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创造的有关养护身体和生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有关养生的理论典籍和实用方法，是养生文化的主要内容。我国的养生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的因素，集中华民族数千年养生文化于一身，在世界养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养生文化源远流长，在秦汉以前就已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思想与方法体系。

道家“重人贵生”，认为“先天地生”的“道”是生命的本原，因此，道家不但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是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本规律，也是认识生命问题的基本原则。道家的“贵生”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肯定。在养生方法上，道家主张“致虚极，守静笃”，由此而发展出了道家的主静养生体系。道家的方法是回到赤子状态，尽量不要受社会的干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认为应该“形体保神，各有仪则。”只要恪受中和(“缘督以为经”），“守其一以处其和”，就可以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在形神关系上，道家轻“形”重“神”，认为“气”在“身”内，“气”是“身”的内驱力，通过“抱魂守一”使“气”与“道”合，就可以做到使“身”不朽，长生不老。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该书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医学发展到理论总结阶段，也是养生理论的奠基之作。《内经》中的养生思想非常丰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整体健康观。认为人体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础，一旦平衡被破坏，健康也就被破坏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顺应自然观。只有“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或“法则天地，逆从阴阳，”人们才能达到至人、真人、圣人、贤人的境地，实现健康长寿乃至长生不死。

重在预防观。《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等到已经生病再治、再养就晚了。这不但是古代养生的基础，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摄养情志观。《内经》重视精神修养，认为精神愉快、情结稳定是身体健康的关键。《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形神兼修观。《内经》认为既要保养精神，使“精神内守”，又要锻炼形体，做到“形劳而不倦”，动静结合，方能“形与神俱”,却病延年。

《内经》主张采用多种方法来达到修真养生的目的，除了注意四时饮食起居、情志调节等外，也很强调采用导引、吐纳等法。例如《内经》认为居住在潮湿地方容易得关节炎一类的病，主张采用导引之法治疗。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节者”,可以让他们练习“导引行气”之术。 吐纳属内养功，《内经·素问》中多处提及吐纳之法。如“肾有久病者，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这些方法成为后来气功发展的基础。

《吕氏春秋》由秦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集体编撰而成。该书虽然以探讨治国安邦之术为主，但不少篇章论及养生，形成了动以养生的特色：动是生命的精髓，“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并进一步提出了去害知本、动以养生的基本原则。去害即“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而去五味充形之害、五情接神之害、七淫动精之害，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知本是指知精气流动之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而“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

不过《吕氏春秋》并没有明确提出怎样“动”。华佗则把“动”解释为人体劳动之动，以“谷气得消，血脉流通”说明“动”的功能，比吕氏的气郁致病说合理得多。

《淮南子》是汉初淮南王刘安仿《吕氏春秋》而写的，书中也有许多养生论述。《淮南子》认为，养生就是“体道”：“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

养生的要义是做到形、神、气三位一体：“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三者中养神最重要，精神内守才能使神得其位，神得其位、精神清明才能充分发挥神的作用。所以《俶真训》说：“神清者，嗜欲不能乱也。”“是故神者，智之渊也，渊清则智明矣。”

《淮南子》主张适度运动：“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同时又主张要节欲：“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脏摇动而不定矣；五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也；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邱山，而无由识之矣。”

《淮南子》还非常重视保持心态平和：“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主张“以中致外，百事不废。中能征之，则外能吸之。中之得，则五脏宁，愚虑平，精力坚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鞼。”这种“以中致外”、以神驭形的思想，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道家色彩。

先秦到汉代的养生方法注重内外兼修，具体方法主要有行气、服食、导引等，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既注意“形”，又注意“神”。

养生术的发端和逐步完善行气从古人对“气”的认识出发，调节气的运行也就成为养生的第一要务，于是产生了“行气”之术。“气”是我国传统生理学的重要概念，它包含三层含义：日精月华之“气”；父母阴阳相媾而结为人的初始“元气”，即“先天之气”；通过饮食物质所化生，维持生命活动的营养，称为“水谷营卫之气”，即“后天之气”。人出生以后“先天之气”逐渐被损耗，需用“后天之气”补充。“行气”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专门功法，使“后天之气”不断化生为“先天之气”。因此“行气”是一种自我控制的内循环运动。

服食可能来源于古代的“食养”。《山海经》里记载了某些食物或药物食用后有“善走”、“不夭”、“多力”、“美人色”的作用，《周礼》有许多关于饮食搭配的要求。到了战国末期，神仙术士把这称为“服食”，并视为修炼成仙的重要手段。秦皇、汉武都迷信此术，致使神仙方术和服食大为盛行。东汉时《神农本草》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药养命，可以使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可见“服食”影响之深广。“服食”分为服药、服丹、食气。食气也叫服气，主要以采集日精月华、松涛流泉等精气，以更替体内浊气为特征的呼吸吐纳运动。

先秦时期引导术式较为简单，仅有单个动作。始见于《庄子》：“吹呴呼吸，吐固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1973年12月，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幅西汉帛画《引导图》，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帛画上绘有4排、每排11人，代表四季和11道经络。从整个图看，绝大多数是针对某一病痛设计的动作。有的图侧不仅注明了所能医治的病痛，其动作设计与疗疾区的关系也符合人体解剖结构，可见当时的引导主要是用来防治疾病的，并且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良好的道德情操，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祛病延年的前提。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仁者寿”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早就提出过“修其身而天下平”的口号，而修身的方法则在于“存心养性”。在修身养性问题上，《中庸》作者曾寓意深长地提出了一个“诚”的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诚”，在这里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修养。

从养生文化的特点来看，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强调个体必须通过“养性”来主动增强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以便达到健康长寿的养生目的。至于如何“养性”，《黄帝内经》提出应该力求做到“恬淡虚无”，具体要求是“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不下相慕”。道家学说在承认自然规律客观实在性的同时，还认为“天道”就是“无为”。从这个论题出发，道家必然要求“人道”也同“天道”那样，应该无所作为，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里指的是指人的精神、性情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