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执导的剧情片，由旺堆主演，于1964年上映。

强巴从小就被农奴主旺杰的儿子郎杰当马骑，他性格倔强，用沉默反抗，被当成了哑巴。解放军进藏后，郎杰欺辱强巴，把强巴摔在河里，强巴受伤，解放军救起强巴。郎杰授意管家用马拖死强巴，被女奴兰尕的哥哥格桑救下。强巴和兰尕在寻找解放军途中遇郎杰追赶，二人纵马跳崖投江。兰尕被解放军救起，强巴被抓回要处死，土登活佛收留他当了喇嘛。郎杰和土登叛乱阴谋被粉碎，郎杰强迫强巴一同逃往国外，强巴与郎杰殊死搏斗，危急时刻解放军解救了强巴，强巴欲将土登暗藏的武器交给解放军，被土登刺伤。土登放火烧毁寺庙，强巴揭露土登的罪行。农奴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强巴终于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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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创作

1959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黄宗江就有了写西藏题材剧本的念头。之后四年，他四次去西藏体验生活，时间最长的达半年。虽然积累了大量素材，但他却一时不知从何处下手。正当为此苦恼时，他看到一则解放军用飞机送被农奴主砍伤的农奴到北京治疗的报道。他马上去医院进行采访。受伤农奴向他讲述护士的细心照料让自己第一次感到被当成人来对待，“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受此触发，黄宗江确定了自己的作品应当反映解放前后农奴生活的变化，揭露农奴制的罪恶。此后，他在拉萨观看了活报剧《强巴的遭遇》，剧中主人公从小被压迫，像个哑巴一样没说过话，平叛后解放了，强巴才开口说话。此剧令黄宗江产生了创作灵感。他决定通过农奴强巴变哑巴来揭露农奴制的残酷，再通过强巴重新说话展示西藏人民获得新生。黄宗江的剧本先后写了五稿，剧名也再三斟酌，从《装做哑巴》、《强巴的遭遇》到《铁匠与哑巴》，最后才定名为《农奴》。

剧本完成后，黄宗江把它交给八一厂的厂长陈播。陈播认为剧本题材好，文学性和银幕感也强，决定将其作为国庆15周年献礼片列入拍摄计划，交给曾编导纪录片《康藏公路》的李俊执导。

外景选择

因为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应困难，有人提出到承德避暑山庄的小布达拉宫去拍外景。但美工寇洪烈到避暑山庄考察后，向李俊汇报说避暑山庄的环境与西藏差别较大。为了保证电影真实可信，李俊决定还是去西藏实地拍摄。

演员选择

在演员选择之时，有的人提议为了使影片生活气息浓厚，可选用藏族演员；另一种意见认为藏族演员受专业训练较少，应该选汉族演员。导演李俊考虑，如果能有藏族演员参与拍摄，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因为西藏本来没有自己的电影演员，在经过民主改革后，农奴们翻身做了主人，才有可能成为电影演员。由农奴来演《农奴》，会使影片更有说服力。而在拉萨看过西藏话剧团排演的戏剧后，他对藏族演员的专业水平产生了极大信心。经过试戏，剧组决定该片全部选用藏族演员出演。

在拍摄前，李俊组织摄制组全体演职员访问农奴家庭，参观一些贵族家庭、寺院和叛匪赤江活佛的展览会，增加大家对西藏社会的感性认识。为了使藏族演员尽快进入状态，李俊还为演员们办了电影基础知识培训班，并经常放电影给他们看，边观摩边讲解。由于《农奴》中的主要演员都来自藏族，为了使他们表演得更为真实，在拍摄电影时所有台词都是用藏语说的，然后再进行配音。

黑白摄影

由于《农奴》是一部国庆献礼片，所以，八一厂同意剧组用东德艾柯发彩色胶卷拍摄。但是，摄影韦林玉向李俊提出，影片最好采用黑白胶卷。他的理由是：黑白胶卷更能够展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也有一种历史沉重感。李俊也认为，平叛之前的西藏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农奴的生活给人一种黑色的感觉，农奴的心情也是压抑沉重的，所以黑白更符合主人公的情绪；如果用彩色胶卷很难体现出那种社会的黑暗和农奴的苦难，而且黑白胶卷可以实现一种反差感，农奴主和农奴就是一种天上地下的差距。

道具服装

该片中很多服装、道具使用的都是生活中的原物。不仅如此，摄制组还常把服装、道具摆出来，请当地人参观指点，力求复原历史的真实。有时为了一件服装，李俊发动摄制组成员满大街寻找，一旦发现符合要求的，就用新服装换人家的旧服装。有时换下来的服装实在太脏了，并且还有很多虱子，大家就在院子里架一口大锅，烧开了水煮旧衣服，消毒后再让演员穿。

化妆造型

在拍摄该片时，藏族演员都比较年轻，演强巴奶奶的拾雀卓玛23岁，演阿妈的女演员强巴19岁，曲佩活佛戏中60多岁，而演员只有26岁，这给化妆师造成了不小的挑战。拾雀卓玛肌肉丰满，很难改造成肌肉松弛、密布皱纹的老奶奶。剧组远在拉萨，无法使用橡胶塑型，也不能及时看到样片。于是，化妆师就用浓乳胶在演员的脸及颈部掐出皱纹，用海绵拍上软膏，再用棉花塑型，强调下垂的眼袋，做了两个花白程度不同的头套，表现10余年的跨度。

正面评价

该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达到了统一与和谐，人物鲜明，结构严谨，情节紧凑动人，生活气息浓厚，整个影片闪耀着强烈的革命时代精神的光辉，使观众接受了一次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育。它在描写强巴的受难、反抗、解放斗争的过程中，揭露了旧西藏农奴制的罪恶本质，歌颂了广大农奴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影片把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作为广阔背景，反映了西藏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热爱，歌颂军民之间崇高的深厚的阶级情谊，这就使影片主题思想更加化了，艺术形象更有光彩了。（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剧协理事陈其通评）

负面评价

该片是一部有着很大思想威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但同时也包含某些不足。它低沉有余而昂扬不足，对于农奴制度罪恶的抨击是一针见血的，但是对于催毁这一制度的正面力量还可以表现得更强些。作为一部农奴的受难史，影片是相当出色的，作为一部农奴的翻身史就显得不够有力了。这具体表现在主人公强巴的觉醒过程还不够清晰，觉醒之后还有找到像影片前半部那样强烈的动作。影片整个后半部显得匆促，不如前半部那么充实。（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罗艺军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