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石（1923年～），本名刘英昌，台湾八堵人。中共地下党员，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原型之一。台北工业学校（现为台北科技大学）毕业。

1950年，由于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叛变，岛内先后有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所有的高层领导都被枪杀。其中包括了国民党中将、位居高位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的特派员朱谌之。中共地下党在台势力可以说是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起大规模的地下党员被捕被杀案件中，有一个和蔡孝乾关系十分密切的人却侥幸逃脱了。他就是在台湾潜伏时间最长的地下交通员——刘青石。

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日子里，尽管从小接受着日式教育，但刘青石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与日本人不同。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一直埋藏在他的心中，见到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他都会去帮忙教训日本人。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青石对侵略者的仇恨进一步加深。1940年，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谋划着给日军投毒。不料计划败露，刘青石和其他几个同伴一起被捕入狱。

1945年日本战败后，刘青石被释放，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从事进步活动。

1947年，刘青石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担任地下交通员，直接受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指挥，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多次冒着危险往返于台海之间，传递重要情报。

1950年因蔡孝乾叛变，刘青石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刘青石在墓地中潜伏4年后，于1954年被捕，成为最后一名被捕的中共台湾地下党员。

1956年，刘青石假意答应国民党去大陆做特务，返回大陆向组织说明情况。经过1年的审查，被送到北京郊区一个农场劳动长达22年。

1979年，刘青石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担任日语教师。现独居北京。

刘青石是潜伏台湾的中共地下交通员，以商人身份传递情报。生死关头，他隐身墓地，成为最后被捕的地下党员。刘青石坚持信仰，孑然一身，在农场劳动20余年，独守内心的忠诚与愧疚。

我本名是刘英昌，台湾八堵人。日据时代，我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后改名为台北工专，现为台北科技大学），由于父亲曾被日本宪兵抓过，我很早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讨论回大陆参加抗日的事。后经友人谢贤益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在台北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谢娥。当时与我有同样想法的还有陈炳基、郭宗清（以后李登辉时代，当过台湾驻南美乌拉圭的“大使”）、黄雨生、傅赖会（是我最要好的工校同学，他的民族意识很强，后参加了地下党，被捕后在绿岛被关了15年）。谢娥劝我和唐志堂先去大陆，但该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轻者被关了短暂时间即被释放，我和唐志堂、谢娥则被关了1年多，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出来。

台湾光复后，一些日据时代的老台共人士纷纷活跃起来。林日高、潘钦信、萧来福、王万得、谢雪红还有社会名流陈逸松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想用合法的形式团结台湾青年。谢娥和林日高劝我和唐志堂、李苍降（李友邦的侄子）加入，我和唐随即参加了其中的社会服务股（组），陈逸松任主任，潘钦信任书记，林日高任组织股股长，陈招治任妇女股股长。

1946年12月14日“台北声援涩谷事件”乃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前兆。在该事件中，陈炳基写日文的宣传稿（中文稿由三青团新任股长庄某撰写），并发动大学生。我则负责发动中学生、青年团，并主持大会，带领游行队伍，声援活动搞了一整天，轰轰烈烈。其间，我们曾和蒋渭川联系，请他支持印刷纸张，事后才发现蒋的目的是搞他的政治资本。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慕陶也埋伏在活动中来探虚实。之后，李友邦告诉我们张某已准备下手逮捕我们，我就借着我大哥刘英芳的生意关系，到上海来跑单帮，躲了起来。

我在上海台湾同乡会见到吴克泰。当时，吴已参加了台湾地下党，应该会把我们这些积极活跃分子的情况向台湾地下党总负责人蔡孝干（本名蔡干，代名陈照实）报告。不久后，我在吴克泰的安排下见到蔡孝干，并在八堵入了地下党。入党时，口头说了就算数，没有签任何书面文件。在地下党里，我以跑单帮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与蔡孝干保持单线联系，负责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的联系，包括档案传递，转移活动资金等工作。之后曾来发（中共新四军战士）帮忙过我与蔡之间的联系。

1947年冬天，蔡孝干叫我去香港和廖文毅接触。当时，廖和潘钦信、萧来福等人在香港办学习班。田进添、卢哲德等地下党人也在那儿学习。当时，廖已公开搞台独，他需要有人帮他走私到日本。廖托我的堂哥刘新屋去找走私船（刘是地下党，当时已加入民盟，职业是记者）。刘告诉我这事，我转告蔡孝干，蔡让我假装是廖在台湾的幕僚，叫陈纂地的手下和廖接触，说搞武装需要经费，请他支持。但廖只给了我一点点钱，我就回台湾了。以后，我听说廖文毅找了一个叫宋非我的人去搞走私，而宋也是地下党人。

1948年，我和我的二哥刘英烈在花莲开了个金沙矿。在这之前，我受组织委派从上海带了几个台湾山地人（他们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而流落大陆）回台湾。我回到台湾后，陈炳基和田进添来找我，说他们已暴露了身份，希望我帮他们躲起来。由于我和蔡孝干是单线联系，我不能叫他们和蔡联系，但也不能见危不救。因此，我向蔡孝干提议，利用花莲荒废的金沙矿来躲藏同志。蔡同意这个想法，并说以后可将它作为基地，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同志以工人的身份隐藏起来，还可伺机开展山地人的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于是，我和刘英烈及其朋友出资经营起矿场，我并担任经理。该金沙矿厂的党组织工作，由李友邦的侄子李苍降主持。这事在1954年9月田进添被捕后被暴露了，一些同志被捕，也有人牺牲了。

1949年的夏天，经我介绍，蔡允准、刘英德（我四哥）、吴义雄入了党。在郭绣综（时任台北卫生局处长，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台大毕业，以后牺牲了）的监督下，成立三人特别小组，并在基隆开设三荣贸易行，以为掩护（刘负责经营，吴当助理，我则负责保密）。刘英德及吴义雄对基隆到冲绳、日本、舟山的沈家门一带的走私路线很熟悉，而且人际关系不错，认得一些国民党的（军）人。

1949年8月上海已经解放了，蔡孝干要我来大陆接受任务。我带着吴义雄装扮成罐头生意人，坐着渔船到了当时正面临解放军进攻的舟山。在沈家门港下船时，检查人员详细检查每一个旅客及其行李，情势非常紧张，而我用药水写的，装做是包装点心盒纸的文件在太阳的暴晒下，隐约现了形。我在情急之下请旁边的商人帮忙，我又上前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这样才化险为夷。我们到了舟山后更是小心翼翼。一些走私商人对我们说，菠萝罐头在上海的卖价最好。我们就依了他们的意见，坐着渔船，带着从台湾运来的罐头到了上海。虽然当时情况很混乱，在海上经常遇到海盗袭击，但我用这种方式往来大陆、台湾之间传递了不少档案和指示。我也和蔡孝干说，万一情势危险，可以用这条走私路线离开台湾。

这时，蔡叫我来大陆，向组织要求钱、船和武器。我在上海见到刘晓（华东局的领导还有饶漱石、曾山），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我也第一次见到了苏新。我离开台湾时，蔡特别叮咛我在大陆避免去见台湾人，以防暴露，但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我感到很陌生，因此我去找过原来的联络人李伟光（台湾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也是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联系人）。对于蔡孝干所提的要求，组织给了我两万美元，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两万美元在当时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对台湾整个地下党的活动来说，就实在太少了。蔡之后对此很不满意。至于其它要求，刘晓说他不能决定。我们就一起到了北京，听候指示。几天后，我到了北京饭店接受指示：福建的解放，已使得台湾的解放成为可能；台湾地下党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维护好社会治安；解放后，台湾的政治主要将由大陆去的同志来主持。或许当局事后觉得最后一条不合适，因此在第二天的指示会上没再提该条。离开北京后，我去天津找了潘汉年，他送我上船，经香港回到台湾。我告诉蔡这件事情的头尾，蔡参加过长征（内政部长），是延安干部，对此想必不满意。

1950年秋天，蔡孝干让一个外号叫“美国林”（长得像西方人）的林秋兴，带着刘英德弄到的海图到香港交给组织。蔡不让我执行这个任务的说法是风声太紧，林的亲戚是宪兵，会保护林上船。结果，林被他的亲戚出卖，他一到码头就被捕了。这消息很快传到蔡孝干耳中，蔡立刻叫林的联系人郭绣综逃跑，也叫我赶快去香港，以后能回来就回来，不然就去找组织赴解放区。我在香港找到组织负责人万金光，以及台湾人林良材（也是地下党）。我在香港住了1个月，万叫我写封信给妻子，转给蔡孝干，内容是介绍朱湛之***去见他，目的是和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联系，希望日后有情况时，地下党可以有个接应，例如武器、弹药的夺取。信寄出不久，万就告诉我，台湾地下党发生了状况，以后我知道当时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被捕了（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惜以后牺牲了）。张志忠被捕一事，香港的组织很快即得知，而人在台湾的蔡孝干却不知情，他还让曾来发去找张志忠，带着我从上海带回来的款项，曾来发立即被逮捕了。朱湛之***是大陆人，她和吴石接触后，取道舟山回上海，但在舟山就被捕了，她企图自杀未果，之后牺牲了。《参考消息》（2005年10月11日12版）曾刊载朱湛之在南京的女儿、以及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共谱两岸万里寻骨灰的感人事迹。

随着地下党的被破坏，吴石和他所联系策反、准备起义的7个中将都被枪决了。万金光叫我回台湾，在10天之内带蔡孝干离台。万说除了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完成这个危险任务。当时香港的党组织掌握了一份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对付地下党组织和成员的名单，我将该名单背在脑子里回到台湾。

我一回台就联系上蔡孝干，告诉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将要对付地下党的组织和成员。蔡要我准备离台，我也替蔡准备好隐藏的住处。我哥哥刘英德的朋友黄才在台北淡水河边开木材行，我看该处相当隐蔽并且四通八达，最合适有情况时脱逃。蔡把他的随身衣物放在该处，但并不住那儿，而是随处躲着。我另外又通过何荣全（早稻田大学毕业，住在罗东），找好走私船。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到了要离开的那一天，却久等不到蔡。后来才知道他已被捕了[注1]。蔡的被捕是因为他让他的小姨子找吴石的妻子，想办法离开台湾。特务对于吴石的妻子和这个年轻女子有往来感到怀疑，而使整个事情暴露出来。当时我感到情况不对，海边密探不少，就和妻子到圆环附近的双连街去找刘英德的朋友谢新杰。我估计谢才入党不久，即使蔡被捕，他应该不至于马上有危险。哪知，我妻子一入屋，就见到特务在等着。谢本人不在，谢的妻子在。我装着不懂北京话，要谢的妻子翻译。特务用枪顶着我，我们只好老实地坐在屋内的床边。特务看了我的身份证，知道我就是他们要逮捕的人，立刻上了手枪的子弹。我用日语同我妻子说，一有情况，她就将门打开，特务训斥我们不要说话。过一会儿，我说口渴，趁着谢妻端水挡住特务视线时，我一口气将特务压在地上，夺门而出。我一边跑，一边听着我太太被打的惨叫声。我跑入挤满人群的巷子里，见着人就说，后面有人要杀我。

我最后跑到一个也是地下党的朋友傅赖会（台北工业学校的同学）家，他母亲让我躲到床底下，并故意走到屋外街边小水沟旁，佯作洗衣物，等特务追上来，她就告诉他们刚才有一个人经过这里，但已跑往别处了。就这样，我躲过了特务。第二天，我透过姐姐的帮忙，借了矿工的衣服，打扮成矿工模样，坐火车到了瑞芳。我找到父亲的好朋友黄海树，经他帮忙，找到我母亲的远房侄子苏宗辉，由他带着我到月眉山公墓附近的草房躲了起来。过了几天，我得知刘英德、吴义雄、田进添、吴金堂（刘英德的同学，后期入党）也在逃，并且无处可躲。我就透过我姐姐把他们都找了过来，一起仰赖苏宗辉一家人的庇护。之后，我知道我妻子被捕了，还害我大哥刘英芳全家人都被关了起来。

不久，我经姐姐的帮忙，和香港的林良材经由电报暗语联系上了。我说我在台北他的母校的山上种地，老陈则住了院，一些人都去医院看他，暗示我在北部山上躲着，蔡孝干已被捕，一些同志也受牵连被捕了。林回复说，台湾很快就要解放了。后来，我想我迟早会被捕，到时会连累别人，就暗中与我父亲取得联系，求他老人家设法帮我弄一些青酸加里（即氰化钾）毒药，以为到时自杀之用。我父亲无语地点了头，但毒药一直没弄给我。

我和地下党的朋友在瑞芳四脚亭附近的荒山野外躲了4年半。其中所经过的各种危险、困苦不说也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整个情势让大家都很失望，那年中秋前夕，吴金堂说他妻子生活无出路，带着小孩在乞讨，想下山见家人。哪知，他下山后就去自首了。我躲在山上的时候，都由我的小弟刘英惠和我联系。吴金堂自首后，我的父母、妻子和刘英惠等都被抓了，但家人一直没说出我的藏身处。特务机关就又叫我父亲和小弟来劝我下山，还吓唬他们说，如我不下山，一家人都会遭殃。以后，我到板桥找林日高问他该怎么办。（在“二二八事件”后，我曾多次和他有交往，我想他还是可信赖的。当时，他还有参议员身份，我回到大陆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他后来在1950年代牺牲了。）林日高对我说，他可以保证我家人的生命安全，并叫我继续跑，让特务们、军统、中统相互争功，等合适时机叫我出来时，我再出来。之后没几天，基隆地区遭戒严，情势紧张，林日高带着我去见蒋渭川（时任台湾“内政部”部长，他事实上是中统的），没想到一到那儿，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表示，只要放了我家人，我不在乎被杀、被煎。中统科长俞询初的手下郭维芳却告诉我，他们准备让我回大陆，搞特务工作。郭是地下党，在被捕后自首，但他心里一直很矛盾，也心有未甘。他告诉我，如果是他，他也会离开台湾去大陆。于是，我决定和特务们智斗。我交待了我自己反蒋、反国民党的思想及认识过程，但我所说的完全不涉及党的秘密，也没有出卖同志。这样拖了1年多，特务机关准备放我出来，打入一些台独的团伙。他们说团伙里面有共产党嫌疑份子，要我打入其中，利用时机，和他们一道离开台湾，或到香港、日本，以后伺机到大陆做情报工作。我说我已经暴露了，人家都知道了我，我干不了这事。以后，他们又准备让我来大陆做情报工作。我想他们是想借刀杀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刀杀我。我的哥哥英德也说我来大陆不好，组织不会相信我。但我想到，我可能是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人，有责任向组织汇报蔡孝干被捕以及地下党被破坏的始末。另外，我是因被出卖而被捕的，我既未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及社会关系，也从未说出只有我和蔡所知道的一些情报。这些对组织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则是大事。我感到没有台湾的解放，就没有我刘某的一切。即使回到大陆，会受委屈，甚至牺牲生命，我也无怨无悔。

就这样，我到了香港，一出码头，我就把台湾特务头子俞询初交给我的密写用药水仍进海里，并很快和组织取得联系（负责人为陈金石，是大春行的老板。该处曾是掩护地下党员林田烈、林良材等人活动的场所）。经由陈金石的介绍，和公安部派来的叶某的安排，我路过广州，到了北京。这时已是1956年。到了北京，我写了足足几万字的材料，交代了整个事情的过程。我应该说是躲得最久，最后被捕的台湾地下党员。

以后的22年，我在北京郊区的清河农场干活、劳动。体力上的艰辛，我不在乎，但精神上的痛苦，几乎使我窒息。“文革”期间，我吃了一些苦，但与我在台湾地下党的经历无关，我的党籍也一直保留着。“文革”后，我被平反了。1980年代，我和台湾的家人联系上，他们以为我在北京一定有权、有地位，我告诉他们，我一无所有啊。之后，我去了美国，见到我的小孩。我被捕时，大的才刚会跑，小的则是在我被捕后才出生，他们都已50多岁了。1992年以后，我基本上每一年都回台湾，扫墓祭拜为我操劳、吃尽苦头的已故父母、兄姐，和因我被捕、遭杀害的亲戚们。我也去看望了还健在的哥哥、弟弟和2个妹妹。当年大家都反对国民党，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及同情，但经过这些年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一些人怕见到我，一些人热衷于台独，他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台湾人都没有感情，下一代的变化就更大了。连我自己的小孩都不愿意来大陆，他们说怕共产党。

台湾地下党被破坏，牺牲很大。当然，蔡孝干被捕后的叛变是主要原因[注2]，但对台局势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解放舟山时已有反复，打陆战、过江和渡海毕竟不同。另外，当时中央给台湾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护好国家财产，维护好社会治安，保护好党组织，指导思想是“静观”，等待解放。也因此，没有接受台湾地下党给武器、船和钱的要求。等台湾地下党出现危机时，连撤退都来不及了，台湾地方又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当时组织有所准备，地下党也许能安全度过难关，保存下来，即使台湾未能顺利解放，以后的局势应该会大不相同。台湾的地下党人数不多，牺牲的牺牲、自首的自首、变节的变节，但为党为国牺牲的好样同志的确不少。这真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台湾作家吴浊流写过一部小说，说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是无花果。台湾的地下党隶属中共华东局，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人民一道轰轰烈烈地进行过斗争，但却像没有结果的花，不清不白，没有定论。很多是非无法求证的，北京方面也都不议，随着人事的逐渐凋零，恐怕很多事都将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尤其国民党被台湾的选票给搞下台，国共也和解了，历史如此发展，出人意料之外。

我参加地下党、反蒋是自愿的，之后所遭遇的也是自受的，但每想到因我受到牵连的家属、朋友，仍难免心酸。我一生参加革命，路是自己选的，只求对得起良心、朋友、同志和组织，从不求任何地位财富。看到别人高升发达，我一向存平常心，如果以为当年自己如何，那就绝对会错位的。我常想念着牺牲的同志们，名利真不算什么呀。

*注1：我以后知道，蔡这次虽然被捕，但他利用时机，在特务押他回住处取衣物时，逃跑成功。蔡以后是在埔里被捕的。蔡孝干被捕前（在我从香港回来之前）的住处没有定所，都是由张明显（新四军校官）经营的房子中介公司——华盛行给安排的。房子多半是装修好但尚未卖出的日式房子，房子卖出，他就换一个地方住。张明显是福州人，蔡曾介绍我和他认识，说如有经济问题，可以找他。张明显以后躲到埔里搞武装斗争，被山地人出卖，被捕牺牲了，具体情况无从得知。蔡会在埔里被捕，我估计是去找张明显的。蔡的妻子姓马，她是蔡赴台前，在上海登广告聘来的秘书。蔡被捕之前，说局势危险，托我将他的妻子送回上海，交给组织，让她回苏州老家，等待解放。几年前，听说马还在云南。蔡被捕叛变后，和他的小姨子结了婚，喜糖还送到狱中的难友手上，这当然是特务机关瓦解人心的做法。有关蔡为何先送太太回上海，他是否早与小姨子相好，一直都是谜。我个人怀疑蔡不逃离台湾，和这个小姨子有关。

*注2：蔡被捕1个星期后就叛变了，供了组织的名单，地下党因而遭受灭顶之灾。最近台湾有来人说，蔡并没叛变，这是不可能的，蔡肯定是叛变了。只是世间的事往往很复杂，也不能一口咬定蔡什么都招了。就我所知，我去香港的事，以及我父亲在蔡最后面临被捕危险时，托人给他做假身份证的事，蔡就没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