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僧儒是诗人
谢朓的好友，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正月，王僧儒补晋安（今福建泉州）郡丞，此时谢朓刚从荆州奉诏回京，因此专程为王僧儒饯行。
诗是写离别之情的。故人恨别，写诗往往是“春色恼人”、“鸟愁花泪”，以景见情。然而此诗开头四句却不见半点离情别绪，而是用如虹彩笔描绘写季节气候如何宜人，城郊景色如此明丽。“余春”、“首夏”即为春末夏初，既无初春的寒意料峭、阴雨连绵，亦无盛夏的烈日可畏、炎热难当，是一年四季中最佳时节。首句写身体对气候是感觉，：是夏日而“实清和”；次句“余春满郊甸”，由感觉过渡至视觉，写景。“余春”与“郊甸”，前为季节，后是城郊，两者都觉不出出色的景致，不能给读者有春色如画的美感。唯句中着一“满”字，遂点铁成金，使得“余春”与“郊甸”陡增生机，使读者顿觉无限春光浮现脑际。这句仅对城郊景色略作点染，下面两句写景便引人入胜了。“花树杂为锦，月池皎如练。”仰观树端，绿叶繁花交错相映，宛如鲜艳在彩锦，一片斑斓绚丽；俯视月池，水天相映，池水宛如洁白的丝绸，满眸玉洁冰清。读者作为这胜景迷恋陶醉之际，诗人猛然彩笔一转，自我提问道：“如何当此时，别离言与宴？”怎么在这样美好的时刻，谈论分别并设宴饯行呢？如此一问，使得读者如自仙境一下子坠入了冰窟。深情的友人，即使各在一方，每遇佳期胜景，也还“越陌度阡”，以求相聚共赏。诗人与王僧儒情同手足，今逢如此良辰美景，正宜尽情欢聚赏悦，不想竟要分别远行，这是何等的伤情啊！于是便觉前四句写景无不染有别离之情的色彩：那宜人的气候，明媚的春色，皎洁的月池，不仅象征着他们二人情谊的融洽、深厚与纯净，且更反衬出他们是分别是多么地悖情违理甚至是残酷的。以盛赞风景之美，来反衬别离之苦，景越美，则越显示别离之苦之深。
“留襟已郁纡，行舟亦遥衍。”“留襟”，留者的襟怀。“郁纡”，郁结沉闷。“遥衍”，越去越远。前句写诗人内心的愁苦，后句写王僧儒的别离行动，在风光旖旎的时候言别饯行，已不堪其情，随后便目送友人登舟远去，内心自是郁结难忍了。
末二句“非君不见思，所悲思不见”，由眼前分别之情，写到别后思而不见悲。前句是说：我倒不是因为看不见你而对你思念不已，而可悲的是今后思念你时却不能随时看见你了。是的，再好的朋友同住一城，也并非天天都能见面的，多日不见也不会引起思念之情。然而从今别后，一在晋安，一在建康，相隔千里。情谊深厚，日久思而不见，内心自是由今日之“郁纡”进而为悲怆了。
全诗十句，前四句写美景，以反衬五、六句饯别之情。“留襟已郁纡”，已字甚着力，既对前六句作一渲染，是说：在如此良辰美景之中对斟饯别已是不堪其情了；亦是对下文作一启迪：接下来眼望着友人揖别登舟离岸，渐行渐远，甚至影没于遥远的天水之际，则更是郁纡，而日后思君不见君，则更使我郁纡而悲怆了。前有一“已”字，后两层递进意思之“更”，则不写而自明。
谢朓（464—499年）南朝齐代文学家。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他与同族前辈
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并称“大小谢”。谢朓先在京城任职，经常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为“
竟陵八友”之一，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后在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幕僚，深受赏爱。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谢朓因遭受谗言被召回京师后，逐渐陷入困境。虽然，他的官职不断提高，从宣城太守做到尚书吏部郎，但由于他的家族和个人的声誉，从萧鸾（明帝）篡政，到始安王萧遥光谋废东昏侯自立，都曾拉拢他以为羽翼，使他深感危险。终于，还是因为他有意泄漏了萧遥光的阴谋，被诬陷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有《
谢宣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