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2006年4月29日），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曾就学于多伦多大学安大略省农学院（现圭尔夫大学），193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在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政府任多种重要职务。1949～1975年重返哈佛大学教书，依然活跃于公共事务上，担任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及驻印度大使（1961～1963）。其具有影响力的自由派着作（常因文字优美受到赞扬）检验了美国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强弱。在《富裕社会》（1958）中，他要求少强调生产，多注意公用事业。在《新工业国家》（1967）中，他呼吁用知识上和政治上的新措施解决美国经济竞争衰减的问题，展示了美国「管理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日益增多的相同点。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

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农场主家庭里。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现加拿大圭尔夫大学），获学士学位。随后就去了美国伯克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深造农业经济，1933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县支出》）。在伯克利学习期间，加尔布雷思认真研读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凡勃伦的著作。凯恩斯的思想曾经对青年时期的加尔布雷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34年，加尔布雷思来到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农业经济学，同时还担任住宿生的学监。在哈佛工作期间，加尔布雷思结识了约瑟夫·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兄弟，后来与他们交往甚密。1961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对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历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和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加尔布雷思还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财富》杂志的编辑。从1949年就开始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1961～1963年期间受命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为哈佛大学保罗·M. 沃伯格讲座经济学名誉教授。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40年里，他笔耕不辍，撰写了三十多部著作，可谓是著作等身。

加尔布雷思早期虽受凡勃伦的影响，但并不属于制度学派。当时，他更多地受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影响，曾与人合著了《现代竞争与实业政策》一书。这本书已经反映出加尔布雷思过人的见解，他认为现代工业组织的行为应该有别于资本家个体，大公司不必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自己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参见文集《传统观念概念》、《消费者主权神话》和《社会均衡状况》）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丰富，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受生产者的支配以及把物质享受当作了幸福，并且提出应该重新评价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问题的观点。在《新工业国》（参见本文集《技术要求》、《技术型组织》或译《技术结构阶层》和《一般激励理论》）中，加尔布雷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实际掌握着现代公司权力的观点。

作为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秉承和发展了“凡勃伦传统”，从权力转移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新工业国和二元体系的理论。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论，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会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谁掌握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工业化时期的最重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因此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在后工业化时期，资本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地位被技术（加尔布雷思所指的技术其实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在内的专门知识）取而代之，所以社会权力落到了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阶层在内的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手中。

在后工业化时期，企业特别是大公司内部的利益和权力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时期，最关心企业（或公司）前途的是资本家。而在后工业化时期，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得没有掌握专门知识的资本家（即股东）已经无权过问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他们对公司的关心也不再专一不变：哪家公司更有前途，他们就购买哪家公司的股票。而技术专家却成了公司的实际主宰，他们与公司的利益休戚相关，已经与公司结为命运共同体。加尔布雷思把由技术专家掌管的大公司称为“成熟公司”，而把由“成熟公司”构成的新经济体称为“新工业国”。

加尔布雷思从现代公司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出发，提出了“生产者主权”论。“生产者主权”是一个与“消费者主权”相对立的概念。消费者主权是指在商品市场上消费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状况，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决策决定着生产者生产什么；而生产者主权则是指生产者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并控制价格，消费者要根据生产者的意志来进行购买和消费。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设计和生产产品，并控制着产品销售价格，然后通过庞大的广告、通讯网络和推销机构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公司还对政府进行游说，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这就是“生产者主权”论的主要内容。

加尔布雷思在分析了企业（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后，以美国为例进一步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二元体系论是加尔布雷思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他认为二元体系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丰裕社会”仍然存在贫困、资源配置失调等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一千多家大公司所构成的计划体系与数以万计的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所构成的市场体系两部分组成。上面所揭示的“权力转移”、“目标变化”以及“生产者主权”现象都发生在计划体系内部；而在市场体系内部，权力仍然掌握在企业主手中，企业还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首要目标，消费者主权仍占据重要地位，生产者依旧听命于市场。加尔布雷思认为，构成二元体系的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其权力是不平等的，因而导致收入上的不平等。市场体系不得不按照计划体系所规定的价格来采购投入品，而在向计划体系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也只能被动接受由该体系操纵的价格；市场体系受到了计划体系的掠夺。由于计划体系力量强大，而市场体系力量弱小，因此在社会经济中，前者居于强势地位，而后者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加尔布雷思指出，应该减弱计划体系的权力，而扩大市场体系的权力；应该对计划体系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大公司通过哄抬物价的方式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把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作为目标。他所谓的权力均等化，就是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的地位，而权力均等化又被认为是收入均等化的前提。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其实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会走向趋同，只要进行社会改革就能够实现“新社会主义”。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趋同是现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计划终究要取代市场。其具体表现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价；技术阶层终将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必将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加尔布雷思认为，通过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能够在这两个部门实现权力和收入均等化，从而实现“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看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一般发展趋势，如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过，他为解决这对矛盾所开的处方（如国家负责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等）也许只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却达不到根治的目的。

《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

《1929年大崩盘》（1955年）、

《丰裕社会》（1958年）

《新工业国》（1967年）

《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年）、

《不确定的年代》（1976年）

《一个永久开明人士的记述》（1971年）等，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的主要著作。本文集除收入了这些著作的重要的精彩内容外，还收录了另一些反映加尔布雷思对某些经济学前辈——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术语的贡献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的基础，卡尔·马克思影响深远的不同观点（加尔布雷思承认，马克思并不是他经济学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但任何学者都不能忽视马克思的存在），托尔斯坦·凡勃伦傲慢、独特的观点，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看法的文章。

另外，中译本还增加了2004年由霍顿·密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最新出版的小册子《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

加尔布雷思文笔辛辣，言辞锋利，举止动作又充满新格兰地区、哈佛菁英的气息；恃才傲物之余，得罪许多人，自然不在话下。有一次，他向肯尼迪总统抱怨：他很困惑，为什么《纽约时报》说他“傲慢自负”？肯尼迪快人快语：“这有什么奇怪，其他人也是这么觉得。”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派他为驻印度大使。在回忆录里，他自我解嘲：“我一直认为，肯尼迪希望我加入他的团队；但是，也希望和我保持适当的距离──大概就是美国和印度的距离。”

他的诙谐机智，应该和父亲有关。他父亲原是一位老师，后来从商，最后从政。他记得8岁时，参加父亲的一场政见发表会；这是加拿大的乡镇，他父亲站在一大堆干马粪上发表政见。他故作诚恳状，向听众道歉：自己不得不站在保守党的基础（马粪）上讲话──观众哄堂大笑，乐不可支。

肯尼迪遇刺后，他曾担任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文胆。有一次，约翰逊用得州俚语问他：你觉不觉得，作一场经济政策的演讲，就像尿尿在自己腿上一样？──自己觉得灼热，其他人却无动于衷！

加氏傲慢自负，其来有自；他发表20余本著作，读者以千万计。说他是读者群最广的经济学者，并不为过。然而，他也有细致的一面。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讣闻，是由一位资深记者执笔。他回忆多年前，两人交往的伊始。1968年，加氏极力运作，反对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记者和盖氏约好，下午到哈佛访问他。

午后不久，他走进加氏的研究室；发现加氏瘫坐在沙发上，显然午餐时喝了不少酒。访谈开始，加氏就出言不逊，表示一般记者的无知，无人可及。一阵无的放矢之后，记者深深地吸了口气，告诉加氏：你在浪费我的时间！说完，起身就走，搭机飞回纽约。进电梯之前，他听到身后加氏追上来，喃喃道歉。

两天后，他接到加氏的一封短笺。加氏表示：如果记者愿意承担再浪费一次时间的风险，那么，他很乐意配合帮忙！再次碰面后，他们逐渐交往，成为好友。事后，记者才知道，访谈的那天上午，加氏刚接到消息：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决定下嫁希腊航业巨子奥纳西斯！对他而言，肯尼迪和杰奎琳都是他心仪仰慕的人物；遗孀嫁作商人妇，他悲痛难抑，才多喝了几杯酒。

回忆录里，加氏也承认自己偶尔情绪失控。他担任印度大使时，惊闻挚友安娜·埃莉诺·罗斯福过世；他要副手立刻下半旗致哀。副手表示，依往例，下半旗要等国务院的指令。“×××”，加氏大怒，三字经脱口而出，要副手立刻执行。稍后，国务院确实通令，全球美国使馆下半旗致敬；加氏也向副手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