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金（1586～1665），清潜江人，字云密，明末官吏、医家。

翻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第一千四百五十七页，书中写道：“刘若金，明天启进士。崇祯末，官至刑部尚书。寻归隐，自号蠡园逸叟。尤精于医学，有《本草述》”。“刑部尚书”在古时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官。当时朝廷的中央机构只有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等六大部和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平行机构。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加公安部和司法部部长的一部分职权。刘若金是有史记载潜江籍古时在朝廷任职最高者之一，其所著《本草述》是现代重新校注出版的中国历史古籍并不多见的名著之一；还有“国医之手”的称号。

显赫的官宦家

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载，刘若金的祖父刘勋（前面有传），是明嘉靖七年（1528）举人，他在河东运同任上留下“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美名，入了河东名宦祠，也入潜江的乡贤祠。他的伯父刘垓是“忤执政被谪，再起云南学宪得士心”的名宦。

刘若金父亲刘埏（yán），太学生。太学生即由府、州、县选拔（当然也有出钱捐授的）到京城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史志上没见刘埏入仕及功名记载。后因儿子刘若金的名气，赠封了一个“资政大夫，闽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尚书”。这种赠封是明、清时期朝廷对七品以上有政绩官员的一种奖赏或恩赐，一般都是某官员的直系亲属（父、母、妻）死后，将某官员的职务加封给其直系亲属（官衔一般都是封给父亲，母和妻根据官员的品级，赠封淑人、孺人等。见附件一）头上。这只是一种虚衔，是一种光宗耀祖的虚荣誉，没有奉禄和实际权力。

刘若金有两个儿子。长子刘洸（guāng），举人，湖南沅陵县教谕。次子刘湜（shí），出仕前情况暂无据可考，《县志》上只有他在江苏涟水县任知县的记载。刘若金所著《本草述》得力于这位当知县的儿子才得以重新刊印，并逐渐被官方所发现，被社会所认同。刘若金孙子刘效曾，清朝安徽怀宁县知县，其宦迹不详。

黎民的好知县

刘若金虽然有较好的官宦家庭背景，但并非是天性聪慧早熟之人，他先后苦读了近二十年，多次参加乡试不中，到了明天启元年（1621）才中了一举人，此时他已三十六岁，并结婚生子了。次年进京参加会试落榜，接着刘若金回家后，又悬梁刺股，秉烛夜读，到了天启五年（1625），他已是四十而不惑的年龄，第二次参加会试才中了进士。

过了四十岁才步入仕途的刘若金，最早被朝廷派到福建古田县任知县。县志记载：古田“海堧（ruán，水边的空地）瘠邑，群盗聚丛，篁（huáng，泛指竹子）灌莽中，梗驿劫旅，人民苦之”。用现代语言简单一点说，古田是一个离海不太远，地势低洼、土地贫瘠而又贫穷的县，这里竹林灌木丛生，盗贼很多，拦路抢劫不断发生，官办的驿站也不能通畅，民众的日子过得十分苦楚。

刘若金上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古田之所以盗贼猖獗、贫穷落后，一方面是民众不重视农耕，很多人游手好闲，另一方面是赌博成风，同时，胥吏与盗贼勾结而官府打击不力，使其横行嚣张。于是他从强化最基层的保甲长责任抓起，鼓励并倡导民众种田植茶，从事农业生产，对懒惰游散者张榜示众；同时，下令全县禁赌，铲除赌博窝点，严厉打击赌棍、赌徒；对官府衙役与盗贼勾结者严加惩处。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古田民风大为好转，打牌赌博者少了，盗贼知刘若金当政，也不敢进犯古田境内，人民也安居乐业了。甘鹏云先生所著的《潜江旧闻录》中有《刘密云尚书轶事》（以下简称《轶事》）一文，文中记载：“公下车，严甲保，禁赌窟，戒游惰，痛惩蠹胥通盗者，盗远遁，不敢入古田境”。还有一段老百姓对刘若金离任时的评价：“自我公来，四乡无胥吏之迹，县庭无敲鼓扑之声，征敛以时，农功不扰，人有余力，岁有余赢，公德厚矣。公去谁拊（fǔ，同抚意）育我者？”民众对刘若金这段朴实而真挚的评价，吾辈看后都感动不已。一个县官让老百姓有如此高的评价，历史上的确不多见。

因为刘若金在古田政绩突出，上级向朝廷奏报后，调他到经济和自然条件稍胜一筹的浦城（今福建浦城县）去任知县。古田人民知道后，感到“如失慈父母”，坚决不同意。数万人滞留县衙门前，并堵塞了道路，数十日不得行。老百姓向前来督办移交的建宁（今宁德）太守哭诉道：“夺我好官去，古田人民独非朝廷赤子乎？”太守反复安抚并解释：“朝命也，年满再莅古田可耳。”刘若金临别前，也被百姓的真诚挽留感动得潸然泪下，他说：“诸父老厚爱我，我何忍遽（jù，突然）舍诸父老去，特朝命不可违耳。重来何有日”。刘若金到浦城后，治理方略亦与在古田一样，三年不到政绩斐然，一时舆论翕然，史称刘若金为“八闽循吏第一”。

仕途多坎坷

由于刘若金在福建期间政绩卓越，他被提拔到京城任吏部主事，随后转为郎中（正五品）。没过多久，朝廷又将刘若金官升一级，派他出京城，任淮海兵备佥事（从四品，比军分区司令员职权略大）。

当时的淮海府辖区相当于今江苏以北的地方，治所在今扬州市。刘若金任淮海兵备佥事时，正是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这期间内有李自成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的“作乱”，外有金兵的不断攻城夺地的进犯。从《县志》和《闻录》中得知：淮海这个地方当时也不太平，流寇十分嚣张，而士卒纪律松散，骄横跋扈，粮饷匮乏，时不时就发生兵变。刘若金到任后，从整顿军纪开始。淘汰老弱者，清理冒领者，保留精壮者，随后增发军饷和更新军械，加强对军士的日常训练，一下子使士气大振，军中形成人欢马叫的局面。同时，他指挥广筑堡垒，坚壁清野，增设巡逻岗哨，做到有备无患，使民心和军心大为稳固。刘若金治军还有一套，他喜欢在军中物色人才，对有勇有谋者，举荐提拔使用，并传授其方略，这样更让将士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与贼寇作战中，刘若金整训后的军队屡战屡胜。贼寇对刘若金真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对淮海进犯。

刘若金在管理地方军务的同时，也不忘记帮助地方解决老百姓的疾苦，维护地方稳定。他认为“民所以聚之（起义），如饥鸟之求食；民所患除之，如沉疴之被体也”。虽然刘若金对当时农民起义认识有些片面，但他看到了淮海这一带民众受淮河水患太苦了，于是他组织军民疏浚淮河，筑长堤，当地老百姓将刘若金组织开挖的河称之为“刘公河”，所筑堤称之为“刘兵宪堤”。

淮海这个地方自古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同时也滋生了一批欺行霸市，奸猾豪取的害群之马。他们平常横行霸道，侮民敛财，干政害政，谁都不敢冒犯。刘若金知道此事后，对为首者毫不留情地予以了严厉打击。对此老百拍手称快，当时，淮海市面上的豪猾之徒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撄毒龙，莫犯刘公”。淮海的大治，使刘若金声名远扬，朝廷对他又加封一级，并给“蒙白金文绮之赐”。朝廷对刘若金的一封一赏，竟招来同僚的嫉妒，同时，那些被他严厉打击过的豪强劣绅也寻机反扑，捏造事实，对刘若金进行诬陷。昏庸的崇祯帝不做深入的调查，就将其免职了。

刘若金回归故里后，杜门谢客，钻进了一批古医学著作中，开始了他繁杂的工作之余没能完成的《本草述》著述工作。此时刘若金闭户著书，还只是为排除被弹劾后胸中的苦闷，自遣而已。

崇祯十七年（1664），对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是灾难的一年，耻辱的一年，也是亡命的一年。这年正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三月十九（公历4月25日）李自成攻占了京城。勤奋努力却主观臆断的崇祯帝朱由检，面对岌岌可危、风雨飘摇的明王朝，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后，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死得体面，他在故宫后面的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了，撒手将朱元璋打下并维持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江山拱手让了出去。农历四月二十九，李自成忙乱之中在北京宣布登基。次日，即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的军队逼近弃城西撤。十月，清世祖顺治皇帝在紫金城登基了，史称顺治元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厮杀和生灵涂炭的苦难，刘若金对他曾经忠心效力过的明王朝总还有几分难舍和希冀。这段时间他总是心神不安地在取名为“喟然轩”的小楼徘徊，再也难安然淡定地在小楼里读书著述了。

清顺治二年（1645），虽然北方紫禁城的明王朝的皇帝不在了，但南方明王朝的郡王和一些遗老遗少及不少民众反清复明势力还很强劲。当年三月，明神宗之孙朱由崧由凤阳总兵拥立在南京称帝，史称弘光元年；朱元璋第九世孙朱聿健，由镇江总兵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郑成功父亲）、礼部尚书黄道周拥立，六月在福州称帝，年号为隆武，史称隆武元年。朱聿健称帝后，深感朝中缺人，经人推荐想起了曾在福建任过职、对福建风土民情了如指掌且民众口碑很好、政声显著的刘若金，于是将其召入朝中。

《轶事》记载：刘若金在顺治二年、隆武元年（1645）进入朱聿健帐下后，最初任通政司右参议，“不数月，擢刑部侍郎，旋晋尚书”。也就是说刘若金是在南明朝朱聿健皇帝的尚书。同时还记载：“时战守机宜悉郑氏为政，阁臣至三十余人，议论纷呶（náo，说话唠叨），国是不定。公建白不果行，遂请致仕归”。

刘若金再次出山服务的南明朝是一个流亡而又不完整的政权政府。阁臣仅三十来人，且阁臣并没有齐心努力，同仇敌忾共同对敌；对巩固岭南基地，反清复明的方略意见也很难统一，常常各怀鬼胎，勾心斗角。尤其是朝廷兵权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又是一位极会保存自已、见风使舵的老江湖。刘若金的很多很好的建议，要么遭到其他阁臣的反对，要么隆武帝也不重视。刘若金再次出山本想在反清复明征战中有所作为的幻想，面对现实彻底破灭了。他在南明政权干了不到一年，就态度坚决地辞官回到潜江老家了。

朱聿健本来雄心勃勃态度坚决要复明，还曾想率兵亲征，但郑芝龙常以粮饷不足而推辞。就是在这种困境下，朱聿健后来收容了李自成的20多万残兵，短时间保住了福建、广东、广西，收复了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后来郑芝龙看到清军一统江山已是大势所趋，即率部投靠了清军，朱聿健孤掌难鸣，最后还是败下阵了，他在逃出长汀途中被清军擒杀。可悲的南明隆武帝政权只维持十五个月就垮台了。刘若金远见卓识也表现在：当他进入南明朝辅政一段时间后，看清了朱聿健是位扶不起的阿斗，更看清了大明王朝的灭亡已是势不可挡了，于是他先行一步辞官归隐，否则，他的老命也可能与朱聿健一样丢在福建武夷山山中了。

怪不得清朝末年在朝廷为官的潜江人万穉（zhì）云、甘鹏云先生都曾纳闷，为什么《明史》《清史》都没有刘若金任尚书职的记载，到了清朝末年，史志上才有他所著《本草述》的记载。因为南明政权是一个短命且流亡的政权，不可能有完整系统的史志记录，更何况刘若金还没有等隆武帝倒台他就坚决辞职归隐了。

潜心本草学

顺治三年（1646年）夏，刘若金再次辞官回到家乡后，住进了他在县西门二里的（现深河居委会一带）蠡园别墅，自号“蠡园逸叟”。蠡园可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范蠡的别墅之名，这范蠡是在越国被吴国灭掉之后，随越王勾践在吴国卧薪尝胆当囚徒，又辅佐越王兴越而灭了吴国的越国宰相，重兴越国后，他即携绝代美女西施归隐山野之间，最后定居于太湖之滨，留下二千多年来一直为世人仰慕的今蠡园居所。刘若金归隐时虽然没有携绝世佳丽，但他自比作范蠡，要从为臣至极，变成隐居荒江野湖寂寞之滨的钓叟。潜江西城外的刘若金蠡园别墅的确还是一个闹市之外的风雅之地：这里有潜江人为宋朝状元修筑的毕家山、状元坊；有明万历年间的通政使刘道隆的别墅——秀野园；有四季渔歌、菱荷飘香的千亩马昌湖；有咫尺之遥是潜江的八景之一——僧寺晓钟；还有逶迤蟒蟒的东荆河（当时称之为夜汊河）堤。竟陵的举人吴骥踏访蠡园主人后曾留诗一首：“兵戈间道入趋陈，追忆深恩顾才臣；留得黄冠衣故里，古来白杜托先民；荫松息竹俱流韵，积雪凿冰益爽神；自有龙门难望见，劳生犹作路旁尘”。

刘若金第二次归隐已是六十高龄了。他在蠡园一住就是二十一年。朝廷的更替，时事的纷争，让他看破了红尘，真切感受到自己过去所走的当官造福于百姓的那条路已彻底走不通了，同时岁月也不饶人，空有鸿鹄之志，自感力不从心。此时，他悟出了一个道道，自己在福建山区任职时，寻药问医为自己和百姓治病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何不结合已有医书进行研究，结集成一部医书，传世于后人，用于救死抚伤呢。悬壶济世，这也不正是造福于老百姓的另一条蹊径吗，于是，他下定决心，从此再不闻不问政事，潜心于本草学研究。

刘若金这次归隐后不问政事，潜心于本草学研究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旧闻》记载，刘若金杜门谢客，“日夕坐卧一小楼，治方书如故”，就是自家亲戚来了，也“罕见其面焉”。清顺帝定鼎中原安定天下后，对前朝阁臣遗老采取了不追究并给予礼遇优待的政策，随后经常有省、州、县府的官员上门造访，弄得他不胜其烦，于是又有了《旧闻》中的记载：“府县踵门造请无虚日，公力拒之，求一望见颜色，不可得也”。

这段时期的刘若金几乎到了“岁不出户，足不下楼”的境地。偶尔下楼，也是一个人手提竹篓，肩扛渔竿，走到小楼屋旁的马昌湖逸情闲钓。刘若金此时的垂钓，完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趣，更多的时候是独钓寒江雪的意境。《旧闻》中写道：“公终岁楼居，足不下楼者，垂三十年”。就是过去的很多朋友也很少通信往来，只有少数三五故交遗老“时通尺素而已”。他们是：湖南益阳的郭些庵，他与刘若金同是天启年间的进士，曾任江西巡抚，崇祯年间的兵部侍郎，明灭后削发为僧；湖南衡阳的王船山，崇祯年间举人，明亡后，他在衡阳举兵起义阻止清军，兵败后入南明桂王朝廷，后隐居山中著述四十余年，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哲人之一；湖北嘉鱼的熊蘖（niè）庵，天启年间进士，曾任吴江知县，崇祯年间给事中，因朝会上直言被廷杖遣边疆，明亡后入南明唐王朝任大学士，后离职弃家为僧；还有湖南宁乡的陶密庵，湖北竟陵（天门）的吴骥等。

康熙三年（1664），已是八十高龄的刘若金，经前后三十年精研细撰，终于完成了三十二卷，八十万字的《本草述》。这年十月，竟陵（今天门）名仕吴骥慕名而来拜访刘若金，两人举杯开怀畅饮，交谈甚欢。最后，刘若金示意要吴骥为其《本草述》作序，两人在相互谦恭一番后，吴骥欣然接受了其托请。次年，刘若金安详地辞世了，享年八十一岁，葬于“县东东沙垸（今蔡湖村东一带），大中丞郭公都贤志铭”。

名声人逝后

刘若金虽然在明朝官至刑部尚书，宦迹卓越，政声颇佳，但如前所述，并没有入明、清“人物”史册，只有《湖广通志·乡贤》《县志》对他有很简短的记载。现将《湖广通志·乡贤》全文刊录如下：

刘若金，字用汝，潜江人，天启乙丑进士。初令福建古田，调浦城，摘奸弭盗，两邑惮之。迁南吏部主事，转淮海兵备，投劾归里。已而优诏起用，特擢副都御史，督抚闽广。晋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后以疾归。

他虽然辞世在清朝，但他的确是明朝的人物。只是当他所著《本草述》刊印出名后，清朝才将他作为名医收录在本朝的史志之中，并在刘若金名字前加了一个[清]字，以显清朝之荣耀。

刘若金生前著述颇丰，诗歌、辞赋、札记等。临终时，他曾对他的两个儿子说：“诗文杂著，虽我微尚所寄，不可刊布人间，恐触世所忌也”。这是一位经历改朝换代风风雨雨后的前朝老臣的经验之谈，也是他隐居避世二十多年的心灵写照。刘洸、刘湜遵照其父遗命，真的没有让刘若金的诗文传于后世。到了康熙五年（1666），也就是刘若金逝世后的第二年，其长子刘洸筹资第一次刊印了《本草述》一书，吴骥的序最早出现在《本草述》之中。这是《本草述》最早的面世之本，没有发行，仅限于家族内部和挚友之间传阅，现已失传。不过我在读《湖北文徵》（第五卷）时，偶尔发现了他为欧阳东凤写的一篇悼文，题目为《祭欧阳太仆文》。在这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字里行间看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力。

时隔三十三年，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刘若金在江苏涟水任知县的次子刘湜，已有能力将随身珍藏的《本草述》正式刊印发行了。于是，他利用其自身的人脉关系，先后请工部掌印给事中谭瑄、嘉兴名士高佑釲（sì）、海昌名士陈訏（xū）、遂安名士毛际可等人为再版作序。这四篇序文都收录在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本草述校注》一书中。谭瑄在序中写道：《本草述》“盖以去华务实为主，而精详研核，以轩岐《素》《难》为之根极”，先生是当代“神农氏之功臣也”，是“医国手”。随后，清嘉庆十五年（1810）武进的薛镐又将《本草述》整理后刻印。1932年上海千顷堂书局又出了石印本，1933年上海万有书局见此书发行甚畅，也刊印发行。1936年黄冈兰陵堂也刻印《本草述》发行。一时间《本草述》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要盛行于世，真正实现了刘若金后半生立志悬壶济世之夙愿。

刘若金的《本草述》这部医学宏著之所以像一坛老酒愈陈愈醇香，让致力于发扬和传承中国中医事业的仁人志士爱不释手，是因为它科学实用。史书上记载，刘若金在与朋友谈到他所著《本草述》实用性时曾说：吾“壮而多病，以医药自辅，看题处方，良用娱慰”。也就是说他在福建山区任知县时，就依据古本草医书上的知识，结合自己的一些病症进行了实验，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2005年出版的《本草述校注》一书，在其《前言》中将刘若金这部本医学巨著的特点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第一是简约性。《本草述》全书收药仅四百八十种左右，与现代使用的中药品种大致吻合，而且现代《中医学》教材中的药物几乎全部收录在内，常见于其他本草书中的生僻或荒诞不经的内容则较少见，这与当时一些卷帙浩繁的本草书明显不同。

第二是实用性。《本草述》每药之下列气味、主治、附方、修治等项，均是对临床有直接指导作用的内容，方便实用。

第三是规整性。《本草述》对当时本草的药物分类及编辑秩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有助于药物分类的规整化和条理化。

第四是科学性。《本草述》关于药物功效主治的选择以临床实用为原则，不仅具有传统医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而且还可以为现代药物的开发研究提供思路。

第五是探索性。《本草述》以“愚按”为标目进行药物探讨，基本是作者本人的见解，其中许多心得有独到之处，这与一些简单罗列诸家之说的本草书有很大区别。刘若金本人撰写的按语在书中占有一定篇幅，也是很有特色和富有参考价值的部分。

这些校注人员，都是中国中医药学会的权威和专家，他们对《本草述》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这真是刘若金生前做梦和在九泉之下也都没想到的。据《县志》记载，他辞世后潜江旧县城还留下了不少遗迹，在西街（建设街一带），清朝时官府为刘若金建了“赐命坊”，旧西街刘大司寇（司寇，即刑部尚书）府第前还留有“刘公井”，“乡贤祠”里有他的牌位等。

这就是刑部尚书、国医大师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