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问题与主义》是现代李大钊创作的文章。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减。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图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亲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了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8月17日

“每周评论”第35号

要想确切地判断“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和意义，首先要了解争论发生前后的李、胡关系。维系李大钊与胡适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1915年创刊以后，在它的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群体。李大钊和胡适很早就成为该杂志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上海迁往北京，成为北大新派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几乎与此同时，胡适和李大钊也先后接受蔡元培的邀请，赴北大担任教职。此后，他们都积极参与《新青年》及其卫星刊物《新潮》和《每周评论》的各项事务，成为《新青年》群体的两个核心人物。

如果我们细致地分析一下北大《新青年》群体的成员构成和活动，不难发现，这个人数庞大的阵营实际上是由许多若隐若现的小圈子构成的。这些小圈子的形成大致与籍贯、党派渊源、师承关系、留学国别、学术研究领域和个性化的文学（艺术）审美趣味的差异等因素有关（后来《新青年》群体的逐步分化与此有很大的关联）。而据笔者的观察，李大钊和胡适恐怕是《新青年》阵营内部各个小圈子中间人际关系和思想情感最超脱的两位，因而他们在维系整个阵营群体的团结方面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这种超脱，既与他们敦厚随和的个人性格有关，也与他们驳杂、多元的思想形态有关。就双方当时的思想形态而言，胡适主要站在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立场上，以一种“宽容”的和经验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当时国内外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能够自觉地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包容在需要引介、研究的“新思潮”概念当中；李大钊早年深受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观念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热衷于对社会主义学说和苏俄布尔甚维主义实践的引介。不过当时他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主要以“进化论”和“互助论”为介质，将“平等”、“自由”、“博爱”看作其核心内涵；同时，他对所谓“阶级竞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解也被自觉地限制在“宪政”制度的框架之内。换言之，李大钊当时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布尔甚维主义”的精神与“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是不相兼容的（李大钊与一般传统的宪政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特别强调“劳工”和“妇女”这两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权益）。上述李、胡二人思想形态的多元性和相互兼容的特点，构成他们长期合作共事和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情感的和思想的基石。

客观地讲，在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李、胡二人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思想观念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并不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在这两个层面上他们的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胡适比较多地注重于思想启蒙方面，李大钊比较多地注重于介入现实政治；胡适比较重视立言，李大钊比较重视力行；胡适注重输入学理的主要诉求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李大钊注重输入学理的主要诉求是改造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过去，大多数国内学者似乎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时也夸大了他们思想差异的程度。在笔者看来，他们之间的那些思想差异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分歧，不如说是毛泽东所谓“矛盾无处不在”的一个注脚，或者是殷海光先生所谓“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之间的那种差别。

联系上述背景分析，再联系此前李大钊的许多文论，我们不难发现他和胡适之间在思想与情感方面的许多共鸣之处。事实上，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的许多内容也都是李大钊常谈的一些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与李大钊对一些问题的共同看法。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