中，杨医亚不断结识北京名医，提高了沟通能力，开拓了学识眼界，为他以后创办《国医砥柱》月刊创造了良好条件。1939年，杨医亚又应施今墨之聘成为华北国医学院教授，1949年又被任命为校长，走上了一生从事中医教育工作的道路。

多种传承方式结合 家传、师承和院校教育是近现代中医人才培养的三条途径。相对于院校而言，家传、师承从古有之。而中医正规系统的院校教育，应该是“西学东渐”后的事情。与家传、师承最大的区别是，中医院校引进近现代教育体系以及西医课程。现实的做法是，将师承和院校结合起来，并可在招考时尽量考虑家传的因素。在这方面，华北国医学院和施今墨的教育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方面他们采取的形式可谓是多种多样：有先有家传后再院校的，有先有师承后有家传的，有先有院校后有师承的，还有中医家传后再去西医院校学习的。再如在祝谌予引见下，北京中医学院1962届学生吕仁和、吕景山曾在施今墨诊所抄方，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后来都成为国医大师。可见系统学习加上名师点拨，应该是中医成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这还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人施教”的元素，一切以各人因缘造化和天资禀赋为定，而决不“拉郎配”。

经典与临床结合 中医的生命在临床，中医的灵魂在经典。合理将经典和临床有机结合，能尽早全面接触中医精华，尝到真正的中医“味道”。华北国医学院高年级学生学完基础课后，到诊所随师实习。施今墨还亲自带教，并亲自讲《丁甘仁医案》课。后期教医案课的，是编写《祝选施今墨医案》的祝谌予。朱壶山则在讲课时常结合施今墨医案，讲述经典理论精义。而华北国医学院的经典老师都是临床开业医生和理论大家，如朱壶山的《伤寒论通注》《杂病论通注》、杨叔澄的《医学大意》等都是自己编写的教材。而后者以《医学实在易》《慎疾刍言》等原著和注解为主，循序渐进，可以使学生较快地掌握中医基础理论。不少学生回忆，当时都有上午门诊抄方，下午随师出诊，晚间或整理脉案，或名师讲解经典课的经历。

重视医德教育 华北国医学院自1935年起制定“医戒十二条”，其核心是仁者爱人。医戒特别强调：医业以救人为本务，医者以治病为正务，故不可耽安逸，不可邀名利。施今墨在诊病人过程中不厌精详，力免粗疏，认真负责，和颜悦色，细致入微，对患者不论富贵贫贱一视同仁，从不论前医得失，不道他人短长。他在医学带教和讲授医疗知识时的言行，直接体现了“医戒十二条”的要义，成为言传身教的榜样。

中西医汇通教育 中西医课程安排的比例为7：3。中医课有内经、伤寒、金匮、温病、本草、脉学、医案及内、外、妇、儿等临床课。老师先后有瞿文楼、周介人、朱壶山、杨叔澄、王仲喆、陆湘生、曹养舟、赵锡武、方伯屏、赵炳南、牛泽华等。西医课分别有解剖、生理、病理、生药、细菌、传染病和内、外、妇、儿科等，先后有陈公素、韩宏厚、安伯伦、李仲美、姜泗长、王药雨、张瑞祺等老师授课。国文为李仲翔，德文为陆冈纪，日文为黄济国，国文和外文比例是1：1。这种学习的成果可以从学生毕业论文中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