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户口在农村，但工作在城镇的一代人。他们与父辈不同，虽同样作为农民，却没有了土地。一部分是因为进城，另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流转。

对“农二代”大致可进行如下的分类：

第一类“农二代”是学习成绩优异的莘莘学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脱离农村，由农二代变身为城市的一员，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大江南北。

第二类“农二代”是学习不那么优异的学生，虽经过高考，但学历层次较低，在就业难的形势下，毕业就往往失业，去向不明朗，也可能和农民工没两样，但唯一不屑的可能就是务农了。

第三类“农二代”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进城打工，是正宗的农民工，是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大军，闲得无聊时可能会考虑务农。

第四类“农二代：是家境丰实的农民子弟，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可能会打工，但多数还是从事父业或其他技术行业，90%不愿从事农业生产。

第五类“农二代”是家境较为贫穷的农民子弟，可能会打工兼顾种田，因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但这部分农二代将很少。

农民工这个词还存在，但农民工的孩子们已经快长大了，这些农二代逐渐长大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他们的父辈可不一样，农二代赚钱后的目的不是回老家盖房子，而是为了能在城市里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社会资源上，农二代看过天上飞的，自然不愿意在地上爬，于是城市的内在矛盾就会产生。在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奇迹30年后，中国农民理性的扩张释放出的强大力量，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挑战。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认为，农民理性的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率先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但这种理性也需要一种转型，而转型期显现出的一些农民理性的天生缺陷，也让包括新一代的农民后代无人再愿意种田，成为中国最需要担忧的问题之一。

“农二代”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自小的生活条件就比上一代优越，因而长大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冲动很强烈，而轻视“泥腿子”的旧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看来，真正的种田人将会少之又少，推论下去，农村的土地抛荒现象将逐渐逐严重。另外，大量的“农二代”涌入城市，对城市的容纳量也构成巨大的挑战，将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吃、住、就业等）。

“农二代”思想在改变

中国模式的农民理性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变化，最鲜明的就是，“农二代”即农民的后代的思想在改变。“比如说第一代进城务工农民，只要能挣到钱，他们什么苦都愿意吃，但是现在去招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就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有很多条件，是会挑剔的，比如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可能就不会有兴趣去。”徐勇认为，和传统的中国农民相比，新的农民后代，勤劳和节俭的性格特征正在弱化，消费欲望迅速扩张，并且滋生出一种暴富的心理。

而由于土地不断减少，需要的农村劳动力也在不断减少，中国目前有9亿农民，而耕地上需要的劳动力只1亿，而现在的农民和以往的农民也不同，劳动时间在减少，土地在减少，因此，如果过多的劳动力堆积在土地上，社会必然矛盾重重。中国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中，没有农民，没人愿意种田。

“农二代”由于不重视种田，因此以后，真正懂得科学种田技术的人将成为稀缺资源。因为现有的“农二代”的父辈们将逐渐老去，而很多“农二代”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接班人。

与国外比较，可见其土地相对集中，往往以农场或农庄的形式而存在，而经营和生产主要在少数的农场主手中，国家对其给以大量的补贴，供给大型农机，极为重视其发展生产。现在国家虽说也向农民补贴，也允许土地流转，但当土地集中到部分种田能手的手中时，其成本已经很高了，那么种田能手的收益将变少，而由于自然灾害等影响收入的风险在加大，所以现在的政策并不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种田能手也缺少一种利益的冲动，这样进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将变得不可能。

国家应有意识培育懂技术、懂管理的“农二代” “农三代”的种田能手或种粮大户，让他们劳有所得，给他们提供保障，让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等阶层的收入相当，激发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不然若干年后恶性循环，就将危及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

2012年1月，记者王伟正从广州坐上开往湛江的长途客车，身边座位的一个青年男子小关自我介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做‘鸭’的”，他大声地说着他从事的职业，还一脸自豪，全然无视周围的人……见他神情这样平静、表露这样大胆，令人十分惊诧。

20岁的小关，外表俊俏、身高一米八几。他从事一项或许为一般人所不齿的特殊职业，他们把自己叫做“仔”或者“鸭”。辍学，进城，以自己的方式在城市里挣扎生存，打上“农二代”标签，小关感觉自己似乎从来没有选择过怎么生活，生活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小关从农村老家来到广州已经快6年了，但他在大城市中仍过着既混沌又艰难的生活，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但他对这些全然不觉，也没有改变的决心，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甚至看不到希望，只求走一步算一步。小关告诉记者，这行竞争太激烈了。他2011年所在的夜总会，一共有四五十个年轻男子，“要身高有身高，要相貌有相貌”，基本都是20岁出头，有一米八上下，都很会打扮，嘴巴也很甜。很多时候，他一两周才被选上一次。跟客人过一晚，至少能收1500元的报酬，有时嫌客人长得丑，就让她加价。如果没被选上出去开房，只是陪客人喝酒，就只得到500元的小费。除了竞争激烈外，就是辛苦。

事实上，小关的经历只是当今中国千千万万“农二代”的一个缩影。小关的父亲几年前也曾常年在珠三角城市的建筑工地打拼，如同绝大多数的第一代农民工一样，老老实实地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艰辛地把小关姐弟们养大。如今，已年迈的父亲不得已只能弃城返乡，一贯勤劳的他返乡后也闲不下来，总惦记着家里的那几亩田。因为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农村和土地是他们的根，他们不愿抛弃这些。他们的后代虽然有短暂的农村生活经历，但很多人读完初中就怀着对城市的憧憬出去打拼，期望过上城市的生活。“农二代”们大多是刚刚从学校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甚至像小关这样走向传统道德认为的“堕落”领域。但在社会整体道德下滑今天，他们并无丝丝羞愧，反而认为这些是新潮、开放、勇气的体现，因而洋洋得意。

他们并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什么脏、苦、累的活都愿意做，而是希望能有高薪、自由、轻松的工作。同时，他们虽然仍旧戴着“农民”的帽子，但这顶“帽子”下面的人已经不再是10年、20年前的那些人的思想观念和情趣爱好了。他们按照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上网、夜宵、卡拉OK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这甚至会惹来他们的父辈们异样的眼神，指责他们不顾家、花钱大手大脚。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像小关这样的“农二代”们完全没有退路，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对他们而言，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他们对未来的渴望超过他们的父辈们，对未来的人生轨道或许也有一定的规划，但是往往因为喜欢享受，总是离自己的预期目标很远，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农二代”，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