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德孟（越南语：Nông Đức Mạnh），男，岱依族（中国称为壮族，一说傣族），1940年9月11日生于越南北件省那夷县强利乡，1958年4月参加革命，1963年7月5日加入越南共产党。农德孟河内中央农林中专毕业，长期从事林业工作，1966年至1971年在原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学院留学。

1958年至1965年，在基层林业单位工作。

1966年至1971年，在原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学院留学。

1972年至1974年，在北太省林业厅工作，之后到阮爱国党校学习。

1976年至1997年，历任北太省省委委员、北太省林业厅副厅长和厅长、北太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省委书记、中央民族部部长、第八届国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和第九、十届国会主席等职。

1986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89年3月，在越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

1991年7月，在越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92年9月起，他连续当选第九届和第十届国会主席。

1996年7月，在越共八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国会工作。

1998年1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1年4月22日，在越共九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兼越共中央军事党委书记。成为新一任越共总书记后，农德孟继续越南的革新进程，改革事业各方面均有所突破。

2006年4月25日连任，是越共四人领导核心（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之首。

2011年1月1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越南第十一届国会主席阮富仲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未当选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退出越南最高领导层。

长期以来，越南共产党和中国一样一直强调经济改革，避免直接提及敏感的政治改革。1979年，越共第一次接受了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海防等一些农村地区试行了分田承包。1986年，进一步提出了“革新开放”，其主旨在于确立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包括在农业上实行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宽商品流通控制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1989年越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一项长期政策”。越共八大更进一步指出“商业化生产与社会主义没有冲突，是人类取得的成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和之后都有存在的必要”，2001年越共九大，最终出台了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概念。经过20年的经济改革，人民的温饱问题很快得以解决，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制约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政治瓶颈也逐渐显露。以农德孟为首的越共中央认识到经济改革的深化必须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依托。正如农德孟在越共十大的报告中所说的，越南社会经济存在一些问题和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经济增长的质量、效果、竞争力较差，经济结构转变缓慢等。

在此次越南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了农德孟和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两位候选人参选总书记，经过差额选举产生了越共新的最高领导人，此举极为罕见，也震动了国际媒体，被认为是启动长期冰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序曲。越共十大4月23日按差额选举产生了181人组成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候选人207名，包括自我推荐的2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原定选举25人，但因只有21人得票过半，大会决定不再进行第二轮选举。

越共十大还将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明确列入会议的正式议程，在十大正式召开前，越共全文向公众公开了含有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十大”政治报告草案，征求社会对草案的意见。在报告草案中，除了国企转制、贫富分化等经济、社会问题之外，草案重点谈了越共及政府在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存在的问题，像国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体现，作为对党起重要监督作用的祖国阵线、人民团体现在还只是越共“手臂的延长”，越共党内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党在教育、医疗、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领域思想僵化，民主规则被破坏等等。越南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在社会产生了良好的评价，人民纷纷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互联网等方式建言献策。据越共中央办公厅统计，在草案公布的一个月时间内，办公厅就收到各方面的来信1400多封，来自中央机关和各团体的综合意见反馈近80份。至于各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收到的信件更是难以计数。越共发起的这场讨论不仅把越南对改革的认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让越南人真切地感觉到，越南政治体制的改革已越来越近了。越南的经济改革始于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但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已走到中国前面，甚至有一些媒体惊呼经济改革是“越南学习中国”，而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要学习越南”。

作为执政党，越南共产党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党内的腐败问题，这也是越南革新开放面临的重大危机之一。实行“革新开放”以来，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也愈加严重。据越南媒体报道，仅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各省和中央直辖市先后查处干部贪污案件8800多起，涉案官员包括几名在职正副部长在内共计约1.2万多人，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逾1.4亿美元。

农德孟接任越共总书记后对违法乱纪的党员进行严惩，公开曝光了一批涉及高官的反腐案件，包括一些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严肃处理，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腐败案件仍层出不穷。因此，越南正寻求一种机制来全力遏制腐败发展的势头。农德孟在越共十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加强预防腐败行为和开展反腐败、反浪费斗争是社会的迫切需求，同时也表明了越共在反腐问题上坚定的政治决心。农德孟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后当天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反腐斗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既要依法严惩和不放过任何腐败分子，也要避免造成冤案。要考虑建设、完善反腐机制和法规，以避免管理上出现漏洞。反腐斗争要从基层做起，从每一个单位和每一个人做起。同时，还要重视预防腐败的发生，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反腐斗争。

越南最近已颁布首部《反贪法》杜绝贪腐，规定官员及其亲属必须申报资产，若发现政府部门机构官员贪赃枉法，相关主管和经理都将受到惩治。为净化民风，取缔声色犬马，越南政府去年底已暂停审批新的酒吧、卡拉OK和舞厅。

自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在党内大力提倡逐步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农德孟上台后，干部的年轻化速度更为加快。

长期以来，越南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一直由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一代领导人所掌控。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选举时年71岁的阮文灵为总书记，其他两位主要高级领导人即国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和政府总理范文同的年龄更是分别高达79岁和80岁；1991年6月，年逾74岁的杜梅在越共“七大”上当选为新的越共总书记，到1992年9月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时，越南党、国家和政府的三位领导人即越共总书记杜梅、国家主席黎德英和政府总理武文杰的年龄分别为75岁、72岁和70岁。1996年6月召开的越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干部队伍的梯队建设问题，规定今后凡年龄在55岁以上者不能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1997年9月越南国会选举产生了新国家领导人，60岁和63岁并具有大学学历的陈德良和潘文凯分别接替年事已高的黎德英和武文杰担任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这也标志着越南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工作初步完成。2000年10月，越共元老、越共中央顾问杜梅、黎德英、武文杰致信越共中央，建议超过70岁的越共政治局成员应当在党的“九大”上退休，越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规定以后年龄在65岁以上的政治局委员不得连任，同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年龄不得超过70岁。

农德孟2001年任总书记后，越南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越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原有15名成员，其中1名已去世，之后一直保持14名成员。在本次越共“十大”上，国家主席陈德良、政府总理潘文凯和国会主席阮文安等8人均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新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仅保留了包括总书记农德孟、政府常务副总理阮晋勇和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在内的6人。新补充了包括现任副总理范家谦等8人。

新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都充分体现了年轻化的要求。新进入政治局的领导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年龄在60岁左右。而新当选的79名中央委员中，多数也在50岁上下，其中具有大专学历的委员占81.3%，高于上届的75.8%。

农德孟于1994年2月和2000年4月率越南国会代表团访华。

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他作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3年4月来华进行工作访问。

在历史上一直唇亡齿寒、唇齿相依的中越关系，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分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了明显倒退乃至高度对立，甚至因此兵戎相见大动干戈。这是中越历史上与双边关系中一个非常不幸的时期，好在这个不幸的时期比较短暂，只是历史长河与时代潮流中的细枝末节，不致影响中越双方继续致力于推动彼此友好的历史主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越南开始毅然决然地放弃成为“东南亚霸主”的迷思，并于1990年底实现从柬埔寨完全撤军。一九九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成都分别会见了到访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中越两党宣布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这就是著名的「成都会晤」，过去一度从「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的中越关系，因此得以开始复苏。很显然，「成都会晤」是中越关系发展的新起点，明瞭一此一背景世人就不难看出，越南领导人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了国家利益和巩固越共执政党地位，决心纠正错误，进而恢复与中国的友谊，显见其来有自，此后两国两党关系就不断向前发展。

如果说，在一九九八年逝世并曾得到中共高度评价的前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是恢复中越传统关系的重要推手的话，那么当前担任越共总书记一职的农德孟，就是又一位能够对未来越中关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农德孟之前的两位越共总书记──杜梅与黎可漂在位时，一个由于年事已高，一个因为任期短暂，而未能在越中关系上作出更大展布，这就给农德孟进一步加强越中关系，留下了甚为广阔的表现舞台与挥洒空间。

2005年底，农德孟在与胡锦涛的会谈中主动提出，越南党、政府、人民十分重视按照十六字指导方针和「四好」精神，发展同中国全面、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使「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双边关系更加巩固。越南党和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把头等优先发展越中两党两国关系视为一贯政策，全面推进越中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使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

中越关系现实基础与未来远景

农德孟以少数民族的出身而能成为越共与整个越南领导人，已经创造了历史与奇迹；如今，年富力强的农德孟仍然有机会去创造更大的历史与奇迹，乃至备受国际社会注目的历史奇迹──正如冷战时期因不断挑衅中国、挑战中国而让世人侧目的越南一样。当然，与过去时空条件大为不同的是，如今的越南必须和中国修好，乃至与中国进行彻底、充分的合作，它才有可能再次在东南亚地区扮演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积极角色，而不是过去那种一度对地区伙伴极具破坏性的消极角色。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的经验教训着眼，还是从双边关系的历史恩怨来看，越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定选择「亲中」的外交战略，将是一条现实而理性的大国关系路径。越南在冷战时期紧跟苏联与中国对抗的主要原因，并非中越两国存在不可调和的国家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而是由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分歧使然，前苏联的居中挑拨及其对越南方面的大肆利诱，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事过境迁，当前与俄罗斯几乎已无瓜葛的越南，在考虑中越关系时的首要因素，自然是以能够确保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优先。就改革经验来说，与其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邻国中国，无疑是越南颇值镜鉴的最佳榜样；就经贸往来而言，作为当今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具潜力经济体的中国，也是越南最为期待和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与交易对象。中越双边贸易额有望在2010年前达到一百亿美元，中方已表态坚决支持越南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前，包括中越菲等国在内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业已在合作勘探、开发南海油气田等能源问题上展开紧密合作，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积极成果。

近年来，当世人日益关切中日东海能源主权之争时，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北部湾却显得风平浪静波澜不兴。从2004年6月30日两国海上划界协定生效后，这片原先因双方渔船「越界」而经常引发纷争的海域变得格外安宁。这就得益于农德孟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大力主导并推动中越边界、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于2004年六月底同时生效，并逐步落实到实处。2005年七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访问北京，随后发表的两国联合公报同意双方继续落实两个协定，共同维护海上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

中国与越南的两个协定，也是中国第一次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和第一个划界后的渔业合作协定，自有其非比寻常的意义。2005年底，双方同意确保最迟在2008年内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并早日实施两国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以及尽早开始湾口外海域的划界谈判。与此同时，中越之间早已设立了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对涉及双方利益的议题进行协商，可望有效解决此前一直悬而未决的诸多渔业纠纷与摩擦。在政治互信方面，越南亦多次重申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台独」活动，绝不同台湾当局发展任何官方关系。

2024年6月28日，越南共产党中央原总书记农德孟参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

农德孟年轻有朝气，在政治上持温和的中间立场，倾向于改革，为党内各方所接受，被称为“稳健”的改革派人士，善于弥补各方矛盾，处事灵活，是越共党内开明的务实派。他还有在地方和中央长期的工作经验，为官清廉正派。在其担任越南国会主席期间，在他的领导下，作为越南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加强了对政府的工作的监督，在农德孟的要求下，国家电视台多次对国会重要会议和国会对政府部长的质询进行实况转播，由此改变了国会以往在老百姓心中“橡皮图章“的印象，使国会成为“公平、民主、有活力的论坛”，在越南当时沉闷的政坛刮起了一股清新之风，农德孟本人也由此深得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一致信任，其才干和工作能力也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