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生（1930年8月—2024年6月29日），生于云南昆明，“中共党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学术带头人之一，生前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30年8月，刘桂生生于云南昆明。

1942年—1945年，在昆明市第十中学教育集团的前身——求实中学就读。

1948年，考入广州珠海大学外文系。

1949年初，转入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师从陈寅恪教授学习中国史。

1950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曾受教于陈寅恪、刘节、雷海宗、邵循正、丁则良、孙毓棠、周一良诸教授。

1952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

1953年，结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班。同年回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1965年）、副教授（1978年）、教授（1984年）。

1980年，应法国外交部之邀，前往该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巴黎第七大学、巴黎第八大学等校讲学。

1990年—1991年，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1993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实际招收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的第一位导师，同时主持北京大学最早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流动站。

1995年，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1998年，调回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024年6月29日中午12时05分，逝世，享年94岁；7月3日上午8:30在清华大学校医院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学术思想上，刘桂生受其业师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诸先生之影响，承袭“人文日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老清华会通之学术范式，以“身、心、家、国、古、今、中、外”八事相通为要领，强调治学与为人合一，注重古今贯通，中西融会，双向互动，交融互释，主张在不断深化对本民族文化认识的基础上，认识世界文化；同时在深入认识世界各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研究方法上，主张为学须具“预流”思想和“一线”观念，强调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研究，强调文本分析与语境考察相结合，对文本又须充分重视其产生条件和制作程序的不同。

刘桂生著有《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史学·史识·文化》，其中《李大钊早期政论试析》《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等代表性论文。先后主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图说近代中国》《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严复思想新论》，主持和参与“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李大钊全集》《孙中山全集》的编注工作。

刘桂生的成果多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奖项。

刘桂生一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十数名，其中不少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历史学科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响应教育部有关“中共党史”课程改革的指示，刘桂生提出清华大学须以“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头脑”为原则，充实、丰富“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内容，并为教员讲解新课提纲，指导重新编写教材。

1994年—1996年，刘桂生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吸引北京大学、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共同听课，加强了两系之合作。

1990年—1991年及1995年，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两门课程。1997年、2000年又赴美国、俄罗斯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他先后指导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学者和留学生多名。

刘桂生先生热爱祖国，视野开阔，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得到国际学术界教育界的肯定，他是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的先行者。刘桂生先生为人正直，待人至诚，关爱学生，深受同事的尊敬和学生的爱戴。他淡泊名利，生活朴素，而于学术和思想，则孜孜以求，从不放松。他诲人不倦，甘为人梯，为中国之外新一代汉学家的成长做出贡献，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评）

从学术上看，刘桂生先生研究广泛、知识广博，对中、外、古、近现代史无所不通。在生活中，刘桂生先生也是一位慈爱的长辈。（历史学民族学教授、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评）

刘桂生在新文化运动史、五四运动史方面的成果尤为丰硕，是这一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评）

2016年8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桂生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