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是德国作家雷马克创作的长篇小说，1946年在美国出版。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叙述一个反法西斯的德国医生流亡巴黎后的种种遭遇。

1932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杀害，巴黎成了许多德国难民非法藏匿的城市之一。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拉维克的中年人。

1938年的巴黎。拉维克在凯旋门附近与一个名叫琼恩的年轻女人相遇。琼恩是从意大利流亡而来的，她的爱人猝然死去，琼恩举目无亲。拉维克帮助琼恩料理了丧事，并托自己的朋友为琼恩在一家夜总会找到了演唱的工作。拉维克原是德国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主治大夫，因为救助两个被纳粹通缉的朋友，被关进了集中营。他的爱人茜皮尔也遭到拷打而致死。拉维克曾参加了国际纵队，之后和其他德国难一样，匿名在一家名叫“国际”的旅馆里藏身。他经常为一家医院代替一名庸医为病人动手术，从中获得百分之十的报酬。

在极端的窘境中，琼恩爱上了拉维克，但残酷的现实和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甚至是玩世不恭的人。琼恩追求的是安定的生活和专注的爱情，但拉维克既不能公开行医，也不能有一个定居下来的住处，因为他一旦身份暴露，不是被监禁就是被驱逐出境。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维克在街头发现了当年刑讯他的纳粹秘密警察头目哈盖，复仇的欲望在他心里燃烧起来。一天，一个女人被倾倒的梁柱砸伤，拉维克正巧路过，他立即为伤者进行急救。他的身份因而被警察发现，三个星期后被逐出法国。

三个月之后，拉维克又潜回巴黎，琼恩在此期间却已与另一个人同居了。拉维克决计摆脱他内心深处仍然爱着的琼恩，他现在念念不忘的是那个仇人哈盖。拉维克终于又在那家饭店里遇到了哈盖。谁知哈盖却将他误认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打手，主动与他攀谈起来。哈盖来巴黎负有秘密使命。他看出拉维克是德国人，就想要拉维克做些侦查工作。拉维克把他所熟悉的“加尔太子”饭店的电话留给了哈盖。两个星期之后，拉维克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哈盖在这里，并为拉维克准备了一辆汽车和武器。拉维克知道杀死哈盖对自己来说是行动的开始。他在妓院找到了哈盖，并将他骗至郊外，用铁钳打死了哈盖，为自己的朋友，为自己的爱人，为自己复了仇。

琼恩被与她同居的男人用枪打伤。她伤重不治，和拉维克做了最后的诀别。就在当天晚上，法国随即对德宣战。拉维克和其他德国难民立即被法国当局押送到拘留所。深夜，押送拉维克等德国难民的卡车穿过凯旋门疾驶着，路旁一片黑暗，前面一团漆黑，连凯旋门都看不见了。

1933年纳粹上台后，焚毁了雷马克的书，后来又褫夺了他的国籍，并判处雷马克的妹妹死刑。雷马克一度流亡国外，1939年前往美国，后加入美国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创作了两部写流亡者遭遇的长篇小说：《流亡曲》（1941）和《凯旋门》（1946）。

小说中，拉维克被驱逐出境之前，甚至来不及与琼恩话别，出境以后也没有机会给她写一封信。3个多月过去了，当拉维克再次回到巴黎时，以为和他永无重逢之日的琼恩已经跟别人同居了。拉维克的内心非常痛苦，他决定斩断与琼恩之间的联系。可是琼恩却一再诉说，自己真正爱着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拉维克，她和别人同居，是在失去信心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其实，和拉维克待在一起的女人只是他的一个病人。琼恩之后，拉维克几乎成了禁欲主义者，他拒绝诱惑，以至于受到妓女的嘲笑。这是因为拉维克依然爱着琼恩，尽管他知道琼恩是个不安分的人，善变而多情。他几次试图同她一刀两断，每一次又都难捺寸寸柔情，最终揽她入怀。“她真像一股和煦的风，把生活的疮疤也好像吹得融化了；她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那种防御性的、奇异的冷漠感也被她的热情扫荡无遗。”琼恩曾经给过他真实的温暖和幸福，对于身处流亡生涯中的拉维克来讲，这种感情异常珍贵。

同时，拉维克也清楚地知道，“情意绵绵是太平时期的事”。这是他在1916年血腥的一战战场上得到的启示。战乱会让人们变得凶悍而脆弱。危险与死亡无处不在，不可抵御，只能承受。活着是侥幸，团聚是暂时，此时还谈什么天长地久和永不分离？拉维克的记忆里藏着太多的痛苦和仇恨，这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沉重扭曲的现实，这漆黑无望的未来，都阻止他尽情地投身爱情海，阻止他把一整颗心全部交给对方。

拉维克这个人物，很多评论家认为他的原型就是雷马克自己，因为拉维克的处世态度完全体现了雷马克的人生哲学。雷马克自称是一个“不抱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忠于“高尚的个人主义”，视“最普通的人道法则”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拉维克正是这些思想的化身。国际旅馆中有一个名叫莫罗佐夫的难民，“是第一次大战的流亡者，近十五年来一直住在巴黎。他是那样一种俄国人，他们不谈自己曾在沙皇的禁卫军里服过役，也不提自己那贵族的门第”，很明显，他这个“流亡者”与受纳粹法西斯迫害而流亡的巴黎的难民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而拉维克却引为最相投合的知己，雷马克也在小说中把他作为一个仅次于拉维克的重要人物。再说拉维克的杀死哈克，固然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具体行动，但从动机到手段，都属于私人复仇的性质，与当时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和反纳粹德国的任何组织完全没有联系。雷马克是拉维克的原型，这一点作者自己也承认，不过拉维克是个医生，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影子。雷马克有一次在会见布拉格一位记者时说：“拉维克这一形象，包含着三个人的特征。我自己，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两位医生，他们也像我一样，隐姓埋名住在巴黎。其中一位，我在心脏病第一次发作时请他来看过病……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学过医学，小说中有关医学方面的内容是他帮助我写下的。”

小说中，琼恩是一个不能自主自立的形象。她好像藤蔓，需要借助外力获得支撑，才能站立起来。这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和弱点。琼恩所谓的移情别恋，正是由于这种性格造成的。因为是藤蔓一样的人，所以对于支撑物的要求就会很高，如果那支撑物不稳定，随时可能撤退，她就会害怕。

此时一旦另有其人，愿意为她落地生根，将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她掌管，出于本能的需要，她自然攀住不放。当拉维克音信皆无，当一个男演员甘愿为她全情付出，她接受了后者。在她的心中，拉维克从来没有彻底属于自己，没有给过她安全感。她看不到明确的未来，对两个人的关系缺少把握。

然而，拉维克毕竟是她最爱的人，当他再度出现，她便身不由己地向他靠拢，渴望跟他在一起的愿望依然如从前一样，热烈而迟疑。琼恩几次试探拉维克，几次争取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可每当拉维克要求她离开那个演员的时候，她又都推搪不应。或者在琼恩的潜意识里，她并没有十足的决心重回他的身边。因为拉维克还是那个拉维克，没有身份，随时可能消失，爱得有些闪躲，心的外面包着硬壳。琼恩不敢轻易丢掉已经拥有的，她害怕到头来一无所获。

关于琼恩·玛陀这个人物的原型，评论界颇多揣测，有人认为很可能是雷马克的好友，好莱坞的著名影星玛琳·黛德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们俩正好一起生活在巴黎。小说一开头，对琼恩就有这样几句肖像描写：“只见她脸色苍白，颧骨高耸，两只眼睛间距很宽；容颜呆板，活像一张假面具”；“她那张苍白的脸上，差不多毫无表情。嘴很饱满，就是没有血色，看上去轮廓显得模糊；唯有头发可长得挺美——一种有光泽的、天然的金黄秀发。”这又正好是玛琳·黛德丽的写照。

小说中，拉维克和琼恩那曾经甜美既而无奈的恋爱，始终处在时浓时淡的战争阴云笼罩之下。作家通过这样两个人物之间的恋爱经历，以他们的故事表面呈现出来的背叛和冷淡，对社会状态与人的状态的关系、对历史进程与人的处境的关系进行着沉思。拉维克和琼恩没能生存在和平的年代，没能置身在一个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的国家里。随时随地可能爆发的战争，无处不在的拘捕和杀害，让处在其中的人们难以正常地生活。由于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传染上了毁灭感，人们就不会产生对稳定的向往、对安顿的设想和对享受的计划。人们急于抓住什么，又不知道该抓住什么。内心惶惶，无根飘零，得过且过，拉维克和琼恩无不显示出这样的末日情态。

等到拉维克终于手刃了哈克，为自己和妻子报了仇，他活下来了，可是琼恩却将永远地离开他。这一次，可是真正的生离死别。小说结尾处，垂危的琼恩和悲痛的拉维克各自讲起祖国的语言，表达深深的爱恋，互诉火热的情感。在隐姓埋名的流亡中，在动荡不安的乱世里，拉维克爱过了，恨过了，幸福过了，失去过了。他了结了宿怨，终结了情缘，从此再无牵挂，坦然地走进战争，走向集中营。这样的经历和体验，并非只留下萧杀的寒意，更留下一个坚韧的背影。个体生命的存在渺小却值得肃然起敬，一切苦难、战争、杀戮、死亡、诀别，都会一一扛过去。作家成功地塑造了拉维克这样一个沉稳、坚强的人物形象。他不作无望的回顾或期盼，他活得很勇敢、很清醒。

作家雷马克是一位不抱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忠于高尚的个人主义，实践人道主义思想。他把自己的灵魂赋予了小说中的人物，拉维克正是雷马克的化身。被纳粹审问、被政府驱逐、被剥夺身份，这一系列遭遇是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共同经历过的。反对战争，提倡和平，抨击当权者，揭露法西斯暴行，同情普通百姓，成为《凯旋门》里的光芒。

人物形象

琼恩是雷马克笔下最有个性的一位女性形象，琼恩和拉维克的瓜葛是最富魅力的一个爱情故事。作者素以善写对话著称，而琼恩与拉维克的对话，更是一件最为感人的艺术珍品。尤其是他们在琼恩临终前的那一段，各人用各人儿时的语言，琼恩用意大利语，拉维克用德语，表达了各人满腔的积愫，虽然互不通晓，却进行了最为深邃的心灵交流。

《凯旋门》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个个栩栩如生。如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莫洛索夫，他是俄国流亡者，拉维克非常信任他，两个人对政治和时事的意见一致。这个人物是小说中的一股力量，每次他出场，都让人觉得可靠而镇定。

描写

小说把爱情与复仇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使得情节舒缓有致、扣人心弦。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令人百曲回肠，对刽子手的追踪与复仇更令人激动、紧张。特别是作者的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使读者如临其境。

语言

小说在语言运用的技巧上也是高超的。景物描写带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最擅长的对话描写，凝炼机警，富于幽默感。许多对话和议论更富有人生哲理。

小说谱写了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曲缠绵悱恻，感人肺腑的悲歌，描述了猖獗一时的法西斯主义给人带来了种种苦难，表达了对贫苦人民和底层妇女的深厚同情；写作技巧高超，心理刻划深刻，内容丰富，场面广阔，富于哲理，诗情浓郁，情节紧张动人，语言机警凝炼，确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名著。

雷马克写流亡生活的几部作品中，数《凯旋门》最有影响；除《西线无战事》以外的十部小说中，也数《凯旋门》最为畅销。在德文原著发行之前，它的英译本首先在美国出版，仅在美国国内，销数就在二百万册以上，不久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又销售了五百万册，其盛况与当年《西线无战事》不相上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十分动人，艺术手法也更臻成熟。

这部小说是雷马克的代表作之一，1946年出版时声名大噪，立刻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当年在世界各地就被销售了近千万册，并由好莱坞于1948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轰动世界影坛。

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是德国小说家，生于工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战后从事过教师和石匠、记者等多种职业。

20世纪20年代，他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扬子江剪影》、《西线无战事》等。1931年移居瑞士。希特勒取得政权后，雷马克的作品被焚毁，并被剥夺德国公民权。1939年他流亡美国，1947年加入美国籍。二战后往返于美国和瑞士之间，1970年在瑞士逝世。

20世纪30年代，雷马克写了《归途》、《三个战友》等作品。20世纪40年代，他的创作主要反映在法西斯统治下，德国青年一代所遭受的苦难和痛苦的精神 状态。代表作有《流亡曲》、《凯旋门》以及逝世后出版的《天堂里的阴影》。

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生死存亡的年代》和《黑色方尖碑》，以简练深沉的笔调描绘了法西斯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青年一代在生活道路上所作的痛苦探索。类似的作品还有小说《生命的火星》和剧本《最后一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