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平（1908-1987），原名刘焕宗，笔名力花、满力涛等，江苏如皋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生于双甸北乡袁家庄（今属如东县）。1924年就学如皋师范，积极参加进步社团“平民社”，关注社会改革，宣传马列主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国民党迫害而转学晓庄师范，曾任中共晓庄师范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1930年因组织万人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抗战时期被党组织派往武汉、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

1908年5月16日，刘季平生于如皋县双甸北乡袁家庄（今属如东县）。刘季平幼时在丛坝初小读书，聪颖好学，深得师长喜爱。

1921年夏，从双甸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取南通甲种商校（启秀中学前身）。

1924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二代师范学校（如皋师范）。

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晓庄师范学校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领导学运、教运，曾任上海左翼教联总务。

1930年，在南京因组织万人示威游行声援工运和散发纪念“五卅”惨案的传单，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翌年越狱。1932年6月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获释，在上海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被派往武汉、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历任抗战教育研究会、生活教育社常务理事。

1941年至1944年，先后任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苏中第二专员公署专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副校长兼苏中党校校长，新四军第一师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校长、党委书记。

1945年，任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苏中区战时动员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初期，1945年11月任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46年任后方机关“黄河”大队政委。

1947年8月至1949年4月，任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副校长、校长（陈毅同志原兼任校长）。

1949年4月，任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兼行署秘书长、文教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代部长、常务副部长等职。

1964年底，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刘少奇主席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要求，刘季平组织有关同志到各地调查研究，并提出“先在农村发展半耕半读学校，后到城市推行半工半读教育，最后全面改造全日制学校”三步设想，由于形势的发展，最终没有未能实现。

1973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1979年，创建中国图书馆学会，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81年2月，任国务院文化部顾问。

1985年，被选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1987年6月11日病逝。

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副主席、委员。

妻子：吴瀚

刘季平主张教育要为进步的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提倡结合中国实际，多想收效大、进展快、能节省人力物力的好办法、穷办法，灵活办教育；提倡学用一致和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教学和死读书。积极主张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发扬陶行知忠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改革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刘季平幼年家境贫寒，但聪颖好学，成绩优良，1923年考取通州甲种商校（即后来的南通商业中学），未及毕业，1924年复往如城应试，考入如皋师范学堂。进入如皋师范以后，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刘季平于1927年2月光荣入党，因积极参与领导如皋地区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勒令开除学籍。

几经周折，1928年，刘季平赴南京应试，考入晓庄师范学校，师从陶行知先生继续学习。年底，他当选为晓庄师范党支部首届支部书记。学校成立了“联村自卫团”，校长陶行知担任团长，刘季平担任副团长，分别领导全校师生的教学和训练，以武装力量保卫学校和学校周围的村庄。

1929年1月，刘季平受聘无锡河埒口小学任教，秋天又受邀前往北平香山慈幼院担任实验部主任，由于坚持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 理念，培养儿童“自己管理自己”，以“使儿童手脑得到真正的解放”，遭到保守势力强烈反对，年底即被院方解聘。

1930年，刘季平调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上任伊始便去上海学习“中国自由大同盟”公开活动的经验，准备回宁筹组“中国自由大同盟南京分会”。4月，英商和记洋行蛋厂爆发罢工潮，工人遭到血腥镇压，日舰公然插手干涉，庇护英商暴行，22岁的刘季平立即组织万人游行示威，进行声势浩大的声援，反动当局不但不下令严惩肇事凶犯，反而派人封闭晓庄师范，并通缉陶行知，追捕刘季平。5月下旬，刘季平去金陵大学发动师生参加“五卅”全市“五罢”（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大行动，不幸遭到便衣警察的逮捕，关进苏州“十字监”。在狱中，刘季平参加地下“特支”活动，被狱探察觉，年底转移到镇江麒麟巷侦察队班房关押。1931年除夕之夜，刘季平利用看守疏于防范的机会，与同监四名难友一起挫断脚镣和门棂，越墙逃跑，潜往上海，在同学方与严的帮助下转移至广州龙川师范任教，准备待机转赴中央苏区。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刘季平赶赴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的“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分工负责筹建并主管“教育新闻”编写工作，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爱国斗争。同年6月，遭遇法租界密探搜身，再次被捕，并被反动当局判处五年徒刑，关进法租界马思南路监狱，1933年春，刘季平争取到一名同情革命的监狱卫生员充当其助手，假借给病号送药的机会，传递斗争信息，发动全监千名犯人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狱啸”，群起反对监狱当局残酷迫害犯人的行为，使敌人惊恐万状。得知斗争的组织者是刘季平，敌人又将他转移到更远的山东烟台监狱关押，刘季平在烟台监狱里组织难友进行绝食斗争，迫使敌人“开卸脚镣，改善伙食待遇，准予读书阅报，给予通信自由”。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协议，经组织营救，刘季平于8月获释。出狱后，他辗转上海、武汉、桂林等地为革命奔走呼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1年2月，刘季平调往苏中根据地任行署文教处长兼管行政学院工作。次年10月，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刘季平主持行署文教处分发《苏中各县区冬学促进会组织大纲》，将编撰的冬学课本发放给有关同志，并亲自深入苏中各地区发到群众上冬学，有力地推动了冬学运动的开展。

全国解放后，刘季平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等职务。1963年8月，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普通教育，着重进行中小学教学改革工作。1964年底，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刘少奇主席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要求，他组织有关同志到各地调查研究，并提出“先在农村发展半耕半读学校，后到城市推行半工半读教育，最后全面改造全日制学校”三步设想，由于形势的发展，最终没有未能实现。

刘季平主张教育要为进步的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提倡结合中国实际，多想收效大、进展快、能节省人力物力的好办法、穷办法，灵活办教育；提倡学用一致和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教学和死读书。积极主张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发扬陶行知忠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改革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在有生之年，刘季平牢记陶行知校长“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诲，无论在革命岁月还是在建设年代，无论在上海任副市长，在山东省委、安徵省委任书记处书记，还是在在教育部、文化部担任要职，都自始至终卓有成效的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正如李葆华对他的评价那样：作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刘季平同志，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

刘季平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刘季平同志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于1973年11月至1981年2月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适逢改革开放国策确认前后。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我国经济得以恢复并快速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也由此走上复兴与开拓之路。在此期间，老一辈图书馆人为改变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落后面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其中，刘季平同志堪称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发展的先行者。他在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的八年间，在纠正图书馆界极左思潮、筹组原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创建中国图书馆学会、推进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开展与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听取了时任刘季平同志受国家文物局委托所作关于图书馆问题的汇报，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这是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史上最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之一, 它对解决当时图书馆事业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保证在各种资源极度匮乏的改革开放之初，图书馆事业能基本上与其他社会事业同步增长, 并推动图书馆的计算机化、网络化、数字化转型发展意义重大，为今天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针对当时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的过分强调图书馆的阶级性问题，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图书馆事业是有阶级性的, 但同时应该更明确地强调其社会性，要看到它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其特殊的历史任务，并号召图书馆界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些主张从认识论的高度，扭转了极左思想对图书馆办馆方向的干扰。

走出国门，交流借鉴

1973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为团长的中国图书馆界代表团一行8人，于9月至11月参访华盛顿、纽约等地的各种类型图书馆及情报资料出版机构。此次出访是我国图书馆界走出国门、学习借鉴，将国外现代化图书馆建设发展理念和实践引入中国的新起点。

顶层设计，谋篇布局

1980年5月26日，受国家文物局党委委托，刘季平同志向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做了图书馆工作汇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门听取图书馆工作的汇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作出了若干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图书馆事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总纲领，对恢复和兴办图书馆、改革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加强图书馆之间的协调合作、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以公共图书馆为例，从1980年到1990年短短十年间，我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就增加795所，达到2527所，增加了45.9%；馆舍面积增加235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增加20多万平方米；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增加近一亿册。

规范业务，提升服务

刘季平同志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重点着手恢复受到“文革”影响的各项业务工作，并积极建章立制，推动图书馆业务的规范化建设。1980年首次编印《北京图书馆业务工作规章制度汇编》。这些举措为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逐步建立起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也为北京图书馆各类型读者服务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馆舍焕新，技术进步

北京图书馆新馆（现白石桥馆区南区）建设工程尤为引人瞩目。该工程由周恩来总理提议，于197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兴建，1983年9月23日奠基，1987年7月1日竣工，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建筑领域专家和全国各地图书馆人的关心与支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程中，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全面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国家图书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被誉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刘季平同志从组织领导到研究方案，都亲自过问。调任文化部顾问后，他仍然密切关注和支持工程建设。

整理典籍，传承文明

1975年10月，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指示， “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1978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刘季平同志任全国编委会主任，对该项工作从酝酿谋划、全国普查、编目著录、汇总编辑、出版发行到多次重要工作会议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协调把控。到1995年3月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全部完成，历时17年，参加单位近千个，收录全国781个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机构存藏的古籍善本6万余种，约13万部。1978年，北京图书馆启动《民国时期总书目》编制工作，1995年全部付梓，按照学科共分17 卷21 册，约2000万字。

加强研究，合作共享

1978年3月，响应中央关于发展各类型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的号召，北京图书馆提出成立学会的倡议，筹委会办公室设在北京图书馆。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召开，刘季平任第一届理事长。学会成立后，先后成立了11个专业研究组，积极开展图书馆各领域学术研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