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潞，文化学者，1966年5月生于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198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先后从事新闻编辑、市委秘书、出版社编辑工作。为多所大学兼职或客座教授。国家、省级社会兼职10余项。

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写作、讲学和传播等活动，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化、历史和人物传记，尤其在晋东南地域研究上有突出表现，研究成果主要有：在泽潞商人、炎帝文化、太行山地理、国共抗战和文化名人等学科皆有所触及，同时有大量历史发现，总结有一套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即山地文化体系，被认为是“晋东南地域文化和山地文化理论的开创者”，具有理想主义等多种情结。

文字作品约250万字，涉及地域文化、历史、文学等等；著作主要有：文化图书《晋东南密码》、历史作品《历史的细节》和传记文学《世纪末的大痴》《狂者的歌舞》；《高台上的中国》（上、下）；正在写作《山西密码》。擅长摄影、文化策划、田野考察、人物访问等。身影频现于各种讲堂及电视和纸质媒体，曾作为澳门庆典、洛阳国际关公文化节、山西卫视“精彩山西”专题、省图“文源讲坛”、长治学院等主嘉宾。《高台上的中国》曾作为晋城国际围棋节、晋冀鲁豫城市论坛礼品书。

开设有大型文化网站——冯潞一瓢饮博客

组建有“移动的文化沙龙”——山地文化俱乐部。

图书《高台上的中国——一个山地国家的缩影》简介：（作者：冯潞；出版者：三晋出版社）

《高台上的中国》重点以晋东南为考察对象，将之放到“高台中国”的高度来审视这块区域，并提炼、构建了山地文化和晋东南文化学术体系，对山地文化脉络、特征及优缺点进行总结。其目的是从中寻找到一条山地地域发展的普适规律，并能将之推广到山西乃至中国更大的山地区域中来。

本书提出了一些新概念，譬如对晋东南，定位为“北方盲肠”、“高台上的中国”、“表里山河中的表里山河”、“山地中国的缩影”；对太南山地，形容为“山地之弧”；对晋东南地域断代史，拆分为“千年、百年、三十年”。研究方法有对比法，如在晋东南内部把长、晋进行对比，把晋东南与山西对比，把山地与大河、海洋对比；采用“放大“与”缩小”之方法，放大就是把目光聚焦推进，把一个县域、一个村域扩大后进行研究，缩小就是从晋东南地域跳起来，俯视，将之放到整个太行山、北中国，甚至海内外来研究，让人明白晋东南不仅只属于晋东南，也属于全人类。在成书上，作者不拘泥于某种固定表现形式，而更注重提取信息量，再由此提炼出观点和思想，最终的感觉是灵魂性的，那就是对世界的爱和顺服，而不仅仅是征服。

《高台上的中国》文本流畅，思想前卫，除了理论构建外，还推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事件。譬如对泽潞商帮的探索与考察，对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在太行山抗日及消失的探秘，国军将领孙殿英、庞炳勋投日之谜，对八路军在晋东南抗日方略与实践的全新解读，对英国女士格里蒂斯·艾伟德保护100名晋东南儿童出太行的发掘，对台湾首富郭台铭家族60年悲欢离合的探秘，对国军王牌飞行员刘粹刚驾机误撞高平魁星楼的发现，对货郎担陈廷贤在河南卢氏拯救红25军史实的揭秘，对太行山、晋东南地理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对晋东南19县给以文化定位，对长治、晋城两市未来发展的预测等等。这些无疑是对三晋文化的重要补充，也是对中华文化的重要奉献。

本书约60余万字，内有700幅图片，分为第一部、第二部，装帧精美，集可读性、理论性和趣味性于一体。2006年6月，他的《晋东南密码》一书曾在北方区域引起较大轰动，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受到省内外政野甚至海内外的关注，被认为是“晋东南地域文化和山地文化理论的开创者”。

从1998年至2009年，冯潞出于对历史与社会的终级关怀，对三晋、晋东南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采用田野考察与访问对话结合手段，行走于晋豫冀的河山田野，钩沉于古籍考证，采用极为独特的视角，引用鲜为人知的素材，以新颖深刻的思想撰写了《高台上的中国》一书。此外，其主要著作还有《世纪末大痴》（上、下）、《历史的细节》等。

许多专家、学者盛赞《高台上的中国》为“三晋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地域文化学科的一次新探索，也是写作出版领域的又一丰硕成果，其行可嘉，其心可殷”。“以如斯笔法写史，开北中国文化之先河。”

我为何如此关注晋东南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上党盆地南部的平川上，并在那里生活到18岁。之后， 负笈北上外地求学，4年后又回到长治城里，再工作7年，前后共计25年，而后我就离开了。

我的故乡处在晋东南地区，虽然后来它被一分为二（1985年地市分离），分为长治与晋城，但在我的感觉中，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行政划分上，晋东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如果把我的出生地看成故乡的一个圆点， 那么晋东南就是一个面，而点和面都是我的故乡。

离开故乡十余年 ，我早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晋东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正在从我灵魂中泛起，让我无法不关注那里的动态和历史。我知晓，与许许多多旅客一样，我已有了故乡之思，或者是“晋东南情结”，正如绍兴对于鲁迅，湘西对于沈从文，北京对于老舍。对于我，故乡正在我心中分裂。一方面，我正在离现实的故乡远去；另一方面，记忆的故乡正在向我走来，让我必须去面对她，不得不反复解读她。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动力——是晋东南激发了我。在书里，我一直藏有这样一个追问——晋东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换句话说，她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试图用哲学、历史和文化上的超然视角加以研判。

在异地居住， 我渐渐发现，从时间和距离上离开本土越远，对那个地方的感觉会越强烈，认识也更新鲜，更有激情。就如同审视山崖上的岩画，近看是凹凸不平的石头，拉开了才看见其意境。这大概就是写作的“距离审美”。对此，作家赵瑜也有同感，他说，“就文学写作而言，不必追寻大都市；就作家眼界和胸怀而言，必须走出原生态”，否则，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走出来之后再去关注生养过自己的土地，反而看得更清楚、更亲切”。

我的写作，就像沙里掘井，挖得愈深， 水溢得愈多，到后来就有些招架不住了。我在都市里“感受文化前沿的东西”越丰富，对晋东南的发现越多，写作范围变得越广，越感到无法捕捉。我欣喜地感到，我这么多年有意无意的积累，居然是日后创作的巨大源泉。这些素材波浪似的感动着我，让我觉得鲜为人知的晋东南历史像芝麻开门那样，正在为我而敞开，我知道我要掘出矿石了。这就是我写作的感受，再次验证了赵瑜先生对我所说的话，“晋东南是个富矿”。

在写作中，我力求想把握几点：

一是不以道德写文章，用历史细节说话。因为历史就是用细节组成的，一个细节就能颠覆一段堂皇的理论。这也是学者和写作者起码的品格之一。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者，但十分向往他们的学术魅力，如学者杨奎松所说，“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历史进行对话”。我把我了解的、挖掘到的细节呈现给读者，相信读者会做出客观判断。

二是我希望能把故乡放到大中国中去，或者能够在晋东南的历史中，寻找到山地中国的一些规律。在我看来，故乡不仅是我的故乡，而且是历史的故乡；晋东南不是孤立的区域，而是中国的晋东南。正如学者赵魁元所言，“只有把地域文化、地方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汇入中华文化这个大海中，地域文化或地方文化才有出路”。否则，文字就成为一种纯个人的怀旧。

三是我力求想使用同等的笔墨来写晋城和长治——在我看来，行政划分可以割裂晋东南，我的文化理解却无法将之分离。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有关晋城的笔墨实在少了一些。这是一种遗憾，我愿在以后的写作中弥补上。在本书中，也许我看到故土的不足很多，原因还是诗人艾青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晋东南有了恋根的感觉，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我要说，我的故乡在晋东南，我的故乡在记忆深处。这几年，晋东南的变化有目共睹，晋城先行一步，长治后继勃发，正在崛起于21世纪的中国。在此，我由衷地盼望晋东南昌盛发达，和谐有趣。作为吃那里小米长大的一分子，我希望回报她。回报方式一是长久地关注那里的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二是用我的思维和文笔来解读她。在此，愿晋东南人民平安喜乐，活出个样子来，也愿我与我的故乡同在。感谢上苍。

本文选自《晋东南密码》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