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国家化”是敌对势力有意搅乱政党与国家、军队的关系，把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进而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军队国家化”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军队国家化”错误地认为，既然军队是国家的，共产党就应该交出军队搞“国家化”。“军队是国家的”能不能和“军队国家化”划等号？军队能不能脱离执政党而成为纯粹的国家军队？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毫无疑问，军队自产生以来，就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这是国家与氏族社会的根本区别。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列宁指出：“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的，具有国家性质。然而，“军队是国家的”并不能和“军队国家化”划等号。

军队不仅具有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国家性质，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必须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个“人”就是执政者。执政者离不开军队的支撑，执政必须“执军”；但同时，军队的国家机器职能作用的发挥，只有在执政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脱离执政者领导，军队的国家性质必然发生根本变异。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军队能否有效地置于执政党的掌控之下，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民族的命运。军队一旦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军权被个人或利益集团所操纵，对任何国家都不能说是好事。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难于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国家化”主张的军队脱离党的领导而成为纯粹的国家军队的观点，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问题。因为军队一旦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就不是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不仅成为执政者的反对力量，而且也成为现国家政权的破坏力量。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军，时刻保卫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敌对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对我鼓噪“军队国家化”，既没有理论支撑，也没有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上打开缺口，挑动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军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从根本上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是我军的性质和本色。“军队国家化”把我军党的性质与国家、人民性质割裂、对立起来，认为“军队应该是人民或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公器私用”、“谋一党之私”。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在中国，军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成为人民和国家的军队。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为废“私”而立、为除“私”而存、为防“私”而续的制度，是一个真正保证军队始终为国为民的制度。

中国历来就有“兵归将有、兵随将走”这种个人掌握兵权的传统，这是藩镇割据产生的重要原因。近代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军权逐步落入个人手里。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彼此混战不断，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如何铲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废除军阀政治，是中华民族求解放、争复兴历史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产生之前，几乎其他各种军事领导制度都在中国试验过，既有辛亥革命后对西方的照搬，又有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的学习，但都不能根除兵权私有和利益集团所有的顽疾。北洋军阀被打倒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境况越来越糟。

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前人教训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型军事制度。这使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为之一扫，彻底摆脱了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梦魇，军队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斗的工具。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具有的这种为“公”制“私”的功能，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科学合理的制度机制安排，更在于其自身的无私性即阶级性先进性的特质。所谓“绝对领导”，从利益关系来说就是“无条件领导”。党领导军队、军队服从领导，都不是以利益满足、利益要求为先决条件的，除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党和军队这种在国家和人民利益指向的高度一致性，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军队国家化”对我军的险恶用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针对蒋介石向我们党提出的交出军队的所谓“军队国家化”要求，我们党揭露其伎俩是“掩护军队私人化的魔术”，其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军阀的军队”。这深刻点明了“军队国家化”此时此刻就是“私人化”、“军阀化”的实质。这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按照“军队国家化”的设想去做，军队必然变性变质，堕落成为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我军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质的军队。联系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军队实行所谓“国家化”后被个人、利益集团控制，国家陷入长期战乱的事实，我们更应该警钟常鸣，不为任何花言巧语所迷惑。

敌对势力把西方国家的军事领导制度奉为“军队国家化”的圭臬，断言“军队国家化”是“文明国家的通则”。这不仅有悖于政党政治的一般要求，也犯了把个别当一般、把具体当普遍的常识性错误。

人类社会自摆脱蛮荒、产生国家以来，尽管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就其政治形式来说，主要是两种：一是君主政治，二是政党政治。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形式，都有一个对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军队如何掌握和领导的问题。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军队由执政党掌握，是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和政治制度不同，其政党对军队的掌握方式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党对军队的间接管领。这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西方国家标榜的“军队国家化”，不过是两党或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二是政党直接领导军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就是这种方式的完善体现。

在这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对不同国家政党掌握军队的方式如何称谓，而在于应不应该、能不能把西方国家这种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当作“通则”，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以此为样板照搬照抄。这是我们与“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西方国家所谓的“军队国家化”，也是其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其适用范围也只能是一些特定国家，决不能把其无限制地扩大。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以多种方式向世界推行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民主化”改造，由此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这种情况绝不允许在我国出现。我们与敌对势力在“军队国家化”等问题上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但绝不仅限于意识形态的意义。从根本上说，这是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问题。我们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我们也要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绝不允许别人对我们指手划脚，强迫我们按他们的那一套去做，要我们自毁长城，自己“化”掉自己。任何改变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图谋都是不会得逞的。

当前我国的最大利益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国家化”攻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妨碍了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实现现代化这一国家最高利益的根本要求，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

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无庸讳言，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在不同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以及多种发展模式下推进。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无论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其现代化许多是在一党长期执政、建立强有力政治核心条件下取得成功的。这是民心得以凝聚，国力得以集中，军权得以牢固掌控、社会得以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否则，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还会陷入混乱和倒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既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共同问题，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我们既要面对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多方面的压力，又要面对国内改革和发展的许多挑战，还要面对多种安全威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等严峻问题。这要求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党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这一历史重任。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英雄军队。这是我国最宝贵的政治优势、最值得珍惜的政治资源。敌对势力以“军队国家化”为旗号，企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去“势”消“源”的否定，如果任其得逞，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然化为泡影，这完全是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军队国家化”认为只有军队脱离了党的领导，实行了“国家化”，才能推动民主政治。这既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脱离中国现有制度体制条件抽象地谈论民主没有意义。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中才能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