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荥先生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一是劝善，二是书画，三是教育。晚清到民国时期，因为百年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空前耻辱，文化精英们大多不遗余力吸收西方文明，对传统文化过激地否定，有人甚至到了否定汉字的地步。
刘氏一族于劝善始于止唐公刘沅。《
成都志通讯·成都街名考》说：“纯化街原名三巷子，后因刘止唐住此传道讲学，故更名为纯化街。寓有‘纯正人心、感化大众’的意思。民国四年，他家门口还悬挂有邛州翰林伍崧生所书‘儒林刘止唐先生第’横匾一块。”刘咸荥以槐轩学说为宗旨，从劝善入手，出版刊物，实施赈济，启善心于末世，振善行于既倒。1941年，他在上海道德书局刊印《静娱楼劝善全集》《新德善刊》等。
颜楷1918年辞职回家后，与刘咸焌在南门纯化街北延庆寺合办乐善公所，救济贫苦。刘咸荥几乎每日在此，仿照书法家翁同龢，标明润笔费卖字，其中七成捐办赈济事业，三成家用。1931年十七省大水灾，成都市各界助赈会发起募集寒衣，刘咸荥作为四川著名乡贤，亲自撰文《成都市各界募集寒衣助赈会公启》，文情并茂，催人泪下。
书法是刘咸荥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论为殿堂庙宇书写楹联匾额，还是劝善或为他人作书，他的作品始终有一种遒劲飘逸，或隐或显地表现出黄庭坚书法的意趣，风致跌宕而雍雅，体现了达观旷逸的人生境界。
为什么刘咸荥书法旨趣有这样的？他的大学同僚宋诚之在《为刘豫老追悼会》一文中说：“犹忆前不久，豫老尚能说话，余至卧室看视因曰：‘以百年后当见如何现象？盖私心以为九十余岁老人，已不多见，其对于生死的心早有所释’。豫老答曰：‘死后之情况那能晓得？惟人生总有一死，应尽便须尽，不必多虑，亦不必有所喜惧耳！’”他的另一位朋友林思进在《双流刘君豫波家传》中说：“然君顾不汲汲荣进……又十余年，既倦而休，优游终老。至九十有二，神明湛然，无呻吟痛苦，非有道之士，其孰能与于斯！”朋友们看到了他的通透。
同为“五老”之一的诗人、书法家
赵熙去世时，刘咸荥亲撰挽联：“五老只余二人，悲君又去；九泉若逢三友，说我就来。”上联悲伤于老友的前后故去，下联又很诙谐地告诉亡者，死，无外乎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这样的人生态度，体现在刘咸荥笔下行走的线条、水墨那里，必然是潇洒旷达，必然显现艺术大家才具备的智慧与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