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称恢复性司法、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

1、卞建林、杨冠宇：《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摄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2、马静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82—83页。

3、刘伟：《背景与困境：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考察》，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5期。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

5、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湾中正书局，1981年，第2页。

6、魏良培：《刑事司法视角下的“正义恢复”——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14页。

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3页。

8、马明亮：正义的妥协——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兴起，《中外法学》，2004年，第1期。

9、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第115页。

10、葛琳：2006年7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检察官协会共同主办的“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讨会的讲话。

2009年7月底，根据北京出台的刑事和解制度制度，一中院对一起故意伤害案做了改判，被告人因积极赔偿受害人1万元并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一审判决的1年零4个月有期徒刑被改判为免予刑事处罚。对这一制度，社会的反应依然是谨慎有加，怀疑者不少。人们最大的担忧，还是怕它被异化为“花钱买刑”，继而纵容强势者为所欲为。刑事和解虽以经济赔偿为主要途径，但不能将它作为追求和解的惟一方式。获得被告人谅解，还可以通过诚恳道歉、恢复名誉等各种方式。同时，考虑到不少激情犯罪中的被告人本身并无经济赔偿能力，国家有必要设立统一的刑事和解基金，为那些有望通过和解恢复秩序的刑事案件，向被害人支付适当的补偿款。这样就能保证穷犯罪人的利益，使其同样能获得和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