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县知县长赟为民而写的劝民歌。在陇南历史上，在不同时期，为官清廉、立身为民的地方官有很多，他们在各自辖区任职期间，关注民生疾苦，强调社会和谐，推进移风易俗，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真正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条，为此，历史和人民永远记住了他们。如晚清文县知县长赟，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劝民歌》包括《劝民学好歌》、《劝民十二莫歌》和《劝妇女十二贤歌》三篇，收录在光绪二年新镌《文县志》第八卷(终卷)尾。每篇各有十二章，篇尾附有一短评以表明作者的写作意图。每章先列出正文，正文由四句组成，首句以六言提出一个做什么的具体要求，然后二、三及四句以七言形式讲说其理由；正文之后，或以“语云”形式通俗地进行解释，如《劝民学好歌》、《劝民十二莫歌》，或直接进行明白如话的说明，如《劝妇女十二贤歌》。如：

劝吾民孝顺好，孝顺传家为至宝，试看乌鸦能反哺，何以人而不如乌。语云“在家敬父母，强似远烧香”。(《劝民学好歌》第一章)

劝吾民莫做贼，夹打受刑谁悯恻；人家辛苦挣钱财，那肯容他白手得。语云“饿死不做贼”。(《劝民十二莫歌》第二章)

贤妇女，孝爹娘，问安进饭洗衣裳；凡事殷勤听教训，自家有错自思量。三年乳哺，恩德难忘，莫学恶女，忤逆癫狂。(《劝妇女十二贤歌》第五章)

内容上，《劝民学好歌》提出了普通老百姓应当具有的十二条好的行为标准，即孝顺、敬哥、和妻、教子、谦和、勤俭、读书、敬官、完粮、忍让、行善和安分；《劝民十二莫歌》突出了不应该做的十二件事，即奸淫、做贼、赌博、邪教、轻生、打架、唆讼、告状、欠债、懒惰、窝逃和结党；《劝妇女十二贤歌》提出了评价妇女贤德的十二项准则，即学持身、习女工、知礼路、须早起、孝爹娘、事公婆、敬丈夫、训孩儿、和妯娌、眭邻亲、恤仆婢、能守节等。客观地讲，上述内容，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多属于百姓基本道德、社会公德及家庭美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因而至今都没有过时，仍有着很大现实教育意义。

当然，长赟毕竟生活在距今约150年前的晚清时代，宣扬和维护封建社会的正统伦理道德思想，是他评判风化的标准，自然是他编写《劝民歌》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对文县等地的习俗是如此评价的：“文邑亲柩久停，丧礼奚在；异性为子，宗祧何存？至于招夫上门，风化因之难问；婚姻同姓，本根因之不明。是皆俗之大可忧者也。他如荤不茹而习教，病不药而延巫。妇女贸易于街衢，川民溷杂于崖壑，是又俗之重可忧者也……至习俗之捏词，唆讼，典卖不实，及因轻生自尽，捏情诬控，藉龠讹索，甘南悉染此习，又不但文县矣！”《文县志》记载长赟之前任何冠梧的《禁约八条》：“一禁异性为子以重宗祧，一禁同性为婚以正伦纪，一禁招夫上门以维风化，一禁邪教拜会以崇正道，一禁轻生自尽以自讼端，一禁暴露骨骸以尽丧礼，一禁捏词唆讼以警刁风，一禁典卖不实以息纷争。”对此陋习，长赟主张“严以禁之，造福无量。”可以看出，有些陋习是真正的糟粕，今天理当抛弃；而有些所谓的陋习，恰恰是我们今天所提倡弘扬的文明进步观念，是新时代的变革。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刻求古人，只要主流是好的，就应当肯定。惟其如此，长赟的革新精神和道德实践值得肯定。

长赟，字心斋，满洲镶黄旗人，同治十三年(1874)任文县知县。任职期间，他秉承民本思想，以人为本，多行仁政，如建养济院使鳏寡孤独得以安居无忧；修《文县志》使人文地理得以传承等。在诸多惠政中，有一点常为世人所忽略而为长赟尤其看重，那就是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与一般官员不同，长赟对移风易俗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社会风俗的改变是政府与百姓两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政风更重要，强调“行于上者谓之风，成于下者谓之俗。移易风教，非吏之所能而谁为之乎？”为政者不能单纯地只要求百姓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要以身作则，在品德修养方面为民表率。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取决于百姓日常生活行为的养成教育，要从家庭小事做起，所谓“王化所以始于闺门也”。这就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增强了道德教育的针对性，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三、他主张进行道德教育行为养成，一定要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务令易知易晓”。在上述理念指导下，实践中，长赟亲自编写了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资料《劝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