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尊棋（1911年6月5日—1993年9月5日），男，湖北省鄂城县（今鄂州市）人，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中国新闻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英文《中国日报》原总编辑，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原副局长，外文出版社原副社长兼总编辑，英文《人民中国》原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刘尊棋，原名刘质文，中国新闻家。祖籍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长岭镇刘河村吴家湾（刘河六组），1911年6月5日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贫民家庭，5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928年1月，刘尊棋从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中专）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随即进入燕京大学政治系任秘书，同时旁听燕京大学的课程。在燕京大学的两年里，刘尊棋读了很多书，并对俄国文学和革命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5月，刘尊棋被介绍到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担任英文翻译和记者。

1930年（民国19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会理事。

1931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任国桢找刘尊棋谈话，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顺直省委宣传部的潘东周接洽后，负责省委文件的保管工作。1931年5月20日，刘尊棋刚开始从事秘密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在整理保管的文件时国民党宪兵被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同被关押的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1933年（民国22年）5月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营救下，刘尊棋被无条件释放出狱。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释放刘尊棋时，捏造了假的刘尊棋“退党启事”刊于《北平晨报》上。党组织误以为他自首出狱，将他开除出党。

出狱后的刘尊棋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却无法找到。因为他不知道那份“退党启事”，党组织已经把他看作危险人物，正在极力地回避这个“叛徒”。为了生存，刘尊棋继续回到苏联塔斯社北平分社担任翻译和记者。1934年8月，塔斯社北平分社撤消，刘尊棋又到《北平晨报》当了两年记者。刘尊棋通过在北平活动的地下党员孔祥桢，重新联系上党组织。1937年11月，征得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的同意，刘尊棋重返国民党中央社任战地记者。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刘尊棋是第一次报道长沙大火的中央社记者、发表了《一片焦土之长沙》文章。1939年9月，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前线抗敌将士慰劳团从重庆出发，到达延安。随团人员中有三位记者，分别是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9月16日，刘尊棋等三人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开始了对毛泽东的采访。这次谈话后来在《毛泽东选集》上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为题，以九问九答的形式保存下来。 这份重要的访谈录在海内外发表之后，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出所料，刘尊棋在重庆被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找去训斥了一顿，中央社再也不让他外出采访了。后曾担任任国际新闻社首任社长。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为了保护革命力量，中共南方局决定疏散部分国统区党员和进步分子。刘尊棋和妻子郑倚虹被安排去新加坡。刘尊棋参加了由胡愈之主持的《南洋商报》，任编辑主任，主编时事新闻。一年后，1942年12月，刘尊棋应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克·费希尔的邀请，担任重庆、上海两地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还曾担任上海《联合日报》《联合日报·晚刊》社长，香港《远东报》主编。

1949年9月，刘尊棋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尊棋任南京市军管会新闻处副处长。刘尊棋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政协会议。同时，新中国准备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刘尊棋担任了协会筹备委员会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成立后，下设主持对外宣传的国际新闻局（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身），乔冠华任局长，刘尊棋任副局长。刘尊棋还担任该局英文刊物《人民中国》的总编辑。1952年国际新闻局撤销，刘尊棋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正当刘尊棋满怀信心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候，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1955年10月，刘尊棋突然接到通知：停职审查。22年前的一张旧报纸《北平晨报》摆在他的面前。20年来，刘尊棋第一次得知当年的报上，曾有过“自己”宣布退党反共的启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回答道：“我不知道这件事，事前不知道，事后我也没有看过。” 王卓然此时任国务院参事，他对营救刘尊棋的事一直记忆犹新。早在1952年，在写给中央统战部的自传中，就记述了保释刘尊棋出狱的事情。然而，此时无人前去调查。也没有人出来为刘尊棋作证。

1956年1月，国家机关党委召开大会，宣布揪出刘尊棋是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的中央机关的又一大案，罪名是：叛变出狱、军统特务，同时还为美帝国主义服务。1958年刘尊棋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作为被遣送到北大荒的右派分子离开北京。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揪出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1936年春，为营救薄一波等狱中难友，负责传递刘少奇指示的孔祥桢就住在刘尊棋家，刘尊棋成为可以获得有力证明材料的突破口。1968年5月，他被逮捕押回北京，关在半步桥监狱。专案小组批示：“此人永远不能放回社会。”1969年12月，刘尊棋被押到长沙。1970年6月底，因为身体原因，他被转往位于洞庭湖赤山岛上的湖南第一监狱。因为没有判决书，他成为这里的一名“寄押犯”。1975年8月，经亲属申诉和营救，“寄押犯”刘尊棋出狱，被安排在湖南农校图书室当管理员。

1978年2月，胡乔木调刘尊棋回北京。刘尊棋被分配到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工作。1978年11月经多方调查，事实真相全部查清：刘尊棋的叛徒、特务罪名纯属历史误会，中央组织部给刘尊棋正式平反，恢复党籍。 1978.11～1981年刘尊棋被任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主席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主编。1981年6月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1985年8月改任为《中国日报》顾问。

1988年11月4日，刘尊棋回到离别42年的故乡鄂州探亲访友，并受到当时鄂州市委书记邓庆宗、市长周朗溪的热情接待。

1992年因病辞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职务，并在《中国日报》办理了离休手续。

1993年9月5日，刘尊棋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刘尊棋曾任第一、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顾问。

刘尊棋著有《美国》和《美国侧面像》等书籍。翻译有《死屋手记》《天下一家》《美国通史》《伟大的中国革命》《月落》（斯坦培克著）、《艾凡赫》（斯各特著）等书籍，并领导翻译了《共同纲领》《毛泽东选集》等书籍。

刘尊棋与《联合晚报》

1945年刘尊棋依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利用美国新闻处的帮助，由重庆飞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刘尊棋和王纪华、冯宾符等同志办起《联合日报》，刘尊棋担任社长。《联合日报》被勒令停刊后，1946年在陈翰伯同志由渝到沪后，又办起《联合晚报》，刘尊棋继续担任社长。

《联合晚报》出版后，国民党当局以各种方式加以威胁、恫吓。在出版几个月内，他们怂恿报社社址和印刷厂的老板不断抬高租金，还向法院起诉逼《联合晚报》退租，最后投恐吓信，声言要炸毁《联合晚报》使用的印刷机。1946年秋天刘尊棋到南京梅园新村会见周恩来同志，请示对付办法。

周恩来同志听了刘尊棋的倾诉，非常气愤。他说：“看来，国民党什么流氓手段都用得出来，你们不能低估它。同时，你们还要坚持把报纸出下去，努力联合《文汇报》和《新民报》一致行动。我回延安后，恐怕不久中共办事处也撤退。不过，在上海，我们总要留下人。宣传、文化方面，夏衍和胡绳决定留下来，报纸的事，今后你们可以找他们两人。原来准备出版《新华日报》的机器还藏在上海，万一你们的机器不能用了，可要他们把那个机器拿出来用”。

刘尊棋回上海把周恩来同志的话传达给王纪华、冯宾符和陈翰伯同志，后来又找到夏衍和胡绳同志，他们证实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联合晚报》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7年4月终于与《文汇报》《新民报》同时被国民党强行查封。

刘尊棋与英文《中国日报》

英文《中国日报》在1981年6月出版，问世好几个月仍然没有一个总编辑。报社的筹备委员会就同刘尊棋同志联系，请他担任编辑部的主持人。因为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都了解，刘尊棋同志主持笔政、搞对外宣传是有经验的。他早在1934年就是北京《晨报》的一个活跃的外勤记者，同美国记者斯诺等有过往来；1939年，他访问过毛主席；他解放前在上海办过全国仅有的几张进步报纸之一的《联合晚报》。推荐他的人特别称颂他的英语水平。早在1931年他被监禁在北京监狱时，党支部要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国内还缺乏经典著作的译本，刘尊棋同志曾将一部分英文马列著作译出，供作难友们的学习材料；50年代他担任过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和西方国家贵宾们谈话时的翻译、国际新闻局的副局长。

1981年8月，刘尊棋同志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接任了《中国日报》首任总编辑，这一年他已经70岁高龄了。

刘尊棋同志到《中国日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就提出了改进报纸的三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是要发表报社自己的评论。在他到来之前，《中国日报》已经有了言论版，发表全国各兄弟报纸的言论，也发表一些外国报纸的评论，还有一些署名的论文和小言论，但还没有自己的社论或评论。刘尊棋同志认为《中国日报》应该是中国的喉舌之一，对外代表国家说话，发表对国内外大事的评论。他主张这张报纸的评论不要有说教式的八股腔，一定要写得立论鲜明、文笔生动。

他组织了一个评论小组，自己动手写了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第一篇评论。从此这种评论就在报上持续刊出，为各国外交人士和新闻记者们所重视，被看作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舆论。

凡事开头难，为办这样一个一周出五天的专页酝酿了好几个月。刘尊棋同志亲自规划，使这个专页成为《中国日报》读者喜闻乐见的特色之一。

第三个主意是开展新闻采访，增加本报特讯。《中国日报》开创之初，人手较少，主要应付了编辑工作。消息依靠通讯社供给，中文报上的“本报讯”也翻译一些，消息显得既少又慢。随着报社人员稍有增加，刘尊棋同志就力主要开展新闻采访。他建议在设立专门的采访部门之前，先从各个专业组抽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特种混合部队”(Task force)，专搞采访与写稿。

外国读者比较重视中国政府重要人物的谈话，刘尊棋同志率先示范，访问了薄一波同志。他同薄一波同志是老熟人，“铁窗大学的同学”。但是这次他是以《中国日报》记者的身份同薄一波同志进行谈话。薄一波同志见记者也经验丰富，他们俩的一问一答着眼于中外读者所关心的事情。刘尊棋同志这次访问之后，《中国日报》刊出的这类报道，成了不少外国记者争先转发的中国要闻。

刘尊棋同志认为对外宣传要有自己的特点，要从外国的国情和读者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国内宣传的一套，对外宣传的对象不能仅限于进步人士。他要求报纸发表自己的评论，开展新闻采访，多搞独家新闻、多找新闻人物谈话，增加本报特讯。

刘尊棋同志主张《中国日报》的工作人员要发扬拚搏精神“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他认为在香港办一个航空版还很不够，一定要在那里设个得力的办事处，去开拓一个对外工作的新局面。1983年6月，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去美国开办《中国日报》的北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