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衡（1892—1968），湖南衡阳县牌楼冲人，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辛亥革命志士刘崧衡胞弟。早年入旅鄂中学求学，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1913年（民国二年）留学日本时与曹伯闻结为至友，1915年回国，先后在上海、汕头、长沙、新加坡等地办报纸，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1932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湖南从事情报工作。1968年病逝。

刘道衡（1892—1968），湖南衡阳人，早年和大哥刘崧衡一起加入中国同盟会，刘崧衡还是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衡州分部的负责人之一。1911年武昌起义后，刘崧衡与颜炳昆率众攻打衡州府，成立了衡州都督府。与此同时，湖南的革命形势波谲云诡，急转直下，先是中国同盟会湖南地区负责人焦达峰被杀，紧接着谭延闿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革命的果实落入贼人之手，接着又是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二次革命失败。1913年8月16日，刘崧衡组织武装起义遭叛徒告密，被谭延闿杀害，年仅28岁。

辛亥革命后，刘道衡前往日本留学。大哥刘崧衡牺牲后，刘道衡抱着“兄仇不共戴天”“要报国恨家仇”之心回国。此后，由于谭延闿的通缉，刘道衡被迫到处流亡，他在街头卖字，还曾剃发为僧。但他却从没有完全离开政治，为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不断地接近当时的各路军阀，如吴佩孚、冯国璋、张敬尧等，并应他们之邀担任幕僚。尤其是1918年3月到1920年6月张敬尧在湘主政期间，刘道衡在长沙担任幕僚的时间最长，并借此机会结交了许多朋友，建立了丰富的人脉。直到1920年6月，谭延闿联合吴佩孚、驱逐张敬尧回到长沙掌权后，刘道衡携妻女流亡到上海。

1920年至1931年在上海期间，刘道衡开始研究马列主义思想，积极筹款帮助进步青年办杂志，还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这些行为引起了中央特科的注意。1932年，刘道衡加入共产党，受命回到湖南建立情报网。回到长沙后，刘道衡受到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尊敬，先后聘其为“长沙绥靖公署”和“第八集团军总部”参事。他迅速发展了一批特科成员，组建了一个覆盖面相当广的情报网，为当时苏区反围剿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并“劝说”何健放松对长征红军的围剿，使红军得以保存实力顺利离开湖南。1945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李克农评价这段时间（红军时期）的情报工作时说：“刘道衡独立开辟的湖南地区情报工作乃是白区情报工作的仅存硕果。”

刘道衡长期受周恩来和李克农的直接领导。1938年，中央特科湖南情报组鉴于抗战形势，经李克农批准，转移到他老家衡阳西乡牌楼冲，建立了西乡牌楼冲和清潭两个党支部。为掩护情报组转移，将“自治女校”迁至牌楼冲的刘恂公祠，同时设立了刘族五甲小学自治女校附小，以教书为掩护，培养抗日骨干。中共牌楼冲支部以雪竹山游击训练班学员为基础，组建了湘衡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许多人通过刘道衡参加了游击队或新四军，当时他们知道衡西牌楼冲有一位“刘老”，是帮助他们走上抗日前线的重要人物，但并不知道他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领导者，有的人还一直以为他是一位被人尊敬的开明绅士和坚决支持抗日的老学者。

1942年春，他奉周恩来批示离湘赴渝，并将长女送往抗日前线（次年在山西为抗日献身）。后去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1946年参加中央军委特科工作座谈会，李克农称“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组织未受破坏和损失，是湖南情报工作的特点。”1948年秋，他致函牌楼冲党支部，嘱将他家田产卖掉购枪组织游击队，以配合解放战争的进行，后发展成湘中五支队和湖南游击司令部第八大队，配合解放军进行衡宝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刘道衡从中央社会部回湘，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参事室副主任。后调中央工作，历任政务院（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中央文史馆党组成员和办公室主任等职。1968年7月逝世，终年76岁。

1949年8月，刘道衡从中央社会部词回湖南任统战部副部长．在此期间，毛主席曾多次写信给他，嘱他对湖南的一些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志士仁人多加关照．他没有享负领袖所托，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这些老人，对自己刚处处以高标准来要求。他作为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要安排自己的妻子参加工作，这并不算难。但他始终认为党和人民将权力交给了他，决不能以权谋私，照顾妻子的一切费用均由其子女负担，没有给国家增加负担。

刘道衡同志从不追求个人名利。解放后，周恩来、李克农、王若文、王世英等领导同志对于他的成绩曾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他总是谦虚地说：成绩是大家的，我做出了一点成绩也是由于上级领导有方。1957年，由王世英同志提议，给刘道衡同志颁发勋章，他得知后，婉言谢绝了领导同志的好意。

1937年底，刘道衡同志通过徐特立的关系，将长女刘丽珊送到了抗日前线。1943年10月，她在山西五台山女儿沟对日作战中英勇献身。刘遭衡同志的原配阎氏，在湖南情报组转移到衡阳县就全身瘫痪，不久病逝。他为工作而奔忙，无暇照顾妻子，感到十分内疚。不久，他又将次女刘静珊送到了李克农身边工作去了。刘静珊到延安后，经过李克农同志的亲自考察，被批准入了党。刘道衡同志看到自己的女儿在革命斗争中得到成长，心里感到十分欣慰。但他从未忘记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教育女儿。从寄给大儿的诗中可以看出：“廿年漂泊共天涯，喜到延安便是家”“光荣称号并非易，爱护辛勤汝自知”“从今每事宜三省，个性何如党性强”“求得真知在笃行，平生最怕负虚声，但能矢守愚公志，寸土能移亦有成。”他的女儿至今仍牢记父亲的谆谆教诲，如父亲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干出了不少成绩。李克农同志常感叹道：老头子教女确实有方。

1933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原中央军委特科系统派遗共产党员刘道衡、周寿彭等到长沙，秘密开展党的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并领导长沙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先后在长沙、衡阳、郴县等地寻找和恢复党的组织，但没有结果，只好在长沙隐蔽下来。随后，上海局又相继派严希纯、周怡、赵君实、钱渭川、王雁虹等来长沙加强工作，由刘道衡负责。刘道衡的旧交曹伯闻时任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熊子烈任民政厅会计主任。通过曹伯闻的推荐，刘道衡担任了省民政厅会计委员，赵君实担任了民政厅县政督察员。他们以公职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在长沙市熙台岭设立湖南情报联络站，先后发展省立一师学生刘乐扬、省立一中学生梁宜苏等20多人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恢复了熊子烈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失去的组织关系，并正式成立特科长沙工作组。

针对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围剿”，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长沙工作组成员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深人敌人内部，获取敌方情报，分化瓦解敌人，配合红军作战。1933年至1934年，刘道衡先后派遣地下党员周寿彭、赵君实、刘乐扬、梁宜苏等人打人到省公安局侦辑队、水上警察队、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以及胡汉民反蒋的“新国民党”等组织内部，还将省主席何键的一个秘书和几个县长发展成为情报组织的外围成员，建立了多处情报网络。刘道衡还将从曹伯闻处获取的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转往上海，再转送红军部队利用。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刘道衡巧妙地利用国民党“CC系”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通过曹伯闻向何键游说采取“尾随围剿”的方针，不与红军死打硬拼，以保存自己实力。同时，工作组及时将何键堵截红军的军事部署，密电中共中央。因此，中央红军在湖南境内没有遭遇硬仗，保存了实力。

特科长沙工作组成员还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领导了长沙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组织领导长沙学生举行“一二・二〇”示威游行，在长沙地区第一次喊出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特科长沙工作组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它填补了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长沙市委一度遭到破坏留下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