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又称尔湾学派，因该学派的部分核心人物曾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而得名。该学派的主要工作是在社会经济史方面，他们重视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视角探索和创新，并对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提出了学术挑战。

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阵地, 主要是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代表作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 哈佛大学则有费正清等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这些研究主要遵循传统的描述性史学。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受新经济史学的长期浸染, 欧美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 加州学派(或称尔湾学派)迅速崛起, 并成为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导力量。加州学派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 是一个针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学术流派。它是一个松散的组合, 学者也不仅限于加州, 甚至美国。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者李伯重, 因为曾在该校留学和讲学, 其观点与他们相近, 也被归为这一学派。

加州学派由于诸多研究突破, 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兵团。他们积极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中加入了理论分析, 在研究视角上进行了创新, 引起了广泛讨论, 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多次对加州学派的代表作《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进行学术讨论。

1.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加州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与分析框架应用于经济史分析。其特点是以市场为中心, 从经济社会对产品、要素及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出发, 找出经济社会所做出的反应和选择, 进而说明经济社会变化的内在联系。彭慕兰认为, 近代早期江南地区和英国的经济状况基本相似, 经济社会的资源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 本来应该引起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同变化。导致二者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并非各自发展机制不同, 而是外部因素所致。江南面对人口压力, 发展起更加集约化的农业, 并以手工业在乡村的普遍发展来缓解人口压力, 从而固化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生产模式。当然, 从江南地区的“外部”因素来看, 其外围地区人口增加远高于江南地区, 为降低运输成本, 外围地区发展了替代手工业。这样, 江南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不是加强了, 而是削弱了, 经济起飞的斯密型动力减弱 , 阻碍江南地区迈向近代工业化经济。相反, 面对人口压力, 英国发展了“全球性关联” , 找到了美洲这一新的能源供给来源, 并开拓了新的海外市场,从而解除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制约。因此, 不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而是英国经济发展脱离常轨, 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史上最深刻和最伟大的经济变革—工业革命 。王国斌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市场与物价的长期变化, 论证了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向及其市场价格的运动趋势、劳动的地区专业化。他认为, 16 —18 世纪中国和欧洲都适用于斯密型经济增长理论。但到19 世纪, 欧洲发展起了城市机械化工厂工业, 更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库兹涅茨增长理论。从此, 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分道扬镳。甚至直到20 世纪前半叶, 尽管贸易和市场不断扩大, 中国仍未摆脱斯密型增长的束缚, 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斯密型增长的运作空间扩大的结果而已 。

黄宗智以斯密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经典分析模式和框架为参照系, 说明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这种经典模式, 而是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高度商品化经济并没有使江南地区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不是瓦解, 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化自然经济。商品化发展也没有带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的兴起, 而恰恰是它的衰亡, 从而也就无法带来机器大生产的兴起。此外, 它也没有带来江南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表现就是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他提出过密化增长的新概念 , 作为对江南地区自然经济模式被进一步强化的概括。

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产权界定清晰与否直接决定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和交易的稳定预期,由此决定的有效率的组织或制度才是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王国斌以国家为核心, 探讨国家与经济、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三个关系上的中西差异, 实际上是探讨中西制度上的差异。他的考察表明, 18 世纪和19 世纪, 欧洲已经在国家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制度;结果, 可能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破坏作用的食物骚乱在19 世纪下半叶基本停止。有效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 助推了欧洲的经济发展。18世纪中国的漕运和仓储赈灾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但这一制度在19 世纪遭到了破坏, 导致中国食物骚乱持续发展, 到20 世纪愈演愈烈, 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积累和发展。一般来说, 食物骚乱是由于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 供给上存在着不稳定或不充足, 作为地方政府维护旧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欧洲自由贸易制度对于打破这种地方藩篱主义是有效的;中国漕运制度的破坏, 国家权威的下降, 使供给上存在的不稳定或不充足无法通过原有的制度来缓解或消除。这种制度的破坏使中国经济效率下降, 经济发展受挫 。显然, 王国斌秉承了诺斯等人的分析框架, 以制度效率降低说明中国经济在19 世纪开始落后于欧洲。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1.研究视角的创新

(1)中西发展道路歧异的交互比较

加州学派认为, 过去欧洲人把欧洲与其以外的地方进行的比较实际上是提出了错误的问题。因此, 对问题的解释也就必然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 他们囿于19 世纪的“欧洲中心论” , 以英国或欧洲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 把欧洲经济社会的变迁看成是常态。其所探讨的问题就必然是为什么欧洲以外的世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而不是相反。因此, 问题就转化为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不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讨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 加州学派又以中国为参照系来观察英国或欧洲。两种比较方法结合运用, 称之为交互比较研究法或双向比较研究法。这是加州学派的创新。他们对18 世纪以来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彭慕兰认为, 欧洲与中国的共同之处, 18 世纪多于19 世纪和20 世纪。18 世纪世界上存在着多个核心区域, 其中包括江南地区、英国、荷兰、印度的古吉拉特, 它们都具有向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经济条件和经济特征。为什么英国随后发生了那样极端的经济变迁, 而在旧世界的其他地方没有发生? 王和彭并不否认对英国经济崛起的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和能源创新(煤矿)的传统解释, 但他们力图找到英国经济崛起或中国经济发展按部就班的其它原因。王国斌更加强调变动中的欧洲经济政治所出现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对传统经济所发挥的解放性作用。而彭慕兰更加关注欧洲之外的因素, 即他所谓的“全球性关联” 。其中最重要的是, 英国开拓了美洲新市场, 使英国参加到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 并给英国提供新的能源供给。而这些因素在19 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中未能找到。这种比较研究超越了传统上在技术方面对李约瑟之谜的探讨, 而将中西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岐异的研究提升到世界范畴和非技术层面。

(2)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

黄宗智选取华北地区、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三方交互比较(两两比较), 彭慕兰主要进行江南地区与英国、其他经济先进地区的比较。他们认为, 作为一个经济整体, 中国与欧洲均内部范围广泛, 且区域发展差异巨大, 笼统涵盖式的比较不能有效揭示经济发展道路歧异的本质。比如, 明清时期, 乃至现代, 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 正如欧洲其他地区在19 世纪远远落后于英国一样。因此, 比较研究的视角必须从整体经济转向特定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之间的可比性及这种比较所能显示的积极意义, 是加州学派选取特定区域的主要标准。彭慕兰和黄宗智独具慧眼地分别选取18 世纪中国、欧洲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英国进行比较。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 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欧洲的发展由英国带动, 而中国的不发展在于江南地区落入了内卷化的陷阱(黄宗智), 或外围地区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工业替代导致斯密型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彭慕兰)。基于此, 经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 对当代中国江南地区乡村工业化发展前景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进而影响到政府对这种发展所采取的政策。

(3)跨越朝代的长趋势研究

传统经济史研究大多以历史朝代为分界点, 人为地把连续发展的经济史割裂为断代经济史, 从而导致仅仅着眼于某一阶段或周期的研究局促。经济史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科学, 理应更多地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 探究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发展变化, 探寻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内在动因。显然, 断代经济史无法完整地完成这一使命。加州学派突破了这种局限和弊病, 通过向前或向后延伸研究时段, 推动短时段的断代经济史研究转向横亘若干朝代的长时段经济史研究。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跨越了明清两代, 甚至上溯到宋代, 下限则延伸到改革后的20 世纪80 年代。王国斌和彭慕兰的研究也都是这样。此外, 加州学派的经济史研究还具有有回顾性分析与前瞻性分析相结合, 从单一经济史研究转向整体经济社会史研究等特点。

挑战“欧洲中心论”

加州学派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下, 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 。贡德·弗兰克认为, 直到1800 年, 亚洲, 尤其是中国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欧洲是在19 世纪搭上亚洲经济发展的列车才幸运地发展起来, 并最终超越亚洲,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彭慕兰认为, 1800 年以前, 世界是多元的;只是到了19 世纪, 中国与欧洲才在发展道路上发生分流。欧洲在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 方在世界上占据着具有实际意义的中心地位 。这些研究成果明确了前近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或中心之一, 从而挑战着“ 欧洲中心论” 。

挑战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意义

英国通过城市工厂工业化的工业革命走向了现代化。而王国斌的研究表明, 经济发展道路并非是朝着唯一的欧洲方向发展的。李伯重的研究同样表明, 中国江南地区在20 世纪80 年代后通过发展乡村工厂工业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充分证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不同于英国模式。在这里, 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体现了多元化。李伯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英国城市工业化发展道路不适合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发展, 更准确地说是乡村工业化, 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力。20 世纪50 年代, 尤其是80 年代以来, 拥有发达的农村工业即乡镇工业是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与城市工业化不同, 它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和小市镇。这些乡镇工业一般规模较小, 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 大多以轻工业为主。这些特点都与清代江南许多地区工业超过农业、农村人口更多地依靠农村工业为生的情况相同或相似。可见, 江南地区的“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之中, 历史仍然在延续。加州学派肯定当代中国江南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实质上就否定了英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普遍意义。

生产力研究

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李伯重。他一直致力于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在生产力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江南农业生产力研究，二是明清江南城乡工业研究。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中，他深刻质疑了长期以来主宰史学界的“明清停滞论”，并明确地提出：在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最成熟、最领先的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套配置均衡、运作有效的农业生产制度，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他认为明清江南的城乡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是“早期工业化”的表现。“早期工业化”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逊于欧洲，但另一方面，“早期工业化”的外在表现、发展动力和所导致的前景都与近代工业化有很大不同，它与近代工业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以前的经济史论著中，人们往往将前近代的经济发展与近代经济转型联系在一起，李老师通过引入“经济增长方式”理论说明了这并非是一对必然的联系。这种理论将经济成长方式分为“广泛型成长”、“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三种，明清江南经济主要依赖“斯密型成长”，即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成长，这与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库兹涅茨型成长”在本质上不同，而且“斯密型成长”也并不必然导致“库兹涅茨型成长”。

生态研究

这种视角主要体现在彭慕兰的著作之中。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彭慕兰提出了生态和资源制约了中国经济向近代转型的观点。而在《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一书中，他以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的“黄运”地区为例，更加细致地论证了国家经济政策、生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由于20世纪初中国国家政权所奉行的功利主义“自强逻辑”，“黄运”地区的生态日益衰退；而生态的衰退又而生态的衰退又使新的交通运输网络和贸易重心更加远离这一地区，导致了该地区进一步的封闭和边缘化。

在“加州学派”的支持者中，马立博的视角和观点与彭慕兰最为接近。在《老虎、稻米、丝绸和淤泥：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环境与经济》一书中，他指出：岭南地区从1850年代开始就已经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包括耕地缺乏、人口增加、天气转寒、粮食减产等。但当地人在经济、社会制度和技术安排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以应对这种冲击，包括农业技术的精细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等，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生态危机。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完全不同于所谓的“传统经济”，但由于岭南处于独特的社会条件和生态条件之中，这种经济变化并不会将岭南的经济和社会带向“资本主义”。

人口研究

在这一方面，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通过大量的资料汇总和综合运用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他们向一度流行的“马尔萨斯”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指出在过去的300年中，中国的人口并不像马尔萨斯所断定的那样，缺乏预防性抑制，中国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干预和虚拟的亲属关系使人口生育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的历史人口有其独特而有效的发展机制，马尔萨斯主义者将人口控制机制简单地二元化，并将这种二元对立与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简单的对应起来，是值得怀疑的。

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研究

在这一方面，王国斌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他所著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下编《集体行动》写得十分精彩，作者从粮食骚乱、抗税运动和革命三个方面，对于17－19世纪的中国和西欧进行了非常细腻的对比，既揭示了这三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和西欧社会的共存，同时又深入到这两个社会的内部，去探讨其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运作逻辑。从而说明，中国和西欧的历史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各自发展，而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之处又因为处于不同的社会架构和发展机制之中，从而使两个社会走上了彼此相异的历史道路。

在破除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方面，杰克·戈德斯通与王国斌颇有共通之处。他认为：经济成长方式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资源的获取，而是取决于能源的利用，尤其是将能源“聚集（concentration）”起来并加以利用的技术。西欧通过发明蒸汽机实现了这种技术突破，但这种技术革新与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复杂，既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偶然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西欧历史发展的一个“反常的支流（unusual stream of development）”。既然经济成长方式转变与社会和文化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发展和繁荣也并不应该专属于“现代”或“西方”，历史上的许多文明和国家都经历过可以被称之为“勃兴（efflorescence）”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会伴随着经济的富足、文化的整合和制度架构的创新，全盛时期的清朝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然而这样一种发展却并不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勃兴”所带来的制度均衡和路径依赖往往会限制进一步的重组和调适。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加州学派”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多地专注于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至多将明清中国与近代转型前的西欧进行双向对比。而“加州学派”的支持者们则通过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研究，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放在一个跨越数个世纪的，更加宏大的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观察。

针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布-卢格霍德首先提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观点，她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并非发端于沃勒斯坦所认定的1450年，而是植根于13世纪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与当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它于14世纪初时臻于极盛，它涵盖了从西北欧到中国的广阔的地理区域。[7]

在将“世界体系”的历史向前推这一方面，弗兰克比阿布-卢格霍德走得更远。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他指出，世界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而在1400－1800年期间，已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体系，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当时的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巨大的顺差，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最大的生产力。正因为如此，18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并不是基于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而是由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阶段引起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与部门性后果。

而丹尼斯·弗莱恩和阿瑟·杰拉尔德则把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推后到1571年，因为马尼拉城正是在这一年建立，从此美洲新大陆与东亚世界建立起直接而长期的贸易联系。与弗兰克相似，这两位学者也十分强调中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个贸易圈，分别是：1540－1640年的第一个白银贸易圈，1700年－1750年的第二个白银贸易圈，1750年之后的鸦片和茶叶贸易圈，这三个贸易圈的运作都与中国国内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而与弗兰克不同的是，他们更强调这一世界体系内部各因素的关联性和承继性，尤其强调：15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现象，应与全球经济、生态和人口的复杂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种影响的深远程度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万志英主要从事货币与全球化研究，但他更倾向于从区域社会的视角切入。他考察了江南地区和岭南地区对于白银的需求，以及这些各不相同的区域市场对不同种类和规格的白银货币的选择，从而说明：在17世纪时，中国许多区域市场已经与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对接起来， 而对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的认识，也必须充分考虑各区域市场，尤其是亚洲区域市场的需求变动。

以上的研究成果虽然具体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却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既使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经历近代转型之前，它也绝不是一个封闭和孤立的存在。相反，它以活跃的姿态加入全球经济的整体运行之中，其重要性已经不容低估。这一结论对“加州学派”主要基于中国本土和中欧比较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形成了非常有力的呼应和补充。

总而言之，“加州学派”是不同国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方法论背景的学者的聚合。他们既分享着建立社会经济史研究新范式的整体诉求，又各自发掘着独特的研究思路，并与国际学术界的同仁形成了非常有益的对话和互补，这使得该学派的研究成果具有进一步充实和拓展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