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农村集体经济，是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实行基本生产资料和资产的共同所有和按份所有，农民根据一定区域与产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组织内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外采用市场化运作，实现统一经营与承包经营的有机结合，所得收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在集体财产保值增值中实现集体成员利益共享的公有制经济。

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概念的形成主要是从1953年至改革开放前。1950年至1952年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农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与生产力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传统小农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小农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而且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也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不符，因此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由此拉开了我国对农村集体经济探索的序幕。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发展，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集体统一经营，社员个人消费品实现按劳分配。1958年，以“一大二公、政经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成立，废除了一切私有财产，原属于高级社的生产资料无偿归公社所有，在公社范围内统一生产、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后经调整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但仍存在着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

1978年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形成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消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实行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分配制度，从而扩大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一些农民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农村社区或突破社区界限，自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经济组织，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1.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组织基础依然存在。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一些农村在行政村（原生产大队）或自然村（原生产队）的社区范围内，成立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中国存在200多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有一些农村没有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实际上履行着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一直发挥着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功能，如对集体土地进行发包、收取集体提留（农村税费改革后这项职能已不存在）、为家庭分散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以及进行集体积累等经济活动。这一农业集体化的制度成果，绝不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羁绊，而是今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组织基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不是要改革掉这些集体经济组织，而是通过改革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只有这样，农村改革和发展才能向着邓小平所讲的高水平的集体化方向不断前进。

2.工业化发展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不仅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准备，而且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一，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进程，转移了大量农村人口到城镇就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为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既可以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成的土地承包大户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来实现。第二，工业化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为实现农业集约化、集体化创造了基本物质条件。第三，工业化为农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

3.农村改革和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现代农民。农村改革30多年来，尽管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人才大量流向大中城市，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造就了一批立足农村、发展农村的现代农民。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逐步改变了原有的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意识，在市场经济中锻炼和提升了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当前，已有近70%的农民具备中等教育文化程度。此外，国家还采取了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加强农业行政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派遣大学生村官等有效措施，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现代农民的形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储备了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4.广大农民具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强烈愿望。在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下，全体村民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与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存在水涨船高的对应关系。一般说来，集体富，村民富；集体穷，村民穷；集体空，民心散。这一点无论是从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还是集体经济脆弱的村，都能得到印证。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意味着村民负担的减轻、收入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村民福利的改善。因此，广大农民具有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愿望。不过明显的一点是，无论是广大农民的心愿还是现实发展都清楚地表明，广大农民不再需要过去那种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归大堆”的集体经济，而是要求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使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空前强大，而且各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创新模式层出不穷，但是从总体来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还仅是处于启动和设想阶段，组织和运行模式尚不成熟，各地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区和疑虑，一些能够支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市场要素、体制要素、观念要素等还远未具备。同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由于涉及的利益面极其广泛，协调难度大，单靠市场调节难以解决，再加上其兼具农村社会保障和提供公共品的重大责任，意义重大，因此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

第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与村干部在人事上重叠，村干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动力与激励普遍不足。村级集体组织由于涉及到全村的利益，负责人往往需要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公权利，因此村干部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很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但是，由于村干部体系是我国村民自治体系，游离于国家公务员体系之外，村干部往往没有政绩压力和升迁激励，因此从职位升迁方面来看村干部没有动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另外，由于现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利润分配制度仍不完善，对于作为组织负责人的村干部来说，往往只有因其从事行政工作而获得的固定工资，而对其经营和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方面却没有给予报酬，因此对村干部来讲也不存在物质激励去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第二，约束不足，村干部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对集体资产的处置等的自由裁量权较大，缺乏严格的约束与规范化监督。我国村干部体系位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末端，因此缺乏对于村干部的考核和评价制度，没有自上而下的约束和监管体系；而作为全村共有的集体资产，其具有的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这意味着个人来维护其享有公共品的权利的成本极高，所以个体村民不愿意也没能力去监督集体资产的处置和经营情况。这种上无约束，下无监督的状况，就造成了村干部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对集体资产的处置具有极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也往往会导致村干部对集体资产处置的轻忽，从而导致村民集体利益的损失。

第三，受村干部任期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运营中往往出现短期化现象，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比较显著。由于村干部的任期较短，每一届村委会的任期只有三年，这种负责人上的频繁更迭也就造成了村级经济组织运营的方针政策和目标变动频繁，短期化现象严重；除此之外，由于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缺乏长效追责机制，因此对集体经济的负责人往往存在机会主义的激励，促使他们只顾眼前利益，只顾自身利益而忽视了村级集体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上专业化程度不足，人力资源缺乏，没有形成完善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市场。由于目前绝大部分村级集体组织的负责人都是由村干部兼任，而村干部的选拔制度重视的是其行政管理能力，而集体经济组织要求的是其市场化的经营运作能力，这种选拔机制和实际需求的错位就导致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实际运营中专业化程度往往不足。除此之外，由于农村集体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经理人市场还未形成，再加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情况，外部人员很难快速融入其中，因此在经营管理方面，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也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

第五，由于现代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成员权”的界定对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公平性有很大的影响。“成员权”的界定意味着村民是否有权利参与农村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城镇化道路的持续推进，现代农村的人口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这就导致了“离开本村去往其他地方居住的村民是否仍属于本村成员”以及“原本生活于其他地方但是现今落户于本村居住的村民是否属于本村成员”，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两个问题是保障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公平的根本所在。

第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往往受到村委会其他事务的干扰，承担了很多不该承担的村庄运行成本，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由于目前村级集体经济的正常运营和村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村财政收入的长期不足，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村干部经常会将村集体经济的收益拿来补贴村委会的行政开销，村集体经济组织沦为了村委会的“提款机”，严重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和进一步发展。

第七，农村集体成员的集体观念淡薄，导致村级集体经济在发展时往往遭遇思想上的阻力，增加了其运行成本。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承包制的生产方式以及各级干部开展农村农业工作上过分注重“分”的思想的影响，村民生产和生活上逐渐脱离了集体思维，集体观念淡薄。这就造成了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日常运营过程中，村民往往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享受集体权利而不愿承担集体义务，再加上人民公社时期的失败教训，很多村民并不看好集体经济，对参与集体经济怀有疑虑，这就造成了村级集体经济在发展和推进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第八，当前的财政政策、土地流转与土地股份合作的相关政策与法律制度还不完备，阻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自从我国实行承包制以来，包产到户，所有土地和农业资源绝大部分都已分配给个人，留存集体的资产非常稀少，因此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和产权定价制度来充实集体资产十分重要。另外，长久以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在法律上得不到确认，许多扶持资金都分配给了合作社以及家庭农场等相对具体和稳定的集体和个人，而真正急需财政支持，充实集体资产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去没有得到实惠。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先天就缺乏资产积累，后天又没有资金支持，因此在生存和发展方面困难重重。

农村集体经济须秉持新发展理念，抓住以下重点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能人领办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乡村能人领办集体经济，不仅能聚集资源实现创新，而且还能在金融资本短缺的农村深度整合乡村社会资本实现资本积聚。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培育了一批乡村能人，部分城市农民工返乡也成为创业能人。

二是以差异化战略构筑错位竞争优势。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过程中，部分集体经济已不同程度出现产业同构与同质化竞争现象。在农村集体经济商流、物流与城市园区经济相比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必须强调差异化发展战略，实现新产品的差异化、新生产方法的差异化、新市场的差异化、新资源的差异化、新产业组织的差异化。差异化发展的重点，其一是突出绿色生态优势，实施基于原产地可追溯和质量标识的产品差异化战略；其二是培育知识产权和品牌优势的差异化；其三是数字化和产业组织模式的差异化。

三是与县域经济协同发展提升区位优势。集体经济与县域经济协同发展能增强集体经济的产业融合度、产业链长度、新兴产业带动度和要素整合度，是打破城乡分割、加速城乡融合的有效路径，诸如“社社联合”、龙头企业+合作社、集体经济向二、三产业融合的县域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必须在今后县域经济发展的总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所体现。

四是实现治理机制创新。在集体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中，依然要充分挖掘和发挥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治理模式的各自优势。微观治理要强调“分”，这是市场竞争的内在要求；宏观治理要强调“统”，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监管。集体组织作为所有权代理人须保证资产增值，通过集体公积金、公益金等形式实现集体组织的收益分配权。集体经济的治理路径就是责、权、利明晰，集体资产增值与收益分配实现动态平衡。而高效的集体经济治理也有助于集体经济强化外部市场分工，实现多渠道、多类型、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