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剥洋葱》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回忆录。该作品讲述了格拉斯从12岁到32岁的经历。格拉斯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责任”的东西，在他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罪责感让格拉斯对同“党卫军”有关的经历保持沉默了60余载。耄耋之年，他终于决定剥开人生记忆的洋葱，向世人袒露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

回忆录《剥洋葱》共11章，格拉斯记叙了他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战时的苦难和失足，战后“三种饥饿”的困扰，然后是浪迹天涯，追求艺术，家人团聚，朋友交往，四七社的童话，一直讲到1959年《铁皮鼓》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

17岁的格拉斯主动报名参军，没有机会进入潜艇部队，却阴差阳错地被编入党卫军，成了一名坦克兵，接受训练。时值二战后期，德军全线溃退，败得连“全线”都只在地图上存在了。充斥格拉斯短暂军旅生涯的，是恐怖、饥饿、迷路、死里逃生。他拿着防毒面具用来装果酱，炮弹爆炸后果酱漏了一裤子，被医护人员当成重伤员抢救。格拉斯表示，当时他和很多德国青年人一样是盲目的：他完全自愿地坚持要去激战正酣的地方，那儿死神拿着名单在打钩。

在回忆录中，格拉斯一次次地诘问年轻的自己，一层一层地剥去记忆的外皮，尽管这是一个痛苦、艰难、浸满泪水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发生于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

二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种族灭绝灾难。纳粹用“死亡坑”、“死亡营”等大批量、集中的手段屠杀了582万犹太人。

“二战”期间，格拉斯主动报名参加德国纳粹军队。1945年，纳粹德国宣告覆灭。

作品记述了作者1939—1959年的经历，作者第一次披露自己在1944年以后自愿为纳粹党卫队效力的历史，承认自己曾坚信纳粹，坚信纳粹能够取得最后胜利。15岁的格拉斯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曾自愿报名参加潜艇部队，17岁时从青年义务劳动军被征召入党卫队的第十装甲师。

《剥洋葱》主题思想：反思二战：剥掉格拉斯痛苦的结（洋葱），正视历史并谢罪。

“忏悔意识”是灵魂寻求“自我”解脱的最好途径，而并非源于外力强迫的低首悔过，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反思；它需要一块块割去心头的腐肉，一点点剔除虚假的成分，直到尘埃散尽、水落石出。这种“忏悔”好比是经历一场疾风暴雨的过程，满是尘垢的灵魂得以净化，回忆造就了人自身、剖析展现了真实自己，那个剥洋葱的格拉斯只不过是个替身，真正的格拉斯，就是那一地的洋葱皮。

从《剥洋葱》上看，格拉斯写出了他所代表的这一代人痛苦的心路历程：少不更事的他以纳粹党卫军这支欧洲精锐部队而感到自豪，完全被纳粹的意识形态所迷惑，因此没有任何叛逆的和颠覆性想法与行为。而战后几十年，在德国由纳粹专制统治到战后初期阿登纳时代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弥漫着污浊的天主教气息的局面，继而到真正民主的开始，格拉斯们背负着沉重的心灵十字架：自己作为战争的盲从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心理阴影笼罩在他们心头几十年。那种欲言不能，欲罢不忍的心灵折磨、内心的焦灼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拉斯主动报名参加的是德国潜艇部队，但遭到了拒绝，因为，那时的德国潜艇部队已经不再招收任何人。空军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由于愈来愈多的机场遭到破坏，所以在1944年至1945年的战争最后数月中所招收的人均被安排在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当时的君特·格拉斯并没有认为党卫军有多么可怕，在他眼里，那就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格拉斯说，负疚的感觉是后来才有的，可一个年幼无知的少年怎么能知道。

《剥洋葱》一书中自曝17岁时曾经参加党卫军而备受关注。有人谴责作者在78岁时的忏悔来得迟了，甚至有人愤怒指责他虚伪而使其声誉大跌。在德国，战后的反思与忏悔，成为一代人的洗礼，他们处理这样的人物记忆犹新而轻车熟路，人人心里都有杆秤。面对那场战争灾难，记忆在经受着灵魂的矛盾和考验、理解与谴责、遗忘与铭记、忏悔和推诿。在那个法西斯横行的时代里，施暴者鹰击长空突然激增，而进入新时代他们又鱼翔浅底突然隐匿在大众之中。于是，宽容成为了遗忘的最好替身，法不责众和墙倒众人推成为了解脱的最为便当的掩体，过于强调一切向前看，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淡漠了回头审视。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是司空见惯。在一个对过去并不长久的历史遗忘得那样漂亮、同时也彻底小资化和娱乐化的文化背景中，如格拉斯一样，在78岁垂垂老矣的时候还能够唤回记忆，不那么容易，那是一种能力。

面对历史，格拉斯除了要唤回记忆，每个人都还需要正视和负责，因为那曾经是人类共同的一段历史。只有有勇气担起这份责任，才有可能对付已经磨出老茧的司空见惯的遗忘，因为责任的前提就是没有遗忘。

每个人对历史负责的方式是多样的，78岁的格拉斯的忏悔，和他以前所创作的《铁皮鼓》以及对政治的评论对历史的书写等，一起参与了对那段历史的揭露，他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思和负责，他今天的回忆才是有思想的，有意义的。可以说，他前后的行为是一致的，是负责任的，17岁时的失足在他的心里一直都是一个痛苦的结，他一直都在试图解开这个结。

格拉斯今天迟到的承认，是他一生思考总结的一个有力的句号。面对这样的句号，德国人有理由谴责他来得晚了些，但在读者的心里却应该沉淀下一个沉甸甸的叹号或问号，来的时候还并不为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大环境下，一个17岁的男孩自然会被拉去当党卫军，这并非完全是他的错，应该实事求是地将这一事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阐释。这倒是进一步提醒读者：应该充分认清纳粹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从这一点意义而言，格拉斯也以自己的坦诚行为提醒大众，面对历史，除了要唤回记忆，每个人都还需要正视和负责。

自传叙事

自传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往往是多重的，就格拉斯这部回忆录式自传来说，就存在作为叙述对象的“历史主体身份”和作为叙述者的“当下身份”，它们构成作者自我建构、自我解释和自我对话的两个重要方面。就前者而言，格拉斯在自传中记述了自己从10岁到32岁的经历，其中的身份定位与描述也是多样的：他既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一位艺术追求者和作家，又是参加了希特勒少年团、青年团直至党卫军的战士。

但总体而言，在格拉斯的意识中，他所呈现的自我是一位处于战乱和动荡人生中探索挣扎的“无知少年”，这应当是他的主导身份。这样，对战争前后的经历及其影响的叙述占据了整个自传的大部分。他常常以第三人称称谓当时的自己，如“他”、“叫我名字的男孩”、“傻小子”、“那个男孩”“使用我这个名字的年轻人”，名称虽有差别，但用意相同，都是借以拉开距离进行自我审视，并强调当时的年龄。他以“现在之我”与“年轻之我” 展开对话， 更多的时候是“盘问”和质询，以揭示当时的隐秘心理与行为。他不惮于暴露当时的罪行、过失与隐私，如参加党卫军、性意识与性行为（包括自慰、偷情、同性关系）、偷窃，因为他清楚，对于那个年轻、无知、“少不更事”的“自我”，还存在取得谅解的可能，因为他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个性与人生观念，也就是说，还没有成熟的自我意识，这使得他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及人的本能的诱惑，难免犯下罪行和恶行。

具体到备受争议的“党卫军事件”，格拉斯参军时是在二战后期，当时17岁，还算是未成年。他属于“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长期在纳粹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的熏染和教化之下，10岁参加希特勒少年团，14岁参加青年团，17岁加入党卫军，无时不在被“洗脑”的过程中。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他们很难在政治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判断， 保持“政治正确”的立场，对纳粹思想进行反叛和斗争。格拉斯对这样一个“无知少年”的历史主体身份进行回顾、描述和定位，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展示了他当时的真实处境，可以说是相当坦诚的。反过来，如果他将少年的自己塑造成一位反抗者、思想独立者，那可能才是真正的谎言，才是对自我的真正遮蔽。怀着这种态度，格拉斯鼓足勇气，冒着刺鼻的洋葱的辣味，经过了回旋曲折的叙述，终于将这一难堪经历讲述了出来，他足可以长舒一口气，问心无愧了。

但是，他必须面对读者和批评家的质询，并与之对话，因为他们的视角不同，是不同的主体，而“自传主体首先是交互式的主体，共同主体”。自传主体受到各种其他主体和话语因素的影响，必须要在交互对话中建构自己。由于他承认了自己参加党卫军的经历，所以理所当然地被定位为“纳粹”，被贴上了这一代表罪恶的身份标签。即使格拉斯声言他在战争中没有开过一枪，没有杀过一人，有人也并不想因此赦免他的罪行。

格拉斯在年近80时回顾生平，这一回顾者的写作主体身份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时间的距离和历史处境的差别，使他在审视早年自我时取得了优势，即一种客观的、清醒的“外位者”身份，也获得了自我忏悔与批判的角度。格拉斯也正是以他一贯的黑色幽默与讽刺的笔调来描述当时的自我的，在自嘲中实现自我的人性批判与对战争罪恶的反思。但是，又如他在自传中反复申述的， 回忆“爱捉迷藏”，是“最不可靠的证人”，由于记忆的这种生理缺陷，他在“剥洋葱”时时常陷入遗忘和混乱。对回忆机制的缺陷的描述在自传中无处不在，几乎每当叙述一件往事的时候，他都要申述回忆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整部自传在虚虚实实中曲折穿行，给人朦胧晦涩的印象。

他试图穿越迷雾，但是常常被记忆所遮蔽，这就给他叙述中有意无意的遗漏与模糊提供了理由，令读者难以对他再进行强硬指责。也就是说，一位容易陷入遗忘的“老者、忏悔者”构成了他的当下身份。由此出发，读者可以解释自传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既已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早已认清了战争罪恶、成为反战斗士的格拉斯在回顾往事时，自然带有了客观审慎的姿态，形成了自我的内在对话。那个十几岁的少年在他眼中就成了剖析的对象，使自传带有明显的自我暴露、自我批判和自我忏悔色彩。其自我暴露，除了核心的“党卫军事件”之外，主要体现在对青春期性意识和性活动的揭示，如强烈的性欲、习惯性自慰、对女性的幻想，以及后来和女性之间的性关系，这类描述在自传中都是比较直接的，也是颇可令人侧目的。

从忏悔的角度看，性的恶行与过失远比杀人罪行轻得多，基本只涉及个体自身，不会对他人造成大的伤害。格拉斯的这些自我爆料，增加了自传真实性的筹码，也增强了自传的情节性。

重要的是，针对最为核心的纳粹经历，时间的距离、历史的变迁为格拉斯赢得了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有利契机，使他能够以忏悔者、批评者的姿态出现， 能够以“过来人”的眼光反观自身经历， 在历史的“债与责”问题上取得了自我解释的话语权。毫无疑问，格拉斯清楚自己纳粹经历的严重性，也并不否认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不过，在暴露自己当时的活动时， 他往往带着双重的姿态。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确实是自愿参加各种团体，而且毫无疑问，他也是自愿从军，自愿拿起武器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解释缘由，强调作为少年他受到的各种蛊惑与引诱，如纳粹制服的诱惑、摆脱家庭逼仄生活的愿望、追求冒险生活、脱离学校等，这些都是与维护国家荣誉和建功立业思想不相关的，显然是对从军行为的暗自嘲讽与消解。同时，他清楚地指出，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无法逃避的命运，即使不愿参加，也要受到强制与逼迫，很难自己做出现在看来正确的选择。另外，他一方面叙述参加活动时的热切、激情与快乐，充满狂热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不满、怀疑甚至反叛的精神，如叙述参加活动的无聊、冒险时的愚蠢，称制服为“屎褐色”，帽子为“带把的屁股”，在送给长官的咖啡壶里撒尿，开元首的玩笑等。他还特别描述那位对德国战争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同学，以及拒绝持枪操练、坚称“这事咱不干”的男孩， 称赞他们敢于怀疑和抗拒的精神，以此与自己的无知与温顺形成对照，表现出叙述者对自己当时行为的讽刺与否定。而且，他自己和家人也都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他战争中差点送命，战后四处流浪，做过战俘，经受着三重饥饿的折磨，更可怕的是，他的母亲遭受了苏军的强暴，留下了难言的创伤。

通过这些叙述，格拉斯在建构同时也是在解构自己当时的纳粹身份，使这一身份带有了分裂意识和内在张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纳粹这一可怕字眼带给他的罪责感与沉重感。由此，作为叙述者的老年格拉斯使自己占据了道德上的优势地位，在表达自我忏悔、自我批判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少年生活取得了辩解、澄清的因由。且不说格拉斯的辩解是否充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愿意把这个秘密带入坟墓，忍受自我的良心鞭挞， 而是将其公开，通过坦白和言说化解其咄咄逼人的力量，自传忏悔这种自我疗救的功能发挥了重要的意义。

客观地说，格拉斯当时的心理、行为确已难以再现，其叙述的真实性、客观性也难以考证。他自称在参军之后曾记有日记，但是已经遗失，唯一可以参照的原始文献已不复存在。仅有的对自传真实性的制约大概只能来自于人的道德良知，以及“自传契约”的客观要求。但是它们也必须与人性固有的弱点，即自我隐瞒、自我掩饰和自我美化的倾向进行斗争，同时还要与回忆的缺陷进行斗争。

对于一贯自称为“战后德国的良心”、“纳粹时期不幸历史的代言人”，并长期致力于批判纳粹统治与战争罪恶的公民和作家，在他自己看来，经过多年来沉重的负罪感和“共同责任”的啮噬与折磨，他揭开了隐藏在面具下的自我，以文字还原了真正的自己。该说的、能说的他都写在自传中了，即使自传遮遮掩掩、曲曲折折，但他在多重自我的斗争中已经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坦诚，如同他在交代写作自传的理由时所说的：“我要说出最后的话。”

作为一部自传，《剥洋葱》有对个体经历的细节描述和场面刻画，有忏悔精神与鲜明的自我意识，在身份建构中也进行着自我的解释；同时它也充分暴露了自传写作中一贯存在的问题，即回忆的缺陷与主体性问题，也即客观化与真实性的困境。更有意义的是，由中可以更深入地发掘人性的多重层面，尤其是人性的弱点与缺陷，达到对人自身的深层认知。自传并非生平年表的奴隶，而是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使过去重新来过。“剥洋葱”正是这样一个隐喻，在层层叠叠、呛人眼鼻的洋葱皮之间，真相若隐若现。《剥洋葱》既延续了自传求真的伟大传统，同时也暴露了在真相面前躲躲闪闪的复杂心理。由此，《剥洋葱》构成了现代自传的一个典型个案。

创作手法

从创作手法上，作者使用了多样的文体风格。在描述自己在战争中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时，作者几乎采用了报告文学的方式来报道。作品中也不乏幽默式的夸张：主厨的“眉毛很长，以至于人们想用梳子去梳他的眉毛。”

比喻意象

格拉斯采用“洋葱”来比喻自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时，一层又一层地，一句又一句地清晰、可读，这时候，消失的记忆又鲜活起来。用文学的回忆来显示声音和图像并证实自己的过错。作者很巧妙地采用“剥洋葱”这一比喻形式，有效地烘托、渲染二战这一像洋葱一样越剥越会刺激人流泪的棘手主题以及他自己敢于剥掉伪装的个人历史进行心灵的坦白与谢罪。

2006年，格拉斯78岁时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剥洋葱》，他在书中承认自己曾是党卫队队员的历史。他自己透露，17岁时为了逃离家庭，曾主动要求参军。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德国社会一片哀婉和批评之声。德国媒体纷纷刊登文章对格拉斯这份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忏悔进行批评、谴责和评论。不少人称之为“耻辱”，一篇题为《道德法官原来对自己作为“帮凶”的不光彩历史沉默了这么久》的文章甚至把格拉斯指责为伪君子。当然也有不少舆论对格拉斯表示同情和理解。身为犹太人的德国作家乔达诺指出：“我并没有因为格拉斯的这一坦白而在道德权威方面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认为：“格拉斯代表着一种超凡的力量，他不会由于这么一个错误而被扳倒。”

《剥洋葱》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格拉斯被迫在每一个公开场合谈论自己身为党卫军一员的事情。

《剥洋葱》作品的不少地方写得很动人，比如三重饥饿战后战俘时期真实的饥饿青年时代战后废墟时期的性饥饿，即他如何在所到之地寻花问柳最后是在柏林、杜塞尔多夫和巴黎所表现出的艺术饥饿感，他一定要成为艺术家。

——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剥洋葱》是一部典型的自传，体现了现代自传的基本要素与特征：身份认定、自我意识与对话。通过回忆与对话，他进行着自我身份的建构，即对自己作为“无知少年”的历史身份与对作为“回忆的老者、忏悔者”的当下身份的认定。在这一过程中，他实现了自我暴露与自我解释，体现了鲜明的自我意识与主体精神。

——梁庆标（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应该从这本书中看到作家对历史的警醒。

——肖复兴（作家）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从头看到尾的作品，作家并没有把17岁参军的经历归结于集体的意愿。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德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铁皮鼓》、《猫与鼠》。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