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是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唐浩明三十年来的历史随笔集。

唐浩明，湖南衡阳人，1946年出生，编审，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长期致力于《曾国藩全集》等湖南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与历史小说创作，曾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并著有《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等。

辑一 解读曾国藩

为什么不做皇帝

忠而不愚与用而有疑

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

一生三变

治军方略

不是汉奸卖国贼

家教家风

拙诚

怯弱：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

本色是文人

两部诗文选本

三梦刘墉

游子的故园情结

识人用人

保皇派与掘墓人

曾国藩与左宗棠

曾国藩与李鸿章

梁启超向曾国藩学什么

一个负载沉重的生命

辑二 时势造豪杰

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

从治乱史看和谐社会的要素

厚重与和谐

湖湘文化与湖南人

忠诚：湘人品格的最亮点

回雁孤峰唤船山

千金不换的回头浪子

古今难寻彭玉麟

九帅曾国荃：时势造就的豪杰

乱局清醒客

从清流名士到国家重臣

时代酿造的悲剧角色

从诗歌创作看张之洞的真性情

一个率真的热血男儿

辑三 小楼碎片

帝王之学：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

晚清大吏的文人情结

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

敬畏历史.感悟智慧

我看历史小说

从编辑《曾集》到写曾国藩

富厚堂的藏书楼

父亲的两次流泪

铁画银钩忆秦孝仪

《曾国藩》的三个抄稿人

政敌与亲家

事业与胸襟

符号与本体

跋：孤冷是一种意境

为什么不做皇帝

自从小说《曾国藩》问世以来，十多年间，常有热心读者问我：曾国藩为什么不自己做皇帝，甘心充当清王朝的铁杆保皇派呢？也有读者为曾国藩惋惜，认为他放弃称帝，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甚至有人据此批评曾氏，说他太自私，因为自私而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也很有兴趣跟大家一起来探索。

一、曾氏有过四次被人劝做皇帝的经历

咸丰三年八月，曾氏由长沙迁往衡州府。这次南迁，名义上是“就近搜捕”湘南土匪，实际上是他在长沙城里待不下去了。曾氏奉旨在长沙办团练搜查土匪安定地方，本是地方文武的帮同者，即协助者，但曾氏一则出于高度的责任心，二则仗着多年侍郎的资历和眼下钦差大臣的身份，反客为主，变帮办为主办，又奉行法家宗旨，以重典治乱世，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他所制定的“就地正法政策”，侵犯了地方政府的职权，强迫绿营与团练一道严格训练、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严办与湘勇械斗的绿营兵，又因而与军方结怨。文武两方都讨厌曾氏。曾氏不得已，退出长沙，将衙门搬到衡州府。趁着战局紧急、朝廷命他救援湖北的机会，招兵买马，扩大湘勇，来衡州不满四个月，便将湘勇迅速扩大，组建陆师十营、水师十营共一万人，加上近八千辅助人员，号称二万，曾氏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军统帅。这时有一个名叫王闿运的湘潭秀才，正在衡州东洲书院求学。此人虽习孔孟之道，心中向往的却是战国纵横家们的帝王之学。他那时刚二十出头，很有胆量，居然敢于一个人闯曾氏设在衡州城里的湘勇指挥部，面见曾氏。劝曾氏既不助朝廷，也不助太平军，拥兵自重，蓄势自立，要以韩信为前车之覆，莫使悲剧再次重演。王闿运实际上是在充当第二个蒯通。当年蒯通劝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为刘、项之外的第三方。所谓“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韩信未听，结果被吕后所杀。曾氏未采纳，但也未斥责他，留他在营中。大军北上时，王借口身为独子，不能长住军营，于是离曾氏而去。这应该是曾氏所遭遇的第一次劝进。

咸丰十年四月，曾氏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当即整军东进；六月，将两江总督衙门驻扎在安徽祁门。就在这时，王闿运又来到曾氏军营。这几年，王闿运积极推行他的纵横之术。他做的最大一件事是来到肃顺家做家庭教师，与肃顺关系密切。但不久，他又离开北京，在山东巡抚文煜衙门过完年后又转回北京，听说曾氏放了江督，遂南下特为拜访。王这次在祁门住了两个多月。此时，曾氏的军威与声望远远超过当年在衡州府初建湘军时。王再次兜售他的蒯通之计。野史上说，曾氏听王滔滔不绝的议论，微笑不语，只用手指蘸茶水不停地在桌面上写字。待曾氏有事暂时离开时，王走近桌面，见上面写着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王只得怏怏离开祁门，临行赋诗二十二首，感叹此次祁门之行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

关于王闿运两次劝曾氏自立的事，可从他的真传弟子杨度的诗中觅到蛛丝马迹。杨度在他的长诗《湖南少年歌》中写道：“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相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湘军吉字营打下安庆。这是湘军的一个大胜利。初八日，曾氏将两江总督衙门由东流县移到安庆府。从祁门到东流，曾氏的江督衙门一直处于流亡状态，进了安庆城，算是有了一个体面的办公场所。不料十天后，曾氏忽接咸丰皇帝驾崩的哀诏。咸丰帝才三十一岁，他的去世，是曾氏及所有湘军高级领导层所不曾料及的。继位的载淳才六岁，由咸丰临终所托的以肃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辅佐政务，这八个人中却没有小皇帝的亲叔父且在朝廷有很高威望的恭亲王奕

。这正是史书上所说的“主少国疑”的非常时期，不测风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就在这个时候，不少野史都记载，当时湘军集团高层，曾有过一次酝酿推曾氏为头自立东南的过程。

先是胡林翼打发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左宗棠近日回了一趟湘阴老家，游境内神鼎山时，做了一副嵌字联，道是：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胡在信中问曾氏，左的这副联语做得如何？显然，左的这副联语化自《左传·宣公三年》中的如下这段话：“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这段话也是后世“问鼎”一词的出处。

曾氏明白胡与左的用意，将联语改动一个字后，原信退回。这个改动是将“似”改为“未”。

又，彭玉麟也在这个时候，悄悄递给曾氏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野史上说，恰好此时有人进来，曾氏将这张纸条吞进肚子里。

这应是曾氏所遇到的第三次劝进。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南京被吉字营攻下。湘军与太平军的角逐，至此以前者的全胜而结束。因放走幼天王、李秀成以及抢掠城内金银财货，吉字营受到朝廷的严厉谴责，并责令其统领曾国荃上缴已落入私人腰包的全部金银财货。此令激怒了曾国荃和吉字营的所有官勇。以曾国荃为首的吉字营高官们一齐来到曾氏身边，劝曾氏效法赵匡胤黄袍加身。曾氏一言不发，只写了一副联语送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我自知。曾国荃知乃兄无造反之意，遂作罢。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

二、大家都会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曾氏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拒绝劝进，到了最后，他甚至以自剪羽翼即将湘军十裁其九，来表示他对朝廷的忠诚呢？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曾氏是一个家世寒素的农家子弟，他说过他们曾家是“从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台洲墓表》），也就是说五六百年来，他们曾家没有人得过秀才以上的功名，当然，也没有人做过官，直到他父亲四十三岁那年经过十七次考试，才得中秀才。可见功名富贵对曾家来说，是多么的艰难。但曾氏却二十三岁为秀才，二十四岁为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三十七岁即为二品大员，其功名富贵之顺，远非常人可比。平心而论，他一个偏远乡村的农家子弟，若不是朝廷所推行的科举考试及破格提拔，怎么会有此等命运！曾氏对朝廷的恩德，真可谓沦肌浃髓，刻骨铭心。从情感上来说，他是决不可能背叛皇家的，更遑论起兵造反，推翻这个于他恩重如山的朝廷！

（二）曾氏是一个理学信徒，不是赵匡胤、袁世凯一类的强权政客。漫长的中国历史舞台的上层，活跃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强权政客，差不多人人都想做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代清自立的袁世凯，许多人没有做成赵、袁，只不过是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合适的环境罢了。这些人的眼中只有权力与利益，他们也会讲信仰、道德等等，但这些话无非是欺蒙世人，或钳制别人而已，“信仰”“道德”云云，纯为达到其个人目的的工具。但是，世上也有另外一类人，他们是把信仰、道德放在第一位的，权力与利益都要在符合信仰与道德的范围内去考虑。前一类人可称之为豪杰，后一类人的楷模通常被称为圣贤，所以，世上便有豪杰事业与圣贤事业之分。

豪杰事业重在功利，圣贤事业重在德行，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很难统一。立德立功之所以难得兼顾，其原因就在这里。曾氏虽然建立了巨大的事功，但他本质上是一个理学信徒。他的人生榜样是圣贤而不是豪杰。曾氏一向推崇“诚”，他若举兵反朝廷，便是彻底背叛了过去，是最大的不诚，最大的欺人欺世。对于曾氏这种理学家而言，宁愿死，也不会那样去做。所以，要曾氏接受劝进，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他有最深切的认识，他不忍心再挑起战争。战争是给人类带来最大摧残最大伤害的活动，它可以在顷刻之间摧毁千辛万苦所获得的成果，毁灭人所最为宝贵的健康与生命，故而从古以来人类都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

曾氏出身农家，在纯朴的乡村长大，珍惜劳动成果与生命这种农人意识，对他来说可谓与生俱来。他带兵十多年，转战十余省，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创伤，他的感受自然比别人深刻。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乱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苍生将无噍类矣。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至不幸哉！”

这种沉重的感受是发自内心的，它既有一个普通人的心灵上的伤痛，又有一个担当大任者的道义上的愧疚。

同治三年六月，南京城坚固的城墙被湘军炸开。这座被太平天国当作都城的江南名城，重新回复它的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的原身份，战争所摧毁的城墙很快被修复。曾氏为此事立碑铭文：“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作为湘军的统帅，这里没有丝毫胜利者的得意与张扬，有的只是对生命和物力在这种一失一复战争中的损耗，所表现出的沉痛的惋惜。我们只要将目光稍稍从功利二字离开一点，便会看到：南京的一失一得，与为此丢失的十余万生命比起来，简直毫无意义可言！正是因为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太深切，所以他多次对两个儿子说打仗是造孽的事，要他们今后绝对不要从军。倘若曾氏造反，带来的后果必定是战争的危害面更扩大，战乱的时间再延长。一个认为打仗是造孽事的人，能会由自己的手去挑动新的战争吗？

（四）受道家功成身退思想的影响，胜利后的曾氏也不可能会去再举反旗。

曾氏的好友欧阳兆熊，曾经以“一生三变”来总结曾氏一生的成功要诀。所谓的“三变”，指的是，早年从词赋之学一变为程朱之学，中年从程朱之学二变为申韩之学，晚年从申韩之学三变为黄老之学。程朱之学即儒家，申韩之学即法家，黄老之学即道家。道家学说同样博大精深，然其要义一在顺其自然，二在以柔克刚。正是基于这些理念，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说：“圣人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曾氏在咸丰七年守父丧期间，认真地总结出山五年来所经历的一切，痛定思痛，决心改弦更辙，以道家的学理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指导方针。果然，周边环境大为改善，军事也逐渐进入坦途。欧阳兆熊说曾氏即便面临收复南京这样的天下第一大功，也无一点沾沾自喜之色。我们看他此时送给其九弟曾国荃的四十一岁生日贺诗，十一首诗几乎都贯穿着这种“功成身退”“成功而不居”的道家思想：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

显然，一个想“拂衣归钓”的功臣，怎么可能又会去想黄袍加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