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社会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雇佣劳动制的出现为其经济基础。在以小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老年人的赡养主要靠家庭承担。尽管当时也有一些救济孤寡老人的机构和措施，但远未形成
制度化。随着工业化、
都市化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生产的职能逐渐集中于现代化企业,家庭已不再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因而老年人在家庭中也就不再具有生产的领导者或指导者的地位。同时，原有家庭教育的部分功能也被大规模、普及化的文化教育机构所取代，加之其他社会性服务机构（如托幼机构）的出现，使老年人在家庭中照管和教育晚辈的作用减弱。随着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下降，
家庭结构必然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家庭的养老功能也随之降低。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生产者的劳动首先和直接地体现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成为社会价值，赡养老年人的责任自然就由家庭逐渐转移到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促使经济日益繁荣，物产日趋丰富，服务性行业和部门日渐增多，这些也为老年人的赡养由家庭转向社会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养老社会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古代的瑞典就有“仁杖”制度，其中包含某些社会养老的因素。“仁杖”即在村镇长者的监管下，将一根长约 3尺的方形木杖按户传递。传至谁家，谁家就有对邻居的老弱贫病者给予扶助、照顾的义务。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敬老的传统和规定，其中包含一些社会养老的萌芽。在中世纪，随着济贫活动的发展，社会养老有所发展。最早的济贫活动是由私人慈善机构举办的。但是此种办法不足以解决贫穷和困苦的问题，以后就逐渐改为由法律和宗教来实行。例如，1601年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教区负责向老人、病人和贫穷儿童提供救济。17～18世纪，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仿效此法。但贫困老人得到的救济甚少，教会的救济也只限于其信徒。欧洲行会制盛行时期，参加行会的老人，多由行会给予赡养救助，这实际上是一种团体养老，仍然谈不上养老社会化。19世纪末，英国统计学家C.布思在伦敦、B.S.郎特里在约克城，通过
社会调查得出结论：贫穷与人口众多、年老和失业有关，对这些人实行救助是社会的责任。这一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社会救济向社会养老的过渡，有力地推动了养老社会化的发展。
20世纪初，为了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欧美各国相继通过各种法案，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社会养老事业。特别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法案得到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有些国家还专门制订了有关老年人的法案,如美国1965年制订了《美国老人法》，1975年制订了《禁止歧视老人法》;日本1963年制订了《老人福祉法》,1982年制订了《老人保健法》。通过这些法律，老年人不仅可以得到收入和医疗的保障，而且可以在生活服务和参与社会等多方面得到良好的照顾。
在中华民国时期，社会养老已初步有所发展，如属于慈善性的
中国红十字会所设立的养老机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2月26日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在中国城市推进养老社会化奠定了基础。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开始实行“五保”制度，这是中国农村实行的一种社会养老措施。《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产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在生产上给以适当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所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保障。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有些比较富裕的农村，开始发放农民退休金或养老金，使农村社会养老开始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养老设施的职工养老院和农村敬老院也在不断增加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