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战争与战争的一般规律的学科。

军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研究6个方面的基本问题：①战争观。②军事运动论。③军事认识论。④军事价值论。⑤战争指导的辩证关系。⑥军事方法论。战争起源、战争根源以及战争本质和战争性质等是军事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战争观。依据是否承认战争和军事这种存在先于军事认识和军事思维，战争观可分为唯物主义战争观和唯心主义战争观。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资产阶级战争观，是两种最基本的战争观理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回答了战争的起源、本质、性质等问题，提供了研究战争问题的基本方法，是研究和指导战争实践的基本指南。自然主义战争论、新马尔萨斯主义战争论、种族主义战争论、宗教战争论、实证主义战争论、地缘政治战争论、非理性主义战争论、技术―工业决定战争论等资产阶级战争观，在历史上曾经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战争观从战争根源、战争起源和战争动因三个层次研究战争是怎样产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根源于人们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激化的产物。原始社会后期在氏族和部落间就萌生了最初的战争。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战争成为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彻底消灭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战争也将随之消亡。近代以来，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战争根源。在当代，霸权主义是全球范围内主要的战争根源。民族冲突、宗教纠纷、领土争端等则是重要的战争动因。揭示战争的本质是战争观研究的重要内容。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众等社会因素有着内在的联系。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当政治矛盾发展到一定尖锐程度而无法继续前进时，就会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前进障碍。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和冲突是战争的根本动因。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对战争的推动作用和胜负影响表现得尤为深刻。反映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战争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战争难以避免，战争与和平之间相互排斥、相互联结、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一直存在。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质，由于从事战争的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的政治目的不同，战争的性质也就不同。凡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历史的进步起推动作用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否则是非正义战争。由于战争性质的不同，战争对人类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正义的革命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它通过摧毁没落阶级的政治统治，为社会历史的进步开辟道路。战争性质决定人心的向背，正义战争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非正义战争必然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战争的性质决定对战争的态度，并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军事是一个具有客观规律的运动过程。军事唯心论者不承认军事运动的客观规律性或认识军事规律的可能性。军事上的机械论者虽然承认军事规律的客观存在，但又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毛泽东则认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182页）军事规律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是可以认识的。军事领域的矛盾运动是以战争为核心内容的。战争运动的发展过程，是辩证否定的过程。战争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及战争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而发展。譬如，坦克出现以后，先是适应原有的军事组织形式，作为步兵的配属单位分散使用。后来坦克兵发展为独立兵种，迫使军事组织服从新的技术兵器。接着又出现了步兵与坦克行动无法达到一致性的矛盾，从而促使装甲步兵的诞生。它既是对传统步兵的否定，又是对步兵的保留和发展。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军队装备不断改进和加强，从而使技术兵器向下配属，合同战术向下延伸。火炮、坦克、直升机由配属、转隶、支援武器逐渐变成队属武器，部队独立遂行任务能力增强，攻防纵深扩大，特别是战争范围广阔，作战要素大大增加，因而相应地要求提高指挥控制能力和增大侦察、通信、电子对抗以及各种保障能力。上述种种情况，反映到军事学术上，出现了大纵深作战和空地一体战理论及C4ISR系统等。从武器装备到军队编组到指挥方式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变革，走完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旧质被新质所代替，渐进发展到飞跃，从而使战争运动的辩证规律得到完整的表现。战争运动过程的辩证否定要求变革必须保持与传统经验的适当联系。战争手段、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的发展，以及新的军事理论与原则的提出，要始终围绕着提高作战能力、达成战争目的这个轴心。军事运动是有规律的。军事规律可分为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和军事力量建设规律等。战争规律是战争运动中必然的本质的稳定的联系。战争规律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战争的一般规律指战争所具有的普遍的共同的规律；战争的特殊规律指某一特定的战争矛盾运动所具有的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争的特殊规律是互相联系的，战争的一般规律寓于战争的特殊规律之中，战争的特殊规律又体现和包含着战争的一般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争的特殊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战争的一般规律对于认识某一具体的战争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研究和认识战争必须掌握它。但是，战争指导者所面对的都是具体的、特殊的战争。每场战争，与其他战争相比，不仅存在着时间、地域、性质的差别，而且在战争过程中，情况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战争规律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敌对双方的战争指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研究战争规律，不仅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反对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结合战争的具体情况，掌握战争的特殊规律，用以指导战争实践。战争规律是通过战争运动过程展现的。任何事物的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必然会转变为其他运动形式，只有如此，规律才能获得自己完整的展现。战争规律也是这样。当一项新的军事技术产生，使军队装备发生变化，接着便会引起战术的变革，然后又引起军队编组形式、指挥原则等一系列变化时，这一战争规律才算是得到完整的展现。单单了解某一环节的变化，还不能算是对战争规律性的完整认识。认识战争规律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这个具有理论与实践内容的军事哲学新概念。战争指导规律是建立在对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是已被认识并自觉应用的战争规律，是能动的反映论在战争中的具体体现。不承认战争指导规律，也就否定了能动的反映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决定战争的指导规律，后者具体表现为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发挥作用。随着战争规律的发展，战争指导规律也是发展的，战争指导既不能落后于变化了的战争客观实际，也不能超越战争客观实际。军事力量建设规律是军事力量建设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联系。科学地分析这些必然联系，并揭示这些辩证规律，用以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的实践，是军事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认识和把握军事力量建设规律，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军事力量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关系：①军事实力与威慑能力的关系。军事实力主要是指已经编组、装备的现实军事力量，如兵力、兵器、机动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后勤补给能力、部队训练水平和战备程度等。威慑能力是指依靠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迫使对方认识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不敢贸然诉诸武力的能力，是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的统一。战争潜力是指进行战争的潜在能力，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如生产能力和储备状况、社会制度、人民的凝聚力、后备兵员、动员体制、战略资源等。提高威慑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军事实力与战争潜力的辩证关系。从战争潜力到军事实力，中间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现代条件下，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突发性、速决性的特点，往往不待战争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注重发展战争潜力，并注重建立和健全战争潜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机制，对于提高威慑能力是十分重要的。②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数量并没有丧失它的军事意义。没有数量，也就无所谓质量。在作战中对敌建立兵力兵器的数量和质量优势，仍然是基本的作战原则。但是，军队的数量与质量关系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必须注意军队质量对作战胜负的重大影响。在某些战场条件下，仅靠数量优势已经难以弥补质量的劣势。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手段去解决。③人和武器装备的关系。人和武器装备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两大基本要素。任何军队都是由人和武器装备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结合而成的。在军事力量建设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武器装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武器装备是衡量军队战斗力的客观物质标志，重视武器装备的建设，是现代军事力量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武器装备与人相比，“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武器也是人的知识的物化表现）。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必须注重提高人的素质，解决好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在人的因素方面，还必须解决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的关系。政治素质决定着人对战争的态度，它体现为军人的武德，如坚定的政治立场，顽强的战斗意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等。军事素质则体现为军人的谋略智慧、指挥水平、战略战术运用的能力和军事技能。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密切结合才符合现代战争对军人提出的素质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战争中的科学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渗透到构成战斗力的人、武器装备、编制体制诸要素之中，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在武器装备方面，特别是在武器装备的研制上，必须解决需求与可能的矛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的更新速度空前加快。在武器装备研制上，解决需求与可能的矛盾显得更为重要。由使用者论证，往往偏重于作战要求，而忽视科技水平可能达到的程度；由生产者论证，则又往往偏重于现成的技术水平，缺乏作战需求的动力。因此两者必须紧密结合，关键是研制部门必须了解作战要求。总之，军事现代化要求有科学方法论指导，运用最合理的编组形式和管理方法以及效费比最佳的装备建设方案等。④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军队的内部关系是指挥军队内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军队外部关系是指军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军队，内部和外部关系有着不同的情况。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制约和影响着军队建设。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它有着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并正确认识和解决信息化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也是军事哲学研究的新范畴和新课题。军事哲学不但要研究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的关系及军事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还要着重研究军事认识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正确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是军事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战争指导的关键。战争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同时又是一个客观过程。军事认识是战争实际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军事认识的逻辑起点，只能是军事实践，而不是任何主观先验的“原则”。军事中的主观指导要做到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军事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认识路线。例如，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毛泽东指出的：“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军事认识的对象必须包括构成军事运动的全部因素――敌对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战争是一种复杂的、充满盖然性的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作战行动中，表现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又集中表现为战争（战场）主动权的反复争夺，并由此决定着作战态势和战争结局。在敌对双方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地发生着力量对比的量变与质变，发生着战争阶段和主要作战形式的辩证否定的转变，从而实现整个战争形势的质的飞跃。军事认识的客体包括天、地、人，敌、我、友。也就是说，一要了解自己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二要了解敌人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三要了解一切与当时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也就无法指导战争。军事认识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能动的反映军事规律的实践活动过程。军事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通过运用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等思维方法，将侦察得来的关于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经过推理，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决策、计划和部署。这是军事指挥员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和战术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体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认识战争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计划作战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实施作战是认识的第二个过程。军事行动的企图是预期的，但军事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常常是非预期的。敌对双方的作战企图至少有一方落空，甚至双方的企图都不能实现。从20世纪的一些重要战略计划看，没有一个是完全按原计划预想实现的。战役战斗计划更是如此，部分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全部改变也间或有之。因此，认识情况的第二个过程与第一个过程同样重要，甚至更具有决定意义。作战发起后，必须不断依据新的情况，适时调整作战计划，确定新的部署，这是作战中主客观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战争的指导规律。军事哲学不仅要研究军事认识的对象、军事认识的来源、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解决军事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还要研究军事认识的科学方法，这就是要采取客观的方法、全面的方法、发展的方法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反对军事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军事认识的科学方法还包括战争矛盾分析方法、军事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等。在当代，新的技术革命与新的世界格局给军事斗争带来新的变革，出现了若干新的作战样式。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发生了矛盾，即在对方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情况下，首先使用的一方虽然能够消灭敌人，但也难以保存自己。因此，核军备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实际上是“不使用的使用”，即用能够使用达到威慑，用威慑达到不使用。现代作战环境和作战手段，强制人们按照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去认识和解决军事问题。因此，应当把反映客观规律的现代思维科学和方法论的成果，诸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加以吸收和改造，纳入军事哲学的科学领域。正确认识和解决战争指导中的诸多辩证关系，对克敌制胜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军事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①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关系。正确处理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关系，使主观指导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是战争指导的关键。毛泽东在分析战争指导者在主观指导上之所以会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时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页）在军事上要做到比较多地打胜仗，比较少地打败仗，关键就是要使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很好地符合起来。在作战中，由于敌对双方互相保密和欺骗的缘故，要做到主观指导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十分困难的，但必须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做到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这样才能为胜利奠定基础。在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需要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战争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但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出胜负，还需加上主观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战争的主观指导不能离开客观物质条件，不可超越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外去期求战争的胜利，但必须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精神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有驾驭整个战争的能力，以夺取战争的胜利。②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这是在战争指导中经常碰到、并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基本辩证关系之一。全局决定局部，统帅局部；全局失败，局部必然不能保存。因此，战争指导最要紧的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注重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但是全局并不是脱离局部而独立存在的，而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大多数局部失败了，全局也难保。在战争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局部的失败并不影响全局，但一两个关键性局部的失败，便使整个全局受挫乃至失败。这样的局部，就是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因此，战争指导者对于那些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局部应特别注意，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其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即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③战略与战役战术的关系。这是战争中的全局和局部关系的具体体现。战略是用于指导战争全局的，战役战术则是用于指导局部的。战略决定战役战术，战役战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并保证战略的实现。战略与战役战术的关系是辩证的，这主要表现为战略与战役战术的关系是相反相成的，如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旗帜鲜明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等。在战争指导中自觉地运用战略与战役战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正确地指导战争或作战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指导中，还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强与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确实性与不确实性、流动性与固定性、计划性与灵活性、集中与分散、退却与反攻、主要作战方向与非主要作战方向、打与走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辩证关系是军事哲学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这些都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具有较高的辩证思维能力，正确把握战争指导中的各种辩证关系。作战决心的选择，尤其是那些带有决定意义的作战决心的选择，集中体现了指挥员的辩证思维能力。具有透视与把握战争发展的能力，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中抓住战机，及时定下作战决心，显示了优秀指挥员的才华、机智、魄力及将帅风度。作战决心是对多种行动方案的优化选择，一种方案的确定即是对其他方案的否定，又是一次选择的终结和新选择的开始。选择包含着创造。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许多作战的胜利，是运用“反逻辑”“变例方法”等，达到出奇制胜的。在现代战争中，用旧的指挥方法和传统的设备是不能解决指挥中信息量大大增加，而要求决策的时间大为缩短这个矛盾的。必须运用现代化的指挥手段，大力发展自动化指挥系统。同时也要看到，自动化指挥系统只能为作战决心提供咨询和某些依据，是实现信息快速传输、实施指挥的手段，但它并不是决心的本身。任何机器都无法取代指挥员的辩证思维、创造思维、军事计谋和勇敢坚毅的品格。战争是充满盖然性的领域，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织作用于战场，对战争情况的认识和对战争的指导带有一定的风险性。风险性在军事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指挥决心往往是在敌情不完全明了和有许多不确实因素条件下作出的。战场瞬息万变，要求快速决策；而面对不确定因素，又必须慎重决策。及早定下决心，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但长时间准备也有丧失战机与突然性的危险。所以，及时下达比较符合实际的决心，比拖延下达所谓“更好”的决心往往更有效。在坚持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军事原则中，并不排除指挥决心中的风险。完全明了敌情的指挥决心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一时明了，在我变敌变的动势中，也无法总是对敌情一清二楚。主要情况大致搞清楚了，就应该制兵机之先。又如，集中兵力、形成攻击重点，本身就有危险的一面，即在其他方向的兵力可能处于劣势，而主要方向的成功又有赖于非主要方向的必要配合。看不到潜藏的危险，则孕育着失败；不敢冒一点风险，则会坐视成功机会的丧失。过于密集的兵力部署，会增大伤亡，至少加重后勤的负担。而兵力过少，又不敷应用。掌握适度，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就是军事哲学的体现。军事价值是指军事与军事活动的特定主体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军事具有能够满足主体某种需要的属性、结构要素和功能。军事价值主体和军事价值客体，是军事价值构成的两个基本要素。通过认识的环节，军事价值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改造价值客体以满足需要，保障安全，赢得战争，获取利益。军事价值主体是军事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人。军队是一切军事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军事价值的直接主体乃是军队与军人。军队总是代表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的利益并隶属于后者，因而，军事价值的最终社会主体是从事军事活动的各种类型的社会集团。军人是军队的细胞，军事价值必然反映在军人价值的实现上。军人的价值如果与军队的价值、社会主体的价值相一致，就能更好地实现价值，发挥作用，调动积极性。军事价值客体是相对于军事价值主体而言的，指的是军事活动和军事系统诸要素可能具有的一切有价值属性的总和。军事价值主体和军事价值客体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军事价值主体离不开军事价值客体，军事价值客体也离不开军事价值主体，军事价值主体与军事价值客体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军事价值属性是军事价值的本质、结构和规律的外在表现。军事价值具有主体性、客观性、对立性、发展性和渗透性五个方面的属性。军事价值的主体性，是指军事价值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主体的价值需要和对军事活动的价值认同，军事价值就无从谈起。军事价值以及军事价值的评价总带有一定的阶级性、民族性和国家性。军事价值的客观性，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军事价值的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是一种具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存在，私有制、阶级、国家等的产生与发展是军事价值存在的前提。军事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互为补充、合二为一：军事价值的主体性构成了客观性的重要方面，军事价值的客观性是导致主体军事价值认同的基础。军事价值的对立性，是指对于战争对抗双方来说，彼方对战争的价值肯定，必然遭到己方的否定，反之亦然。军事价值的发展性，是指军事价值是客观历史范畴，具有随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特点。军事价值的渗透性，是指军事价值渗透于军事活动的一切方面、一切过程和环节之中，并通过社会价值系统而与其他社会价值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军事价值表现形态是军事价值的具体展现形式和状态。军事价值是具体的、复杂的、综合的。每一个军事活动及其结果，价值表现都是综合的。既表现在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各个方面，也表现为正价值与负价值的对立，还表现为历史价值、现实价值与未来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军事价值可分为军事的政治价值、军事的经济价值与军事的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军事的政治价值是军事服务于政治的功用和对政治的积极影响，及军事对于社会对抗主体所具有的政治上效用的总和。军事的经济价值指军事可能具有的对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产生有益影响和带来经济利益及各种效用的总和。军事的文化价值指军事对文化的反作用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意义的总和。军事价值评估是对军事价值进行认知、分析、评价和抉择的特殊的认识过程和结果。对军事价值的分析与评价，要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从军事与社会的关系上、从敌我对抗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与展开。要遵循历史的原则、系统的原则和利益的原则。军事价值评估，要从真、利、善、美四个层面展开。军事价值评估的求真性分析，要求评估的结果正确地反映客观价值本身，揭示军事价值的存在、运动、发展和规律。军事价值的功利性分析，关键在于把握军事价值的利害得失，以便作出权衡取舍，力争趋利避害，不断提高军事价值实现的效益和效率。军事价值的道义评估，实质上是要从善与恶的方面来评估利害得失在不同社会集团间的分布，力争使军事活动达到抑恶扬善的目的。军事价值的美与丑的评估，是军事认识主体运用美的尺度对客体进行审美的过程。军事价值评估，最终是为了在精神、认识和行动中取得军事行动中的自由，创造性地实现和表现特定军事活动主体的内在本质。军事方法论是认识、评价与指导军事现象和军事活动的根本方法的系统理论。一切真正的科学理论都具有方法论的功能，军事哲学作为各种具体军事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本身也具有方法论的功能。与其他军事方法相比，军事方法论具有抽象性、普适性和指导性等基本特征。从军事哲学的层面来看，军事的对抗性方法原则、军事的客观性方法原则、军事的联系性方法原则、军事的发展性方法原则是军事方法论的四个最重要的方法原则。军事哲学是一门军事与哲学交叉的学科。相对哲学来说，军事哲学是军事实践经验上升的哲学观念，但又不是一般的哲学，它是哲学通往军事、军事上升为哲学的中介或桥梁。它研究的是军事领域的共同本质及其一般规律，是哲学在军事领域中的特殊的理论表现形态。对于军事科学来说，军事哲学又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是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军事哲学不能脱离军事科学的各门具体学科，它必须通过军事科学体系中的各门具体学科所获得的成果，去进行哲学概括和提炼，科学地抽象出更高层次的规律。军事哲学的基础是军事实践。军事斗争的残酷性，使得军事哲学不能脱离军事实践，它属于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一直保持有“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更是紧紧结合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是在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军事哲学的地位作用主要地表现在：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军事认识论以及军事方法论，借以提高军事指导者的科学思维能力，而且还可以自觉运用根本的军事方法论，能动地指导各项军事活动，并对哲学与其他科学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①提高军人的科学思维能力。军事哲学在影响人们特别是军人的思想水平和思维方式上，可以起到直接的重大作用。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自觉运用军事哲学的原理、原则、方法，彻底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军事哲学既能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军事观，保证军人思维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路线展开；又能帮助军人革新思维方式，学会多途径、多形式地思考问题。另外，军事哲学还能提高军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有助于创新精神的发扬。②正确指导各项军事实践活动。军事哲学绝不是经院理论，它来源于军事实践活动，又服务于军事实践活动，并对这种活动起指导作用。当然，指导军事实践活动，并非指针对各项具体的军事实践活动，直接去提供现成的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而是说，军事哲学能通过提高人们的科学思维能力来影响军事实践活动，自觉运用有关的军事学科知识与方法，密切联系军事活动的实际情况，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获得正确的军事认识和进行科学的军事决策。军事哲学所揭示的军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不仅通过一般到特殊的途径，直接参与对军队建设内在机制、外部条件和发展变化规律的探讨，而且它所提供的军事哲学方法，也为宏观地、辩证地、系统地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创造了科学的指导原则。这充分体现了军事哲学理论的实践意义。不仅如此，即使在日常的军事工作和具体的作战活动中，军事哲学同样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起到方法论的指导作用。③促进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发展。军事哲学作为哲学与军事科学的跨层次性边缘学科，一方面要以哲学理论来指导自身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对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军事哲学作为各门具体军事学科知识与方法的再归纳、再总结，固然不像具体军事学科对紧密相连的相关学科所产生的影响那么直接，但从方向上、总体上、宏观上常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产生各种积极影响。军事哲学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促进哲学和其他科学的作用，而且在许多社会实践领域也常常运用它的原理、原则来指导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军事哲学或战争哲学的概念，用来概括关于军事领域中带有哲理性认识的研究及其理论。军事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实践尤其是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古代军事哲学思想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与古代军事实践、古代哲学思想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并以此为基础。正是由于军事实践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材料，哲学思想的进步与飞跃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促使开始萌芽的军事哲学思想在后来有了不断的拓展和进步。古代军事哲学思想具有原始性、朴素性、思辨性、渐进性等特点，而且在东西方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古代东方军事哲学思想精华集中地体现在中国。中国在殷周之际出现了军事哲学思想的萌芽，反映在殷商和西周时期出现的《军政》《军志》《令典》等兵书和《易经》之中。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空前活跃局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使人们有可能更多地从哲学角度来阐述和解答军事问题。大批军事著作纷纷问世，不少哲学家也涉足军事领域，形成中国古代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最著名的代表著作包括：军事著作中的《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哲学著作中的《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商君书》《管子》《韩非子》《墨子》《庄子》等。其中《孙子》从更高的层次上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哲学思想和观点，为中外世代军事家和哲学家所推崇。最突出的军事哲学思想有：①把战争和军队列为“国之大事”，抛弃了崇尚鬼神一类的祭祀，认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政治、自然、人和经济这些客观存在的因素。②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认识规律，阐明了战争实践的可知性、战争认识的重要性。把“胜可知”与“胜可为”结合起来。③用发展的观点观察战争现象，认为战争及相关事物一切皆变，指出“兵形像水，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进而指出战争发展变化的原因是敌对双方的矛盾斗争，强调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提出了知战、攻守、形名、奇正、虚实、进退、迂直等诸多古代军事哲学范畴。④提出“兵者诡道”，否定当时“礼”的战争指导，最早创立了仁诈辩证统一的战争指导理论。还提出军事指导上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推崇“伐谋”“伐交”的全胜战略，主张在一切军事活动中贯彻“战胜而益强”的指导思想。秦朝至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较为缓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创造。代表著作和人物有：汉代黄石公及其《黄石公三略》，张良、韩信及其《序次兵法》；三国时期曹操及其《孙子注》，诸葛亮及其《诸葛亮集》；唐代李世民、李靖及其《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阴符经》，李筌及其《太白阴经》；宋代许洞及其《虎钤经》《百战奇法》；明代戚继光及其《纪效新书》等。人物还有宋代的赵匡胤、岳飞，元太祖成吉思汗，明代的朱元璋、李自成，后金的努尔哈赤等。古代西方军事哲学思想以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代表。古希腊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3世纪）先后爆发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马其顿统一希腊战争等大规模战争。在战争实践中，涌现出大流士一世、米太亚得、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色诺芬、埃帕米农达、亚历山大三世等著名军事人物。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奥尼山得的《军事长官指南》、艾涅的《战术》等军事著作包含着古希腊军事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发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把持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整体来叙述，战争各部分之间紧密地互相联系着，反映出军事历史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方法论意义，并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注意到经济因素对战争的影响，试图揭示战争与经济之间本质的联系。《远征记》被认为是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对古代西方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初步认识到人对战争的决定作用，并揭示了士气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战争指导上强调要扬长避短。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的军事哲学思想代表了古希腊军事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他以世界帝国的开放观念为出发点，把军事手段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战略战术思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机动性。古罗马时代涌现出费边、汉尼拔、西庇阿（大）、庞培、斯巴达克、马略、凯撒、安东尼、奥古斯都、图拉真等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这一时期的军事著作主要有：凯撒的《高卢战记》、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弗龙蒂努斯的《谋略》。军事哲学思想代表人物有汉尼拔、西庇阿（大）、斯巴达克、凯撒和奥古斯都。汉尼拔主要提出“以少胜多”的战略思想，并善于争取同盟，力求出敌不意，攻其无备，创造和发挥自己优势。弗龙蒂努斯在《谋略》中阐明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中世纪的西方，神学占据了欧洲整个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军事科学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处于最低潮。正如F.恩格斯所说：“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也像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363页）这也使得军事哲学思想少有创见。这一时期，军事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家贝利萨留。他注意将政治、军事、心理、外交诸因素巧妙地结合起来，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远大目标，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有较深的理解，认为“力求以和平来结束战争的统帅，才是最伟大的统帅”。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军事哲学思想迎来近代社会的曙光，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军事政治家N.马基雅维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等。马基雅维利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他首先对神学战争观进行了批驳，把对战争的认识由神_转向人间，认识到战争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强调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改革军事制度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君主和军事统帅最后合二为一。古斯塔夫二世则提出作战方式、作战理论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的辩证思想，以提高步兵、骑兵和炮兵三大兵种联合作战能力为总目标，对欧洲军事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强调军事上的创新，建立了强大的骑兵，主张出敌不意，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大胆机动、灵活作战，发展了古希腊的军事哲学思想。相对于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的军事哲学思想而言，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哲学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诞生则代表了近代军事哲学领域的最高成果，是人类军事认识史上伟大的革命性变革。综观近代的军事哲学思想，它结束了整个中世纪的缓慢演进局面，逐步走向成熟。近代军事哲学思想呈现出多种思想体系并存的复杂局面，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发展重心和哲学、社会科学革命重心的转移，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实践的推动，军事哲学思想的重心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近代西方的军事哲学思想是在民族国家兴起、资产阶级革命、列强争霸、全球殖民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是以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思想解放为背景而展开的，是以热兵器时代和机械化时代的战争形态不断发展为实践基础的。在拿破仑战争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全民作战的实践，揭开了总体战的序幕，展示了战争工业化的初步成果。拿破仑战争为资产阶级军事哲学思想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军事实践和思想材料，拓展了军事哲学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与拿破仑一世同时代的A.-H.若米尼以《战争艺术概论》为代表，成为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其军事哲学思想突出表现在：第一次明确提出战争确有原理和规律可循的观点，同时极力反对把战争理论绝对化；揭示了民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进攻和防御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辩证观点，总结出拿破仑一世的作战原则是集中主要兵力于战争的决定地点上。C.von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代表了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哲学思想的最高峰。他对战争本质、战争与政治、消灭敌人军队与保存自己军队、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战争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民众战争、进攻与防御、集中兵力等问题阐发了不少真知灼见，并为研究战争理论制定了一套方法论原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重要命题，指出战争与政治是局部和整体、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政治贯穿战争的全过程，不因军事行动的展开而中断。他自觉地把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运用于对战争现象的研究，形成了较完整的军事哲学理论体系。近代前期西方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人物对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英国的H.劳埃德、美国的G.华盛顿、“海权论”的创始人A.T.马汉、俄国著名军事家A.V.苏沃洛夫和M.I.库图佐夫，以及其他国家的A.H.D.von比洛、卡尔大公等。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势力范围，竞相开发和生产飞机、坦克、潜艇等新型武器，建立空军、装甲兵、潜艇部队等新的军种、兵种，使机械化战争迅速成为战争的基本形态。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把战争规模、战争手段发展到空前的水平。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科技领域的巨大变化，战争形态、战争规模和战争手段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英国的J.F.C.富勒在《战争指导》《装甲战》《机械战》等军事著作中，从哲学高度观察分析军事问题，提出不少具有哲理性的独到见解。他注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考察它们对战争的影响，认为工业在机械化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把战争指导看作一门治病的艺术，即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是预防、治疗和缓减国际“身体”上的“疾病”――战争；认为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往往能使胜利者获得较大的利益，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分析了机械化武器装备给战争形态带来的深刻变化，提出了较系统的机械化战争理论。B.H.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论述了一种战略哲学，提出哲理性很强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德国的A.von施利芬提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施利芬计划”，成为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实施战争指导的重要理论依据。E.鲁登道夫提出了系统的“总体战”理论，认为现代战争波及交战国的全部领土，因而要通过闪电式的突然袭击迅速消灭敌人并占领敌对国家。意大利的G.杜黑提出了“空中战争”论，主张建立并优先发展独立的空军，掌握制空权。此外，英国的J.S.科贝特、W.丘吉尔，法国的C.戴高乐，德国的H.古德里安，日本的村上启作、石原莞尔等人的军事著作，都包含着一定的军事哲学思想内容。在西方，军事哲学思想发展到19世纪中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诞生而开始具有真正科学的意义，实现了军事哲学的根本变革。K.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关于战争的本质、性质、根源和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基本条件，战争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认为战争是遵循一定法则的客观运动过程，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与某些经济的、物质的、科技的、精神的以及军事本身的因素有关，并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研究战争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深刻研究了军事领域的诸多矛盾，对诸如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统帅与士兵、人与武器、优势与劣势等都有辩证的分析；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和积极防御等。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新的战争观和科学的军事认识论及方法论。V.I.列宁、J.斯大林等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列宁军事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军事观。列宁正确揭示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批判地改造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一原理，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特点，揭示了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军队的一系列建军原则。②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列宁深刻揭示了各类战争相互转化的规律，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外交、军队的新旧成分等辩证关系予以科学的阐释，提出以敌为师、师敌制敌、以战争对付战争的指导原则。③科学的战争方法论。列宁认为，必须把战争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作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全面、系统、有重点地分析看待战争诸因素等。斯大林对军事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关于战略和策略以及军队建设方面的辩证法观点。在中国，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封闭的门户，军事哲学虽然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在许多认识上开始深化。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清末陆军预备大学堂印刷发行的军事论著《战略学》，把战略区分为攻势战略与守势战略，提出战略的第一原则是寻求敌主力决战，而实行决战“务集结国军之全力”等。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及后来的蔡锷等人，使中国近代军事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孙中山明确提出不同于封建王朝的三民主义的战争观，揭示了民族与战争、民权与战争、民生与战争的关系，主张用民族战争解决民族压迫问题，以民族自卫战争保卫祖国；指明了战争的正义性，认为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提出吐故纳新、以俄为师，倡导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认为进行战争和革命必须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明确提出“武装割据”和“根据地”思想，揭示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这些对后来的革命战争、民族自卫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是古今中外军事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同时继承了中国军事哲学传统和人类优秀军事遗产，创造出完整的独具特色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既是著名的军事著作，又是著名的军事哲学著作。他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也包含着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内容。特别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军事辩证法”这一军事哲学概念，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军事哲学理论体系。见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现代军事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与资产阶级军事哲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又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共同推动着军事哲学的历史进步。现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完成了由西方军事哲学向东方军事哲学的高峰转移。现代军事哲学与现代军事实践的结合更为紧密，军事哲学开始摆脱近代的思辨特性而融汇到军事实践活动之中，越来越具有军事实践性的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军事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巨大发展，哲学领域的不断变革，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哲学思想的长足进步，军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军事科学舞台。各国的军事哲学思想独立成为各具特色的体系，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中国、美国等国家。这一切表明军事哲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美国是现代军事技术革命的前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战后军事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及其推行全球称霸战略的需要，美国军事哲学思想有很大发展，也非常丰富。美国注重对核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战争、军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不少军事哲学著作。如H.E.埃克尔斯的《军事概念与哲学》、E.鲁特瓦克的《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R.布雷特诺的《决定性战争――军事理论研究》等。特别是美国官方《海湾战争》的报告，表现出求实地、辩证地看待战争问题的某些特质。美国军事理论家在战争根源和本质，战争与政治、经济、科技、精神以及和平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他们提倡新的军事方法论，根据军事科技的发展和作战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改军事思想，提出新的战争理论、军事战略思想、作战理论、国防建设与武装力量建设理论，并使理论真正成为实践的先导。注重辩证思考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建设问题，如提出“适度”建军论、“综合国力”论、“协调发展”论、“总体力量”论等。当代美国还有不少的军事著作，如Q.赖特的《战争研究》、S.P.亨廷顿的《士兵与国家》、H.A.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O.摩根斯坦的《国防问题》、J.M.柯林斯的《大战略》、A.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时期的战争》等，都包含有一些新的军事哲学思想。此外，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等国的军事哲学思想，也构成了现代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J.C.斯莱塞在军事战略领域，B.A.W.罗素在核战争哲学领域，E.J.金斯顿-麦克劳里在国防领域，都分别对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日本服部实的《多极化时代的战争》以及各战略学派理论，也包含着一定的军事哲学思想内容。法国戴高乐的《剑刃》，A.博弗尔的《明天的战略》《战略入门》，M.费尔当的《空间战争――武器与新技术》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事行动规律的军事哲学著作。苏联一直比较重视对军事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B.M.沙波什尼科夫及其《军队大脑》、V.D.索科洛夫斯基及其《军事战略》、S.G.戈尔什科夫及其《国家的海上威力》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事学术界对军事哲学的研究仍然十分关注，主要是根据海湾战争等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经验和俄罗斯国防建设的需要，进行哲学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抗美援朝作战、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以及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根据战争的新特点，进一步发展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结合、各种作战形式相互结合和相互转化、歼灭战与消耗战相互结合等方面的辩证法思想。在相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和国防建设中，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人与武器装备的关系，以及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对和平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重大方针和原则，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内容。邓小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格局、世界时代主题、战争与和平的新变化以及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等新的军事实践，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将军事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强调军事领域的唯实、求是、创新精神，把自觉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按照军事客观规律办事看作是解决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无论是建军和作战，都强调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把军事战略研究推向了更加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新时期的应用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揭示了当代战争根源、战争形态、战争力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和避免战争的途径；创造性提出具有时代感的军事辩证法范畴，进一步丰富了军事辩证法的内容，诸如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和平与发展、缓和与竞争、和平力量遏制或延缓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等。江泽民着眼于解决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在一系列重要会议和视察部队的重要讲话及诸多重要论著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准备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军事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当今时代条件下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战争形态的演变与发展人民战争的关系，建立巩固的国防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现代化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关系，军队革命化与现代化和正规化的关系，常备军与国防后备力量的关系，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继承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学习借鉴外军有益经验与保持人民军队特色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军事哲学思想。胡锦涛立足世情、国情、军情新变化，紧紧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履行什么样的使命、怎样履行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等重大问题深入思考探索，科学回答了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军事哲学思想，主要包括机遇与挑战、实现国家安全需求与全面履行使命、富国与强军、全面加强协调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与主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国防和军队改革中的重大关系、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等诸多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军事哲学思想。习近平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鲜明回答了在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重大课题，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军事哲学思想，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军事与政治、传统战争与现代战争、人与武器、强军战略与强国战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与依法治国、军队党的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等诸多辩证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军事哲学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军事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军事哲学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继续开拓前进，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及体系，才能卓有成效地为现实的与未来的军事实践服务。在21世纪，军事哲学的发展将呈现出以下的趋势。军事哲学是时代精神在军事领域的集中表现，应运而生的各个时代的军事哲学思想总免不了带有各自的不同特色。面对一系列的新挑战、新问题、新经验、新认识，军事哲学将具有更鲜明的时代性，就是这种新发展的根本特征。当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不仅为人类活动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军事领域的发展和变化。然而，又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与军事的划时代变革，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新现象、新事物，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像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军事具有什么样地位和作用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对军事产生了哪些影响的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新军事革命的问题，怎样分析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及其演变的问题，如何判断当代战争的根源、原因及其性质问题，怎样对待国际、国内恐怖主义以及反恐斗争的问题，如何搞好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问题，怎样确保国家的全面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问题等，都迫切要求军事哲学以新的视角与方法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哲理性思考，得出高度概括的反思性结论，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科学回答。军事哲学的未来面貌主要取决于军事领域的不断革新和军事实践的不断发展，但由于军事活动从来就不是孤立于整个社会之外的活动，而且军事哲学既是哲学与军事科学之间跨层性边缘学科，又是军事科学体系中各门具体学科的概括性综合学科，因此军事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内容上总是随着哲学、军事科学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不断地得以丰富的。随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的不断发展，军事哲学可以直接概括、总结军事科学体系中各门具体学科获得的新成果。可以通过直接加以利用和通过移植、改造加以利用这样两种情形来不断扩展自身的研究内容。其中，直接利用的成果可能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某些相互通用的理论观念；二是某些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方法。这些，都需要今后认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至于通过各种移植、改造的途径与方式，吸收哲学和各类非军事的科学最新成果的营养，来丰富军事哲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是未来不可忽视的方面。军事哲学的现代化将有赖于其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只有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才能使未来军事哲学研究出现新的突破。军事哲学研究的现代化水平，及其未来所达到的理论新高度，重要标志之一是精确化程度。现代军事活动与军事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精确化发展趋势，必然要求军事哲学的研究也呈这种发展趋势。军事活动同一般社会活动相比，明显地具有准确无误、高度精确的特点。这种特点，除了军事运动同样客观存在必然性、规律性外，是由军队的严密组织和高度统一，以及越来越广泛使用精确的武器装备系统和准确地实施军事行动的要求所决定的。未来军队与战场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逐步在扩大其范围。反映这种特殊社会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军事科学，自然不能不朝着精确化的方向迈进。当然，军事活动并不只存在精确化的一种趋势，实际上它始终是精确性与模糊性的对立统一。军队活动中充满偶然的、突然的、非确定的模糊现象、模糊事件和模糊过程，总是模糊中有精确，精确中又有模糊，两者相互矛盾、相互转化而又相互统一。军事哲学研究进一步精确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更精确地、定量地、系统地研究这些问题。应该看到，将模糊问题科学地、艺术地解决，乃是包括军事哲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今后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不仅如此，现代科学方法特别是科学军事方法的进步，将为军事哲学研究的科学化提供更广阔的前景和条件。这里，一方面是传统的各种科学军事方法有了明显的改进，科学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又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科学方法，逐渐移植和运用于军事领域，并取得巨大的效益与效果。它们与以往研究军事哲学的一系列基本方法相结合，将有利于军事哲学研究进一步科学化的实现。理论只有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广大群众相结合，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能动作用。军事哲学也是一样。尽管军事哲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学科仍处于新创时期，真正了解和把握它的人尚不多，但前景却是广阔的。随着军事哲学理论同军事实践活动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其理论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掌握和运用。随着当代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兴起和展开，及其对各国军队、国防建设与未来作战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将可能使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各国进行军事变革或军事改革时，强烈呼唤新的理性思维，要求革新军事观念和思维方式，希望军事理论不断创新。在这种情况下，以揭示军事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为己任，以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军事观和提高军事思维能力为目的的军事哲学，也要顺应这一潮流，甚至要走到这一潮流的前面。而且，军事哲学理论也只有同军事变革实践相结合，紧紧贴近新的军事实际，才能真正为各国军界、学术界所重视，焕发出理论思维的青春。另一方面，当代智能化军事革命对人才知识化的要求，也为军事哲学理论的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军队在追求武器装备信息化、智能化的同时，无不高度重视军事人才的知识化。广大官兵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理论基础与理解能力的增强，势必为学习和掌握以往被视为“高深莫测”的军事哲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随着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继续向前发展，对军事哲学理论的需求就会越来越高，从而使军事哲学在军事活动中更充分地发挥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指导作用。就军事哲学对军事活动所起的作用而言，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诸如解释的作用、论证的作用、认知的作用、探索的作用和导向的作用等。军事哲学理论的能动性，更多地应表现在它对军事实践所起的认知、探索和导向等方面，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作用上。在军事领域发生大变革的时代里，军事哲学的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功能特性越来越突出，它不仅要为认识、评价与解决现实的重大军事问题提供科学的武器，还要为预见、评价和解决未来的重大军事问题提供思维的工具。因此，为了满足军事活动日益增长的需要，军事哲学的价值将首先表现在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军事思想观念、不断提高军事理论思维的水平上。另外，军事哲学价值还表现在：为各种军事活动提供科学的求知、探索工具；对军事实践活动起着认知的指导作用；对军事理论创新起着探索性引导作用。同时，军事哲学在促使军事真理与军事价值相统一以获得未来的军事自由上，也将显示特有的价值。军事自由权是军事主体在军事活动中能够自觉地、自主地采取行动，具有达成军事目的的控制权、支配权。运用科学的战争观、军事观与基本的军事方法论，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军事运动的必然性，在军事指导上既符合客观的真理与规律，又恰当地确定和满足自身的价值追求，对军事主体自如地采取军事行动和达成军事目的，获得军事自由，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发布者：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