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传奇小说选集。自好子编辑。未见著录。国内向无传本，清末
董康得之日本后收录于《书舶庸谈》卷八下，并录其详目，披露于世，方为人知。现藏北京图书馆。原书十二卷，无编者姓名。书前
虞淳熙题辞称之为“自好子”。按《
觅灯因话》有作者自好子邵景詹小引，或即其人。邵景詹为万历间人，则本书当在其时。
全书共选录汉唐至明代中叶
文言小说一百三十七篇，多数系将《
太平广记》等书中各种小说改题篇目，并妄题撰人。如卷四收贾善翔《天上玉女记》、吴张俨《太古蚕马记》、汉赵晔《楚王铸剑记》等，均出干宝《搜神记》；琢州孙绪《夜冢决赌记》即《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引“刘氏子妻”，出《
原化记》；宋王宇《司马才仲传》即《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遇苏小”。卷六收明马龙《渭塘奇遇记》，出
瞿佑《剪灯新话》卷三；宋郑景璧《红裳女子传》即周密《
齐东野语》卷一八“宜兴梅冢”；唐孙頠《独孤见梦记》即《太平广记》卷二八一引“独孤遐叔”，出薛渔思《河东记》，元吾衍《三女星传》出《类说》本《异闻集》(《太平广记》卷六五引作《神仙感遇传》)；宋张君房《织女星传》即《太平广记》卷六八引“郭翰”，出张荐《灵怪集》。全书共选录汉唐至
明代中叶文言小说一百三十七篇，多数系将《
太平广记》等书中各种小说改题篇目，并妄题撰人。如卷四收贾善翔《天上玉女记》、吴张俨《太古蚕马记》、汉赵晔《楚王铸剑记》等，均出干宝《
搜神记》；琢州孙绪《夜冢决赌记》即《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引“刘氏子妻”，出《原化记》；宋王宇《司马才仲传》即《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遇苏小”。卷六收明马龙《渭塘奇遇记》，出瞿佑《剪灯新话》卷三；宋郑景璧《红裳女子传》即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八“宜兴梅冢”；唐孙頠《独孤见梦记》即《太平广记》卷二八一引“独孤遐叔”，出薛渔思《河东记》，元吾衍《三女星传》出《类说》本《异闻集》(《太平广记》卷六五引作《神仙感遇传》)；宋张君房《织女星传》即《太平广记》卷六八引“郭翰”，出张荐《灵怪集》。有些篇目与《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及重编《说郛》同出伪作。惟有个别篇目为本书所有，故被董康视为珍贵，以致谬种流传，遗害不浅。
十二卷。明自好子编。原书无编者姓名，书前虞淳熙题辞称之为“自好子”。按《觅灯因话》有作者自好子邵景詹小引，疑即其人。《觅灯因话》编于万历二十年（1592），邵景詹当为万历时人。
《剪灯丛话》共选录历代文言小说一百三十七篇，多为“妄制篇目，改题撰人”。如卷四所收贾善翔《天上玉女记》、吴张俨《太古蚕马记》、汉赵晔《楚王铸剑记》，都出于干宝《搜神记》；琢州孙绪《夜冢决赌记》，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刘氏子妻》，出于《原化记》；宋王宇《司马才仲传》，实即何薳《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遇苏小》。又卷六所收明马龙《渭塘奇遇记》，实出瞿佑《剪灯新话》卷三；宋郑景璧《红裳女子传》，实即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宜兴梅冢》；唐孙頠《独孤见梦记》，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独孤遐叔》，出于薛渔思《河东记》；元吾衍《三女星传》，出于陈翰《异闻集》，见《类说》卷二十八(《太平广记》卷六五引作《神仙感遇传》)；宋张君房《织女星传》，实即《太平广记》卷六十八《郭翰》，出自张荐《灵怪集》。书中有一部分篇目与《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及委宛山堂本《说郛》等，其谬误也相同，但另有一部分篇目是本书独有的。因此董康见到此书后，认为“内有未见传本，殊为可贵”。实际上却是弄虚作假，改头换面以欺骗读者。此书仅存孤本，董康在日本后收得后著录于《书舶庸谈》卷八下，并录其详目，披露于世，遂为研究者所知。现藏北京图书馆。
有些篇目与《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及重编《说郛》同出伪作。惟有个别篇目为本书所有，故被董康视为珍贵，以致谬种流传，遗害不浅。十二卷。明自好子编。原书无编者姓名，书前虞淳熙题辞称之为“自好子”。按《觅灯因话》有作者自好子邵景詹小引，疑即其人。《觅灯因话》编于万历二十年（1592），邵景詹当为万历时人。
《剪灯丛话》共选录历代文言小说一百三十七篇，多为“妄制篇目，改题撰人”。如卷四所收贾善翔《天上玉女记》、吴张俨《太古蚕马记》、汉赵晔《楚王铸剑记》，都出于干宝《搜神记》；琢州孙绪《夜冢决赌记》，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刘氏子妻》，出于《原化记》；宋王宇《司马才仲传》，实即何薳《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遇苏小》。又卷六所收明马龙《渭塘奇遇记》，实出瞿佑《剪灯新话》卷三；宋郑景璧《红裳女子传》，实即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宜兴梅冢》；唐孙頠《独孤见梦记》，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独孤遐叔》，出于薛渔思《河东记》；元吾衍《三女星传》，出于陈翰《异闻集》，见《类说》卷二十八(《太平广记》卷六五引作《神仙感遇传》)；宋张君房《织女星传》，实即《太平广记》卷六十八《郭翰》，出自张荐《灵怪集》。书中有一部分篇目与《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及委宛山堂本《说郛》等，其谬误也相同，但另有一部分篇目是本书独有的。因此董康见到此书后，认为“内有未见传本，殊为可贵”。实际上却是弄虚作假，改头换面以欺骗读者。此书仅存孤本，董康在日本后收得后著录于《书舶庸谈》卷八下，并录其详目，披露于世，遂为研究者所知。现藏北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