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是英国作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44年。

《刀锋》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青年拉里因为好友在战争中猝然死亡，而开始向自己的内心展开深刻的追问：既然世间有善，为何恶亦相生？战后，拉里在故乡感受着美国建设一个“宏伟而繁荣的时代”的热潮，却难以置身其间。他执拗地要寻求心中那个让他难以割舍的疑问。他在书籍中发掘，在静思中梳理。为此，他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甚至解除了与恋人伊莎贝尔的婚约。之后远遁法国，再后，开始周游世界。在印度，他从东方的《奥义书》踏上了心灵自我完善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精神空虚，小说通过拉里在西方徘徊无路，最后被迫去东方“取经”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和文化没落。1944年，在二战的硝烟中，《刀锋》出现在饱受战争煎熬的读者面前。实际上，该书的写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作者在美国游历时写就的。

拉里

《刀锋》中的主角拉里·达雷尔是以英国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而写的，当然拉里也反映了毛姆的人生哲学。一战后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人们都处于发财致富的时代浪潮中，拉里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复员后，被当作英雄，有漂亮的未婚妻伊沙贝尔，有亲友为他提供的远大前程的工作，美好生活正在敞开怀抱等待他，而他却选择逃避这“美好生活”，他的“游手好闲”令周围所有人不解。原来战争中他的战友为救拉里而牺牲，朋友之死使他受到强烈的震撼，死亡使拉里对生命有了独特体验，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开始追问生命的意义，人存在的意义。毛姆的行文冷峻而直率，客观而褒贬自现。他通过《刀锋》中形形色色的角色的命运和拉里的人生境界作对比，说明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尘世的满足都是短暂的，而追求自我完善的精神生活才能获得持久的快乐和幸福。毛姆一生喜欢游历，足迹踏遍世界各地，深谙东西方文化。他以哲人的睿智洞察到西方社会中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可以在东方文明中找到治愈良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化，追求高效率使手段成为目的，而人则异化为达到目的手段；西方文明所崇尚的主流价值观成为窒息人生命和个性的枷锁；而东方文化和宗教中通过求诸内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追求自我完善等思想所关注的是人本身存在的价值，强调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是拉里为何能在印度领悟人生的真谛。毛姆塑造的拉里体现了人之精神纬度。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性的至高境界也是毛姆为现代人探索的一条精神出路。

艾略特

艾略特是小说中的另一中心人物。如果说拉里是经东方文化启迪而开化的明白人，艾略特则是终身执迷不悟的可怜虫，作家无时无刻不把这两人进行对比，其目的是将东西方文化的优劣短长进行观照，其叙述语调也有本质的区别：对拉里是由衷的褒奖，对艾略特则是辛辣、尖刻的讽刺。艾略特极其聪明，他削尖脑袋钻入上流社会，靠权谋、手腕讨得上流社会体面人士欢心而站稳脚跟，他从不放过任何商业机会，他不动声色地向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推销形迹可疑的古董名画，并因此而暴发起来。他靠体面排场、精美宴会、热情好客撑持了台面，又用乐善好施与教会搞好关系，借用梵蒂冈的智慧成功躲过了三十年代美国股市崩盘，而且大赚了一笔。他靠移花接木手法将自己与贵族名门攀上关系，狠狠地过了一把贵族瘾。在名利双收、得意非凡之时，他却被两件小事搅得坐卧不安。一是他被受他提携，更圆滑、更势利的美国青年保罗·巴顿排挤，二是贵妇人爱德娜痛恨艾略特散布流言蜚语，故意不邀请他出席豪华家宴，使艾略特痛苦不堪，直到临终之前都耿耿于怀。艾略特是当今商业社会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信奉交易原则，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艾略特的人生悲喜剧说明靠名利等身外之物来证明人生价值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

对战争的思考

超脱的拉里寄托着毛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思考。在毛姆晚年的心灵告白中，可以看到毛姆觉得战争不只是冷酷，而是一种对欺骗的提示：它打碎了“人们曾经以为是真实的一切”。使人们“从梦幻中醒来，开始反思到底真与假、善与恶之间有没有距离”。同时，毛姆也认为，战争是人类自我中心过于膨胀的结果。规避战争的方法，除去种种现实因素，在心灵之中首先是摈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强烈观念和意识，而应该达到“无我”的境界，在精神与宇宙的和谐相融、交流无阻中体味生命的无限。毛姆以拉里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表达了对人之本质的认识：心灵中存在无数的欲念，是欲念构成了人们实践的动力。而拯救人，首先需还心灵以平静。

《刀锋》实际上以一种现实主义的面貌，表达了与表现主义相似的人生荒谬本质论。尽管毛姆并没有采用直接走入内心、诉诸神秘直觉的方法。《刀锋》在小说内涵上采用的是一种反讽，是让意义在自我矛盾的相会中被抵消摧毁。

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拉里与伊莎贝尔的爱情走到绝路，许多人认为是偶然事件的结果，事实上是无法挽回的必然事件，用社会学中的价值冲突理论可以做出合理的解读。价值冲突论认为社会并不是整合，而是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持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导致社会冲突。

拉里与伊莎贝尔的分手，实质上揭示了美国新兴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欧洲古老文明的巨大冲击。随着美国的日渐强大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各国的削弱，美国代表着急功近利，物质追求的价值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流社会观念，对欧洲一直持有的文明优越感几乎是颠彼性的冲击。拉里如果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欧洲社会，他都只是欧洲古老文明中极为平常的个体，而正因为他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解构的历史关口，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极致。

艺术思想

《刀锋》中总结出人的得救之道是心灵自我完善，做到“无我”。在彻底取消意志之后所剩下来的，对于那些通身还是意志的人们当然就是无。不过反过来看，对于那些意志已倒戈而否定了它自己的人们，则我们这个如此非常真实的世界，包括所有的恒星和银河系在内，也就是无。这正是印度哲学中的“梵”或佛教中的涅盘的境界。拉里最后远离了战争，远离了平凡琐碎，走向了真正的虚无。这也是作者直接否定生活的本质意义，只能寄生命于无穷时间与天地的悲观思想所引起的主观上的选择。饱受苦难的主人公们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积极地追求自己最珍视的东西，然而生命的有限让一切又都化作了平淡。

虽然艺术可以使我们从生命的乏味中得以挣脱，但是艺术的解救毕竟是短暂的。人们终归生活在现实之中，审美带来的愉悦只能暂时使人迷醉一时。只有彻底地否定生命意志，达到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才能超脱人生的烦恼。

毛姆在一开始就故意说明，他在讲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一个真实的人。这种故事引入的叙事方式似乎自然如流水，如生活本身；拉里的出现仿佛不是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是生活偶然地将拉里送到了故事中。然而，让人惊讶的是毛姆此后对《刀锋》的叙事结构都是遵循这种方式。《刀锋》中，无论是伊莎贝尔、拉里还是艾略特、索菲，都隐隐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性格特征。在叙述者毛姆的眼中，他们各自的结果不约而同地似乎都对自己的过去颠覆和背叛。

在描写拉里与依莎贝尔的爱情故事上，毛姆一反传统小说的写法，一开始就描写拉里与依莎贝尔的矛盾冲突，导致婚约的破裂，矛盾暂时得到了解决。拉里继续寻找真理，依莎贝尔和富商之子格雷结婚。十年后，他们再度重逢，依莎贝尔旧情复燃，拉里却浑然不觉。情节向前发展，拉里要与索菲结婚，依莎贝尔从中破坏，诱使索菲再次堕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索菲被恶徒杀害，这是故事的高潮。“我”揭穿依莎贝尔蓄意破坏拉里与索菲的婚事，是小说的余波。最后交代主要人物的结局。拉里与依莎贝尔“既不是饮恨而死，也不是如愿成亲”，不落俗套。对比手法的运用。作者在《刀锋》中精心设计了一个人物形象的对比体系，使几个主要人物都和拉里形成强烈的对比。

拉里与依莎贝尔对比。拉里真诚、纯洁、崇尚精神生活；依沙贝尔虚伪、自私、贪图物质享受。在对待索菲的态度上，拉里满腔热忱，要拯救索菲；依莎贝尔冷酷无情，把索菲推向死亡。

拉里与埃略特对比。拉里蔑视名利，厌恶社会活动，执着地追求真理；埃略特竭力巴结权贵，醉心社交活动，一心钻进上流社会。

拉里与索菲对比。拉里因好友的牺牲踏上探求真理的艰难道路；索菲却因丈夫和孩子的死而走上自我毁灭的绝路。拉里意志坚强，索菲性格脆弱。洗炼生动的语言。毛姆善于驾驭语言，往往三言两语就把人物形象刻画得异常鲜明。对百万富翁亨利·马丘林，作者有这样一段叙述：“当他遇到大宗买卖的时候，当他和强大的同行竞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心狠、更无情。”她要割对方身上的那一磅肉，并且非得排除一切障碍割下来不可。你要碰到他厉害的那一面，他不仅毁掉你，还要在毁掉你后哈哈大笑。”寥寥数语，便把这个经纪人贪婪、残忍、嗜钱如命的性格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毛姆还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烘托人物的性格。依莎贝尔和“我”谈到拉里不愿上大学时，“我”，作了这样的分析：“人们求学好比狼找食，有的喜欢成群结队，有的喜欢独奔一个方向，拉里就是一个不肯随群的人。”拉里向“我”叙述自己驾驶飞机在高空中的感受：“当我在白云的上方飞行时，俯视脚下的白云，像一大群白羊，我感到我在无限的太空中十分安适。”这些生动、贴切的比喻，把拉里孤独、忧郁的性格，浪漫主义气质以及勇于探索的精神自然地烘托了出来。

《刀锋》在写作技巧和思想艺术上都达到很高造诣。此书中文版译者周煦良先生在译序里提到“这是一部杰作，出版后不但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受到弗吉妮亚·伍尔芙夫人那个严峻的批评家的称许”。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生于律师家庭。父母早死，由伯父接回英国抚养。原来学医，后转而致力写作。他的作品常以冷静、客观乃至挑剔的态度审视人生，基调超然，带讽刺和怜悯意味，在国内外拥有大量读者。代表作有戏剧《圈子》，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短篇小说集《叶的震颤》、《卡苏里那树》、《阿金》等。

毛姆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但是小说当中有部分自然主义特征。例如重视环境描写，以及反映中下层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