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绶松（1912～1969），男，中国新文学史专家。原名寿嵩，笔名刘濑流、宋漱流。湖北省洪湖市（由湖北省荆州市代管）人。1935年入清华大学，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任教于重庆南开中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1949年后，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教授。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2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1955年出版《文艺散论》（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曾于武汉大学讲授毛泽东诗词，深受学生欢迎，并撰有《崇高的理想，豪迈的词篇——读毛主席<昆仑>》（《文学知识》1958年第3期）、《读毛主席<娄山关>》词（《文学知识》1959年第8期）、《读<毛主席诗词>》（《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10期）等文章。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出版《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被定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论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委、副主编。次年当选为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还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武汉市文联常委、文学部部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其妻张继芳一起自缢，含冤辞世。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高教部委托出版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在绪论里，他阐发了研究现代文学的三大任务和目的：第一，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第二，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不过，在当时政治文化的主导下，他强调说：“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在这样的文学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必然要作出低调的处理。然而，到1958年，留给这位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只有“检讨”。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说：“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他原因解释的。”

即使如此检讨，他还是难逃文革厄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展开。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的骆文同志首先提出为刘绶松平反昭雪。开始，遇到的阻力很大，经过一番斗争，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深入调查，认真审阅调查报告，亲自起草平反文件。终于，得到了武汉大学党委的同意和支持以及家属的配合，在武大体育馆召开了“刘绶松平反昭雪大会”。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绶松文学论集》。

刘绶松，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他的妻子张继芳是该校职员。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夫妇都被“隔离审查”，1969年3月16日刘绶松张继芳夫妇一起上吊自杀。当时40来岁。

张继芳曾经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及参加过“三青团”，被指控为“特务”。刘绶松被指控为“交代问题不老实”。当时有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领导“运动”的“军工宣队”威胁要把刘绶松当作 “从严处理”的“坏典型”处理。

1969年3月16日是星期日。刘绶松和张继芳得到允许从被“隔离审查”的地方回家。他们回到在武汉大学一区的教工宿舍后，在家里楼上堆杂物的小阁楼中竖起一张单人木床，然后一边一个，在木床栏杆和床腿上，上吊自杀。他们的骨灰没有准许留下。

刘绶松和张继芳夫妇留下了在中学和小学上学的孩子以及刘绶松的老母。他们死后，武汉大学收回宿舍。刘母只好随孩子们“下放”农村。文革后，刘绶松夫妇被“平反”后，学校“照顾”他们最小的孩子到中文系当了资料员。

1955年春天，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召开作家会议，讨论创作问题。《长江文艺》编辑部也邀请一些通讯员列席，我也是列席的通讯员之一。两三天的小组讨论，我刚好在刘先生的那个组，总坐在刘先生身后一排。自己作为一个学习写作的青年，只是倾听作家们的讨论，始终不敢发言。

刘先生几次转过身来低声对我说：“你也说说吧。”休息时也鼓励我：“有什么意见、感想，大胆讲。”我深深感到他对我的关爱。那时，我寒假写的一首长诗习作，《长江文艺》编辑部已提出修改意见。散会时，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稿子修改后，先交给刘先生看看。我们已同刘先生说过了，他很高兴，答应了。”回校后，我把修改了的稿子送给刘先生，他很快就看了。我到他家拿回稿子时，他说：“有些笔误和错字我都改正了，写得不错，题目也好。

”表示没有什么意见，让我寄出。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写作，说了不少热情勉励的话。这篇习作就是1955年6月号《长江文艺》发表的长诗《百鸟衣》。此后，刘先生对我的创作一直很关心。

在校园路上相遇，向他问好致敬时，他总会停下说几句，问最近又写了些什么。有时我说忙于功课，很少写。他说：“时间少，你可以写些短诗，要多练习。”当年大学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师资和研究人才，并不提倡学生文学创作。刘先生对我的创作的关怀和鼓励，也是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