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是中国作家柳青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作者在《创业史》中使用了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他把农业生产化运动，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进而写出历史演进的趋势，而非仅仅就合作化去写合作化。梁生宝是新人物的代表，作品着重反映了他的成长以及逐渐在蛤蟆滩上发生影响力并掌握话语权的过程和姚士杰、郭世富等以前蛤蟆滩上的能人们逐步丧失影响力和退出权力结构的过程。

1929年，亦即民国1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冬天，哀鸿遍野，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梁三年过四十，妻子新丧，大家当然明白他的企图。果不其然，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二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他抚摸着宝娃子的头，发出了再创家业的豪壮誓言。宝娃至此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连祖上传给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然而，创业艰难。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创业的担子，历史地落到了生宝的肩上。

梁生宝与郭振山的矛盾冲突核心是谁应该主宰蛤蟆滩社会生活的沉浮，掌握蛤蟆滩人生活的方向盘。他俩的矛盾斗争在《创业史》的第一部已经展开，只是居于次要地位，到第二部就上升为主要矛盾。“能人”郭振山在旧社会走街串巷卖瓦罐，有着商人的精明，土改时立了功，外号“轰炸机”。梁生宝与贫雇农互助合作初期，蛤蟆滩很多人私下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要是代表主任郭振山出头领导那样一个互助组，也许还有点门路。”在蛤蟆滩人的眼里，“论办事能力，郭振山不在乡支书卢明昌之下”，然而，郭振山这位蛤蟆滩最早的党员，挂着代表主任的牌子，只想享受代表主任的荣誉，却不想承担代表主任为贫雇农生存发展操心的重任。他把富裕户郭世富当成自己的榜样，他给自己制定了五年计划，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赶上郭世富。高增福互助组缺少畜力，想吸收两户中农，托他去做工作，他劝高增福，应该打自个儿过光景的主意。梁生宝垫钱为互助组买新稻种，他却暗中贯彻执行自己的五年计划，私下里投资韩万祥的砖瓦窑，事后还埋怨梁生宝没有给他留新稻种，忘了他这个入党介绍人。梁生宝冒着危险带领群众进山割竹子，帮助困难户度春荒，他却埋头改旱地为水田，拼命追赶富裕户郭世富。此后，梁生宝克服各种困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灯塔社，他就搞假的互助联组，与梁生宝对抗。

梁生宝搞牲畜合槽，进行互助合作示范，他就杀猪卖肉，显示互助联组的优越性，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而，郭振山虽然聪明过人，却目光短浅，始终只看眼前，不知放眼未来。他既爱面子，又捞实惠的精明，不可能长久蒙蔽蛤蟆滩的群众。梁生宝与郭振山的冲突，表面看来是新旧两位代表主任的矛盾，实质是对于代表主任职责的理解的冲突，是把“代表主任”看成公共利益的看守者，底层群众权益的保护者，还是看成捞取个人荣誉的招牌，获取一己私利的通行证。梁生宝把自己当成底层群众的公仆，办任何事情都以公字当先，为底层群众的利益着想。郭振山是一个缺乏公共意识，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不想为底层群众奉献，单想获取公仆的荣誉，到后来，连许家大院最信任他的改霞妈，也对他产生怀疑，才使他认识到，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只有真心实意为集体谋福利，才能得到底层群众的信任，如果在群众面前玩小聪明，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一边为自己捞取权势和荣誉，一边又痴迷于发家致富，最终必然失去底层群众的信任，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身外型。

经过与郭世富和郭振山两位“能人”斗争的洗礼，梁生宝逐渐从蛤蟆滩的社会生活边缘走向中心，逐步占领了蛤蟆滩人改造旧世界、开创新历史的舞台。虽然旧的生存方式及其代表人物绝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他们机关算尽，采用各种手段阻止新生力量的成长，然而，这一切反作用力，只能催生新生势力的代表梁生宝在开拓新生活的道路上愈挫愈勇、不断壮大。进一步来说，新生力量的代表，也只有经历各种艰难打磨，挣脱各种困苦羁绊，才有能力挑得起新事业的大梁。《创业史》共上、下两部。

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事农业的公民，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砸碎了压在农村乡民身上的反动政治机器，使农村乡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农村乡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出台诸多具体的农业优惠政策，农村乡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1955年之前进行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农村乡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它很好地缓解了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因规模狭小和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是适合当时农村的发展和农村乡民的认识水平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也是明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是到1955年以后，急躁冒进、盲目集体化的倾向才开始出现。

1952年5月柳青到陕西省长安县后皇甫村落户，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田间生产中。《创业史》以秦岭山脚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互助组的曲折发展过程，来反映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的过程和必然趋势。在《创业史》的开篇，中国土改已经结束，互助组刚刚建立但是面临很多问题，通过蛤蟆滩上形形色色人物的出场和表现，可以看到乡村伦理和政治话语冲突之下的各阶层权力的博弈和纠缠。

出版背景

《创业史》第一部发表时是以《稻地风波》的标题在《延河》杂志1959年4月号上连载，连载几期后， 改名为《创业史》， 于11月号载完。1959年《收获》杂志第六期全载《创业史》第一部后，一直到1960年6月《创业史》（第一部）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梁生宝

1929年陕北大旱，宝娃是“蛤蟆滩”众多灾民中的一员。作为“外来者”，宝娃在其母嫁给梁三以后就获得了在“蛤蟆滩”生活的合法身份，并且取名叫梁生宝。梁生宝是农民的榜样，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表现为他对新政权的深厚感情、对新政策的透彻理解、对私有制的仇视、舍小家为大家以谋求共同富裕的创业观。梁生宝是先进阶级中具有高等觉悟的人，是那个时代需要的理想农民形象。他善于在农村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意义的觉悟，表现了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在这艰苦奋斗中，他也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目的，他既不想从集体事业里捞点高于别人的利益，也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领导来恭敬。

梁生宝代表的是农村社会对党的政策的高度理解，表明合作化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梁生宝的行为虽不能被广泛理解，但他的人品却在农村社会广为称道，厚道、仗义、克己利人、心胸开阔，在群众中很有威信，能干出常人干不出甚至不理解的事业。他的豪杰气是民间意义上的英雄的精神特质，是草根英雄气度，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尤其是通俗传奇所推崇渲染的一些品质，不仅包涵仁和智、更有勇和义，敢于出头、抱打不平。梁生宝的偶像是杨书记，杨书记的父亲在战斗中牺牲，母亲被敌人凌迟，苦大仇深无过于此，杨书记无疑是超越了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榜样人物。刚刚入党的梁生宝也开始显示出这种品质。梁生宝经历颇为传奇，童年逃难行乞，落户在蛤蟆滩。八岁就很讲礼仪，见长者必问安，以致“庄稼人觉得他老气横秋，很不活泼。”十一岁给人看桃园，恭恭敬敬地对付偷桃者，“摘桃的行路人，脸红腾腾地走了。”为救人之急破例卖桃，又把钱精心保管、交还主家，“当下富农主家被这个穷娃的光辉品格，惊得脸色发了黄。”“心下相当害怕这个娃。”梁生宝自尊心极强，这与他善良敏感的性格和流落他乡的生活处境有关，有些做法是曾经领他讨饭的妈教给他的。梁生宝的奋斗，他的互助创业之路的事业选择的内在动因，在于其善良天性和自尊需要的统一。梁生宝长大后，熬长工、当佃户，买下地主家的小牛犊，租下十八亩稻地，显示出庄稼人里少见的胆识和魄力。学好——是梁生宝品质中永恒不变的一点。自从他参加一个强大的、有光荣斗争历史的伟大政党以后，他早就开始学做新式的好人了。

梁三老汉

梁三老汉勤劳、朴实、善良等，他收养梁生宝，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买来的童养媳妇死了，“老汉趴在炕边嚎啕大哭，哭得连旁人都伤了心”。他对待改霞的态度，体现了他身上保守、固执的一面。他身上有庄稼人最朴实的发家立业的愿望，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而在那个时代，拥有的土地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拥有财富的多少。因此，土改分地，梁三老汉得到十来亩稻地，面对土地，多年来没有实现的发家致富的愿望又一次从心底萌芽了。“他每天东跑西颠，用手掌帮助耳轮，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他拄着棍子，在到处插了写着字的木橛子的稻地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徐改霞的父亲在世时，曾经给她定过一门亲，但新中国成立后，徐改霞先是以年龄原因拒绝了对方娶亲的要求，到达法定婚龄后，又以包办婚姻为由，拒绝履行婚约，最后，借着婚姻法的贯彻，成功地解除了这个婚约。改霞解除旧婚约，成为她和梁生宝之间发展恋爱关系的必要前提。改霞热情、心思敏锐，在某些方面甚至过于敏感。改霞的热情和敏锐，并非“自然而然”的，曾经的改霞，脾性恰好是热情和敏锐的反面。改霞的妈妈在改霞年幼时就守了寡，她拒绝了改霞大舅委婉提出的让她改嫁的提议，她把改霞当小子守。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改霞她妈不仅自己生活严谨，没一点蜚语和闲话，还有意无意间，以自己的心性模塑了改霞的心性，“终于，改霞长成一个十六七岁的，最容易害羞的闺女了。有谁多看她几眼，她就埋下头去，躲避赞美的目光”。

解放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使得改霞她妈十几年的心机枉费掉了。“出去参加过几次群众会，柿树院就管不住改霞了，蛤蟆滩的穷佃户，表现出翻身的强调要求；改霞又被穷佃户们翻身的要求鼓舞着，渴望女性切身的解放”。在对土改运动的参与中，改霞几乎像变了一个人。她参加社会运动，去过县城当青年代表，在黄堡镇1951年“五一”节的万人大会上讲过话，还利用法律的力量，解除了她爹爹在世时给她订下的婚约。在象征的意义上，徐改霞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意味着一个“现代”人的诞生，土改的意义正是要将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进军队、进工厂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其中个人的婚姻由个人自己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赵素芳

赵素芳是被旧社会深深腐蚀了的一个灵魂。她的性格是一种变态性格，她也是一个在旧社会的磐石重压下被从根本上歪曲了的人物。素芳的童年是天真无邪的，她聪明、伶俐，和其他孩子一样。但是在16岁上被同街一个小流氓诱骗而致失身以后，这个对人生还没有任何认识的姑娘，就被不公平的命运，推入痛苦、乏味、受压制、被误解、无希望的深渊里。旧社会的礼教、家法，给了她以灵魂上极大的摧残，它已经被揉得没有一点“性气”了。这一切都是通过假瞎眼公公王二直杠——一个忠诚的封建制度的奴仆之手来完成的。

解放后，温暖的阳光还暂时没有照亮素芳的生活，甚至震撼了千年封建老根的土地改革，虽使蛤蟆滩的多数人得到了解放，也没有使素芳获得解放。土改打垮了地主的威风，但并没有动摇二直杠威严的宗法家长地位，他依然紧握着掌管家事的全权，号令一切。两根柱子顶着山墙的破茅屋，是村里有名的死角，什么风也吹不进去。他不让素芳参加社会活动，不准她去开会，不准就是不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素芳多年来被揉搓得毫无性气的柔顺、卑怯的灵魂，丧失了人应当有的和可能有的一切权利。然而，她是会获得解放的，那就是当互助合作的大锤，彻底敲开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闭塞的小天地，从经济上瓦解了宗法家长制的最后一块基石，推倒两根柱子顶着的摇摇欲坠的山墙以后，像素芳一样的女人，才有可能被解放出来。说到底，他们的解放有待于社会的解放，多年来禁闭在茅草棚里的素芳，被放到外面世界里来了，可是却遇到了更深一层的不幸。这时的素芳，依然和她16岁时的认识能力一样，社会中的某些不平、生活中的某些丑恶、复杂的阶级斗争，她是暂时还不理解的。要她马上在政治上要求什么，那是不实际的。而她第一个感到的是在爱情上的强烈的不满足，她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这就是使她对姚士杰加于她的不幸始拒终从的原因，也是使她能够把姚士杰的甜腻腻的、藏在奸笑后面的野兽行为误认为或幻想为对她的爱的原因。在她来说，这是比较自然的。然而，她的悲剧也正在于此。当姚士杰让素芳去破坏互助组——干坏事时，她却不乐意干，而且提起了对姚士杰的戒心，甚至出自内心地对自己和姚士杰的关系感到恐惧和厌恶。最重要的进步表现在：素芳最终同旧制度告别，开始老老实实、欢欢喜喜地做一个正直的农业社的人。

郭振山——叙述人

郭振山是一部分思想出了问题的共产党员的代表人物。郭振山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讲话有煽动性，他用自己的语言讲活跃借贷的意义，他“热烈的言辞”，“似乎有一种语言的魔力来推动行政工作”。蛤蟆滩代表主任郭振山，他的自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以及对互助合作生产的消极抵制都对梁生宝的事业造成了威胁。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

在《创业史》小说中，核心人物梁生宝一出场就具备了沉着、冷静、思想觉悟高等一系列将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的性格特征。对于奋斗和抗争苦难的叙述中，因为他的出身和苦难经历以及党员身份，就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具备了充分的革命理由，所以很快被引导到革命队伍，迅速地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中间人物拉开距离，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领路人。梁生宝最重要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领导，我慌啥”，完全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自居，时时刻刻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纳入到“集体”的圈子里来。这样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个人的奋斗微不足道，集体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在他办的农业合作化和进山劳动等几件事中，作者将其预设为“共同劳动”、“集体进行”才能完成的工作，为进一步夸大集体力量的无所不能和突出梁生宝的“英雄人物”形象，做了周到的计划。在展现“集体话语”的模式下，梁生宝抗争苦难、对抗命运的重心已经游移，成了他与“蛤蟆滩”“三大能人”能力的比试。而在“三大能人”地位、身份、年龄、心计都比梁生宝略胜一筹时，他的道德、觉悟、党性都成了与其对抗的有力砝码。个人奋斗的主题被完全掩盖，转而成为了两种政治力量的殊死较量。同样，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个人因素并不是考虑的核心，人本要求和自主选择的意识也被淡化，党的威信、“思想觉悟”的高低、处理不好婚姻问题对党的影响成为梁生宝考察的第一要素。并且为了合作化的事业不停地拖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梁生宝实际性格特征中的强弱质，渗透了集体意识形态对于当时大众的规约。

作者在《创业史》文本中，塑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众生群像，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是每一次变革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作为男权传统思想统治下的女性，在变革中的变化能够深层地体现变革的本质。

一、缺失的自我——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柳青在《创业史》中用他关怀的目光塑造了梁秀兰和赵素芳这两个生活在男权话语下的两个青年女性，梁秀兰是被所有人肯定和赞扬的，赵素芳是从被唾弃到被拯救的，然而两者得到的社会评价都是基于男权话语世界的，两者都是生在缺失了女性自我的状态下的，这就是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梁秀兰是一个极具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带着所有人羡慕和支持的目光到了婆家，之后，便再也没有露面。秀兰无非过着和她母亲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的一样的生活，这种失掉自我的人物让人们感到遗憾，然而，这却是当时传统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柳青用秀兰和她的母亲，共同演绎了女性从“女儿”“儿媳”“妻子”“母亲”“婆婆”“祖母”的一系列社会赋予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她们两个人甚至可以看做是一个人。这两个人物形象，几乎得到了所有旁观者的肯定，无论是初次看到梁生宝母亲的邻居，还是梁生宝朋友韩培生的赞美，即使是新时期走向新生活的徐改霞，面对秀兰包办婚姻的选择，也从最初来源于少女情怀、追求爱情的观点转向对秀兰深深的敬意。

柳青通过韩培生的口直接赞美：“她，外表平凡，又沉默寡言；但是她的心情是多么伟大、崇高啊。”她们符合社会规范的举止行为使得她们没有受过家庭暴力，也没有受过世俗异样的眼光，然而看似美好的生活下是苍白而无趣的自我，这就是最真实的女性生存的状态。

赵素芳是《创业史》中刻画最为悲剧的女性形象，她的悲剧从新中国成立前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柳青常用“可怜的素芳”来称呼她，她生存在矛盾与挣扎的自我救赎当中，这种矛盾与挣扎恰恰是人的真实写照。自始至终，素芳都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审判，她的父母、她的公婆、她的丈夫傻栓栓、她的邻居，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这种眼神来源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旧中国小市镇庸俗、低级、灰色的生活环境，轻而易举地损毁了这个幼小的灵魂！”在这种压抑的毫无生气的环境中，仍不能泯灭她作为女性、作为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她向邻家的梁生宝示好，她并不是放纵的女人，她只想和一个人好，她内心里看不起和多人暧昧的翠娥。生活在缺少关怀和爱的家庭，这种渴求是本能而真实的，于是她屈服于姚士杰。然而没有人从“人”的角度给予她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即使是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也冷冷地拒绝帮助她走出家门参加群众和社会活动，她的身上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即使到了1976年，柳青续写《创业史》第二部时，素芳在王瞎子死前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然而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没有文化的素芳想不了那么远那么多，她只能够想到自己的悲剧来源于封建社会对父亲的毒害，她要用劳动来获得解脱，她精神抖擞地要和弱智丈夫好好劳动好好过日子，她对未来的生活仍旧充满着希望，这不禁令我们唏嘘这个女人对生活那种朴实的渴望和追求。柳青并没有安排素芳真正追求自己作为女性应得的幸福，她的婚姻也是包办婚姻，更何况她的丈夫还是一个弱智，这对女性来说是最大的不幸。

作者并没有安排素芳离婚，徐改霞可以抗婚，刘淑良可以离婚，离了婚的刘淑良还可以找到梁生宝这个大家公认的好小伙，而可怜的素芳仍然没有寻求幸福的意识，可以说，最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没有得到。在徐改霞身上，显然看到了女性摆脱男性束缚、独立思考人生的品质。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柳青用了第六章一整章的内容在讲素芳政治上的思想变化而忽略了她作为女性应追求的幸福，这个可怜的女人虽然她走出了家门、参加了劳动、参加了社会活动，然而她自身对于女性的认知仍然是空白，这种解放仅仅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方面，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自主的解放。

二、找寻的自我——走向城市的女性形象

徐改霞是柳青最为喜欢的人物角色，柳青常用“咱改霞”“‘我们’的改霞”来称呼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农家姑娘。这个女子最初是寡妇母亲严加管教下的见人脸红的小姑娘，而后断然抗婚，并能在万人大会上发言；她一开始对梁生宝一往情深，主动找一切机会向生宝表白，而后清醒认识自己，果断斩断情丝进入工厂。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徐改霞思考着爱情、婚姻、事业等相互关系，走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道路，这种觉醒是真正的女性自主解放、个性解放。可以说，徐改霞身上寄托了柳青对农村女性解放的思考和期望。

徐改霞是《创业史》整部作品中抗婚成功的一个，婚姻的自由是女性自主的第一步，改霞对自己的婚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抗婚的缘由并不是其他人所想的因为女婿长得丑，而是她对自己的婚姻有着自己的追求，“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这个有名的俊女子认为那些贪婪她美貌的人是肤浅的，美貌是男权世界对女性最主要的评价标准，她已经有意识地思考着女性自身的价值；面对秀兰的婚姻，她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个闺女家，可以拿一切行动表现自己爱国和要求进步，就是不能拿一生只有一回的闺女爱，随便许人”；对于爱情，她有着懵懂的理解，“不管他男方是什么英雄或者模范，还要自己从心里喜欢，待在一块心顺、快乐和满意”。作者赋予改霞寻找自我的第一步。

在徐改霞创造机会与生宝亲近，试探生宝的心思，约见生宝表白，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爱情的过程中，她不断思索着爱情、婚姻与事业的关系，这是女性寻找自我的关键，追求爱情而不迷失自己。“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但他俩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刻很快过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这是多么深刻的关于女性人生的思考啊，在新的社会中，女性既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工作，又背负着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在提高，女性是否能处理好新时期带给自己的挑战呢，这是真正站在女性的角度所做的实际的思考。

在《创业史》第二部中，为了烘托更为接农村地气、能下地劳动、能操持全家人吃穿的刘淑良，多次将改霞和淑良进行比较，甚至用“慌慌溜溜”来形容她，但是，正是由于这多次的比较，才更证明了梁生宝对改霞不能忘却的记忆，在这些词语里，能看到一个可爱的、积极的、上进的、有着少女情怀、对生宝无限爱恋的真实的姑娘。虽然改霞对梁生宝有着无限的爱恋，虽然在《创业史》创作之时，批判农村女性进城的声音四起，该文本中也借用王亚梅的话语描述了当时对农村姑娘盲目进城为摆脱贫穷农村生活的做法的批判。改霞作为柳青着力塑造的一位新女性的代表，在大环境的反对声中，柳青依然安排了改霞进城，这个进城并不仅仅是一段感情的结束，她更是改霞思考爱情、婚姻、事业的结果，是女性真正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柳青对妇女解放的思考显然不是把它作为社会解放的一个方面或者社会解放的结果，而应该是真正的女性解放、个体解放、个性解放。”

三、独立的自我——走出家庭的女性形象

王亚梅在文中的出场并不是很多，只有寥寥几处，但细读该文本，却发现，她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带着热情，带着对是非的分析判断，虽只是为相关的人物做了陪衬，然而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柳青用这样一个女人来传达正确的思想是深有意味的。王亚梅的首次出场是徐改霞报考棉纺织厂时与之巧遇，王亚梅是青年团县委的同志，而且是县上某位负责同志的爱人。改霞报了名，在人群中挤路，王亚梅喊着改霞的名字“从人丛中挤过来”，并且抓住了改霞的手，脸上带着“喜欢改霞的神情”、“一见如故”拉过她、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非常熟悉”地询问改霞的情况，“用手亲热地摸着改霞的肩膀”，还关心地问起生宝的情况，这一系列的描写，体现她对这样一个两年没见的仅仅下乡时见过的积极分子的关心，以及作为领导干部的她对农村事业的关心和热情，这种积极了解基层情况的工作作风，持续存在于创业史的两部创作中。她解答了改霞的藏于心中的困惑，改霞豁然开朗，“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改霞认识到了郭振山的狭隘思想，很快觉醒，摆脱了郭振山的影响，放弃报考工厂回了家。改霞自小受着郭振山的影响，从抗婚到进学堂，到参加社会工作，到报考工厂，实际上，作为女性的改霞始终被作为男性的郭振山所引领，她的自主意识的觉醒并不是自主的，而此刻，由于王亚梅的点拨，改霞开始了真正的女性自主解放。

而后，王亚梅作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次一次出现，总是在关键时刻画龙点睛。在《创业史》第二部中，她作为工作组的干部为灯塔农业社第一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起了个郭秋霞的名字，并说这是“老来红”的意思。虽然这是别人转述的话，仍然能感受到王亚梅爽朗的性格以及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赵素芳终于得以走出家门参加妇女小组学习，“好心肠的亚梅”同志鼓励她认真学习。王瞎子死了，素芳借埋葬公公的机会痛哭了自己的命运，傍晚时分，王亚梅来看望她，用“亲姐姐一般怜惜的眼光看着她”，用“手指纤细白净的两手，捉住素芳粗糙结实的两手”。赵素芳一直处于自卑而迷茫中，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这一刻，当王亚梅鼓励她“日子会过好的”时候，她终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为启发教育魏奋，故意设计了电话通知的语言，柳青安排了王亚梅道出了杨书记有意安排的深层含义。

王亚梅的形象随着一次次出场而逐渐鲜明起来，可以说，直到《创业史》第二部的第二十七章，才看到了柳青塑造王亚梅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创业史》第二部第十三章的时候，杨国华教育魏奋时提到“要学会干革命，不光会写、会说革命。有些同志硬是几十年都迈不出这一步。”担心作为县委书记妻子的王亚梅误会他“在下边同干部谈话时映射书记不深入实际”，此时，书记和书记夫人的工作作风的不同已经彰显。到了第二十七章，这种对比更加凸显。王亚梅在杨国华找陶书记谈话之前见了杨国华，热情地谈起了梁生宝婚事的情况，而且了解得很详细，还故意去看了刘淑良，这种特别的关心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眼光，而是“完全是从革命工作出发”，这是王亚梅了解基层工作、了解基层干部的体现；而后进来的陶书记却只愿“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掌握全部’”，脱离基层、脱离实际、偏听偏信，用原则制约着具体问题的解决。作为生活在陶书记身边的人，王亚梅看似不经意的出现和家常式的谈话却更加衬托出陶书记的脱离群众的思想，这种衬托远比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的衬托对比更鲜明突出。至此，这个女性出场的使命也越来越清晰，身上闪耀着光芒，她并不是随意出现的普通干部，而是作为女性干部出现，她身上有着女性特有的理解、耐心和聪慧，她虽为陪衬，却总是在关键时刻传达出正确的思想，用一位女性来担当这样的角色，这是柳青对女性充分的肯定。女性形象的书写，为《创业史》增添了主题的张力。

心理描写

在《创业史》中，故事主要通过叙述人来描绘。这个叙述人是事件的参加者，他在叙述过程中，表明自己鲜明的爱憎，解剖着人物的灵魂，引导着读者去理解事变的意义，通过叙述人的“形象”，显示着柳青的风格，通过叙述人的“视点”，揭示各阶级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感情。柳青在《创业史》中心理描写的“视点”，都是单一的。单一视点的心理描写，要求作者把所描写的人物内心活动限制在作品中某一人物的视线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即通过某一人物的内视或称内省、内心独白和外视来描写心理活动。柳青往往通过一个干部、一个农民、一个老妇、一个姑娘、一个少年等的眼光来观察事物、观察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生活在蛤蟆滩的人物都在考虑着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梁生宝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如何反击自发势力的进攻，如何使互助组得到巩固和发展；梁三老汉出出进进，想的是叫儿子听他的，还是他听儿子的，郭振山躺在床上想的是“在党”还是不“在党”；郭世富走在路上计算着是同互助组比赛，还是不比赛；徐改霞在柿树院权衡着是与梁生宝结婚，还是去考工厂；王二直杠念叨着什么叫“天官赐福”；姚士杰谋划着是否借粮食给白占魁和高增荣；欢喜担忧的是素芳婶子去姚士杰四合院做工的严重后果；韩培生的革命积极性是新式秧田技术如何在拾蟆滩得到实施并且能取得成功。这些都是单一视点心理描写。

单一视点的心理描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视”，即直接展示作为视点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类是“外视”，即通过作为视点的那个人物的眼睛，观察人物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从而间接地反映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外视”与观察者的心理活动常常有着密切的关系。《创业史》十二章描写郭振山在被窝里的心理活动，在为公还是为私上他内心翻腾着起伏的思想波涛，想得他头昏，喉咙堵塞，嘴里酸苦，心想呕吐，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这些心理描写大部分是内视。也有一些外视：“有了皱纹的宽额颅上，隆起着拔过火罐的酱红色圆印；毛茸茸的大鼻孔喷着火焰提的热气，嘴唇干裂了，有胡茬的嘴角上出现了火泡；那双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大眼珠，现在失去了神采；宏亮如打雷似的嗓子，也嘶哑了——咱们的郭振山，躺在草屋的小坑上两天了。”这是外貌描写，也是外视。同时还描写了观察者——叙述人和被观察者——郭振山的心理活动。读者除了可以看到郭振山痛苦的神态之外，还可以看到叙述人——对郭振山自私自利、卑微灵魂的叹息。

单一视点心理描写外视的视线，不仅能引发折射，还能引发反射。通过观察者对他人或自己的外部表现的观察，来反映他人或自己的心理就是折射。通过观察者所观察到的人物、景物来反映观察者本人的心理就是反射。反射也是一种外视。改霞妈对梁生宝有成见，她说“梁生宝不是人，胡骚情”并且提出荒唐的要求：“能把生宝开除出团，‘我’就放心哩。”连生宝走路的步态，她看了都讨厌，甚至说“要是改霞嫁了生宝，‘我’就要寻死。”这反映了改霞妈狭隘的、卑微的内心世界。

多视点心理透视法：改霞与生宝的爱情纠葛之所以不那么顺畅的根本原因，是郭振山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由此出发动员改霞进工厂的主张。从第二章开始，改霞要和生宝光明正大地谈恋爱，但是，就在这时候，郭振山影响了她，使她产生了“郭振山对呢？还是梁生宝对呢？” 那样尖锐的疑问，使她同生宝摊牌的决心一再推退。在第五章中，改霞下决心同生宝摊牌了。作者写出了改霞心理活动过程：改霞带着女性共有的“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天赋心情，抬起梳得油亮的头，一面向生宝的草棚院缭望，一面走出了田问小道，踏上了从黄堡到峪口镇的马路，蔑视人们对她的议论，摆脱掉孙水嘴对她的纠缠，考虑着郭振山对她的关心，等待着梁生宝的到来，焦急、愤慈、伤心、流泪，爱情是多么细腻、使人多么苦恼的事情啊。她和生宝终于见面了。不过，她选择谈话的时间、地点和与此有关的两人的情绪都不很有利。

谈话的地点是马路边人家用以照料菜地的一个稻草庵子，时间是在白天，谈话时生宝正忙着进山，有万还等着他办事，而她从反面提问题的方式又增加冷漠的气氛，导致了“稻草庵会面”的失败。这是梁生宝和徐改霞爱情生活中出现的一次重大挫折。在这里，郭振山设置了一时所觉察不出来的障碍，形成了一种以特殊形式出现的政治斗争。直接心理描写补充了描写了郭振山可鄙的心理。接着作为视点的改霞，离开了这个待定的场景（“视点的消失”），又找到了新的视点——梁生宝（“视点的转换”）的心理活动：梁生宝在同改霞谈僵后，心中很不畅快，但他却努力克服自己的情绪，努力把自己的心思，集中到进山准备工作中来。然而，感情却是比较复杂的东西，梁生宝虽然有比较强的自我控制力，但要立刻克服这种感情上的不畅快，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在买锅的时候， 一向考虑问题比较细心的生宝，反倒不如一向比较粗心的有万考虑得周到了。这种转换视点即先以徐改霞为视点，再把视点转间梁生宝，对郭振山与梁生宝的矛盾作了补充。

叙述干预

作者为了使读者理解“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两个问题，柳青在《创业史》采用了以故事框架为主而叙述干预穿插其间的方法，正如柳青所说的：“为了使读者不至于模糊作者的观点，只好在恰当的地方加上作者的评论，使思想内容更明显，更强烈一些。”这一创作手法，既避免了由于作者声音过多而出现打断故事进程的情况，也保证了作者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因此柳青宣称这样的写作手法是他自己探索出来的。

《创业史》通过叙述干预的运用，很好地解决了“现实”与“理想”被割裂的难题。《创业史》中的叙述干预主要有三种形式：抒情、议论和时政引语。在《创业史》文本中，最基本的功能是指明故事的发展方向，表明作者的态度，直接引领读者的接受和认同。这体现在最开始以几句画龙点睛的话对整章内容进行预先评述的章节中。例如第15章的第1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为这一章出现的梁生宝和徐改霞由于志向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而作者对于徐改霞的暗贬之意也隐含其中。

《创业史》虽然是关于中国农村合作化的史诗性作品，但它还可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即讲述作为社会主义农村新主体、新形象的“梁生宝”的成长历程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的叙述干预，就有了对梁生宝主体生成过程辅助解释的作用。在第30章中，当梁生宝和徐改霞单独相处的时候，徐改霞向梁生宝表明心意，但最终梁生宝以极大毅力抵制了这种诱惑。对于柳青来说，他一方面要表现梁生宝心情的转折变化，另一方面要对读者做出交待：为什么梁生宝能克服情欲？叙述干预在此担当了向读者解释梁生宝如何一步步成为党的“意志”的肉身形象的功能，因此该小说插入了“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这对任何正直的人，都是一件人生重大的事情啊。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的话。这两句话加上，随后带出的梁生宝的内心思考，在该作品里既能够给读者完整地呈现梁生宝的心理成长，还增加了人物转变来由的可信度。相比于在该文本内部实现的功能，叙述干预的作用，在于通过时政引语勾连了文学和政治。《创业史》的不同是直接出现的农业政策文件或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指示。例如在第一部的结局中，有毛泽东的批语、中共中央的决议等。

《创业史》中的时政引语是保持了自身特色、作为镶嵌体裁进入小说而成为“杂语”式的叙述干预。它的结果是在文本内部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性”，即中国国家农业政策和《创业史》故事内容相互渗透、相互对照，这种方法把抽象而又遥远的国家政策与形象的小说故事完整地结合了起来，两者共存于一个文本。

《创业史》当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

——冯牧（文学评论家）

《创业史》中的人物都是有个性的，精神面貌轮廓是清楚的。而这些人物所以给人留下如此显明的印象，是由于他们都具有这一历史时期的显明的时代色彩和突出的阶级特性。

——朱寨（新文学评论家）

梁生宝是“历史、时代、现实和理想”的结晶，这些英雄形象的真实的性格内容，既高唱着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又显示了鲜明的色彩，成为鼓舞和教育人民的榜样。

——李希凡（中国作家）

《创业史》的命名，显现了它的史的特点，而史的特点，大家通常也称作史诗的特点。史诗的特点，一般是指文学作品从艺术上概括历史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而言。

——何文轩（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中国作家。陕西吴堡人。1936年在西安主编《学生呼声》，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1938年赴延安，曾任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米脂县基层乡政府文书。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1952年赴长安县乡村务农，后任长安县委书记。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全国第四、五届政协委员。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短篇小说集《地雷》，散文集《黄甫村的三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