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振效应最初是物理学上的一个定义，摆最重要的特性是它以一种频率，即通常所称的固有频率摆动。当受到外界的干扰而被激励时，它相应的摆动规律则依赖于干扰振频是否和它所希望的一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共振效应。在社会生活中，共振效应被引申应用到了很多其他的方面，下面详细介绍。

现在人们公认伽利略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原理，那是他在比萨的教堂中观察吊灯摆动现象时引发的结论。按照等时性原理，如果摆的振幅较小，那么摆动的周期同摆动的振幅无关。尽管在伽利略之前的好几个世纪中，等时性早已为阿拉伯人所熟知，但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还是首推伽利略。他指出摆的周期并不取决于摆线上悬挂物的多少，而只取决于摆线长度的平方根。如果不考虑阻力的影响，悬挂在等长线上的一个软木球或一个铅球的摆动规律是相同的。如果谁想验证一下摆动的规律，只需找一个适当的支架、一根线和一个钓鱼的铅坠，频率增高：拉动摆线活动的一头，缩短摆长，摆的频率即随之增高。

轻轻推动摆锤，让其以较小的振幅摆动，然后拉动这根摆线活动的一头，使摆的长度缩短，你就会发现摆动的频率会越来越快。如果摆的长度减小到原来的1/2，摆动的周期就减小1/2倍。当然，如果要想取得准确数据，你就需要对摆动时间进行几十次测量。实验者将会看到，不管是在线上悬挂一个、两个或更多个铅坠，只要线的长度不变，摆的周期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摆最重要的特性是它只愿以一种频率，即通常所称的固有频率摆动。当受到外界的干扰而被激励时，它相应的摆动规律则依赖于干扰振频是否和它所希望的一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共振效应。只要当外界的激励和摆的固有频率一致时，才可能将尽可能多的机械能传给摆，道理就在于此。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实验观察共振现象。取一个支架，按图2所示拉一根绳子，在绳子上栓一定数量的摆，其中除了两个摆的长度相等外，其余的均长短不等。绳子的作用是将各个摆“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使其中任何一个摆的摆动能传递到其他摆上去，实际上就是进行干扰和激励。这根绳子能使能量从一个摆传到另一个摆上。

某些分子、离子或自由基不能用某个单一的结构来解释其某种性质（能量值、键长、化学性能）时，我们就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结构式来代替通常的单一结构式，这个过程叫共振。

共振论是美国化学家L.Pouling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提出来的，一种分子结构理论，他认为分子的真实结构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经典价键结构式共振而成的，共振论包括离域键、键长、键能等概念，表示电子离域化的电子式方法一共振。

共振式的优点是可以利用电子式对电子离域化系统中的电荷的分配位置等进行定性的，描述应用起来很方便实用性强。

①当一个分子或离子，按价键规则可以写出二个以上的Lewis结构式时（它们的差别只是键或电子的分布不同，而原子核的位置不变），则真实的分子结构就是这些结构的共振杂化体，即分子的真实结构是共振杂化体，共振杂化体具有上述结构总合的特征，但没有任何一个共振结构可以单独地表示该分子；各个共振结构也都不能单独存在。

②凡分子或离子有共振者，较之没有共振的来得稳定，参加共振的结构数目越多，则杂化体就越稳定；尤其是结构相同的式子参加共振，则其杂化体最稳定。

③在各个共振式中，能量最低而结构相近的式，所占的几率最多。

④共振能的概念，标志共振杂化体比任何单独一个共振结构式都来得稳定的程序。

要正确写出共振结构式，应符合下列几条规则：

① 共振结构式之间只允许键和电子的移动，而不允许原子核位置的改变。

② 所有的共振结构式必须符合Lewis结构式。

③ 所有的共振结构式必须具有相同数目的未成对电子。以烯丙游离基为例：

CH2=CH-CH2→CH2-CH=CH2。

④ 电子离域化往往能够使分子更为稳定，具有较低的内能，为了衡量这种稳定性，可以使用共振能所谓共振能就是实际分子的能量和可能量最稳定的共振结构的能量之差，以苯分子为例。共振结构中，共价键数目越多的能量越低越稳定，它在杂化体中所占几率较大。苯的真实结构是由八种结构式共振组成的共振杂化体，应该指出，在上例中各式都应是在一个平面上的方正边形碳环，不可以有任何变化，这些共振结构式实际上都是假设的结构，它们之间的不同，仅在于电子分布情况不假设的结构，它们之间的不同，仅在于电子分布情况不同，因此，各共振式的能量不全相同。I和II式结构相似，能量最低，其余共振式的能量都比较高，能量最低而结构又相似的共振式在真实结构中参与最多，或称贡献最大，因此可以说苯的真实结构主要是I式和II式的共振杂化体。

⑤ 结构式中所有的原子都具有完整的价电子层都是较为稳定的。

⑥ 有电荷分离的稳定性较低。

⑦ 负电荷在电负性较大的原子上的较稳定。

共振论的产生首先源于价键理论本身具有缺陷，那么价键理论的缺陷在哪里呢？今天我们都知道苯具有大Π键，在苯环中每个碳原子和所有其它碳原子实际上都形成部分π键，只不过和相邻的碳原子成的π键多一点，和远的碳原子成的π键少一点而已。价键理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饱和性，由于每个碳原子已经形成3个σ键了，所以每个碳原子只能形成一个π键。价键理论认为每个碳原子如果和一个相邻原子成π键后就不能再和另一个相邻原子成π键了，更不能和其它原子成π键，否则就违背共价键的饱和性。真实的情况是：每个碳原子确实只能形成一个π键，但是这个π键却是在所有碳原子间形成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离域的大Π键。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价键理论的缺陷了：它是一个定域的理论，它规定共价键只能在两个原子之间形成。因此，对于没有离域大Π键的分子（如乙烯、丙酮等），价键理论可以准确方便地表达它们的结构；但对于含有离域大Π键的分子（如苯、碳酸根等）则无能为力。一些更复杂的情况价键理论就更解释不了了，比如O2是双自由基。而后来发展的分子轨道理论没有这个缺陷，加上1951年日本化学家福井谦一提出的前线轨道理论和1965年美国化学家Woodward和Hoffmann提出的轨道对称守恒原理大大丰富了分子轨道理论。而且在配位化学领域，价键理论也完全不敌分子轨道理论的代言人---配位场理论，所以在如今的化学领域，分子轨道理论占据绝对优势。不过即便如此，价键理论仍然是有机化学家的最爱（没有之一）。这并不是说有机化学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是因为：（1）价键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的本质是相同的，只不过价键理论比较粗糙而已，它没能做到像分子轨道理论那样从整个分子的层面来考虑电子排布，而是把电子看作只属于成键的那两个原子。（2）分子轨道理论由于精确，必然比较复杂，而有机化学家毕竟不是结构化学家，用复杂的分子轨道理论解决问题不是他们的强项，简单的价键理论已经能满足他们对大部分有机分子进行结构判断的需要。价键理论只是描述含有离域大Π键的分子时不大准确，而一个分子是否含有离域大Π键是极其明显的，所以在没有离域大Π键时可以放心使用。鲍林深深地理解有机化学家的这种爱好，所以他指出，如果一定要用价键结构式来描述含有大Π键的分子结构，那就要用多个共振式合起来表示一个分子的结构，每一个共振式就是一个极限结构，真实的结构是介于各种极限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比如苯环的两个凯库勒结构就是两种极限状态，在一种极限下，1，2之间是完全双键，另一种极限下，1，2之间是完全单键，那真实的苯中1，2之间就是介于单键和双键之间，事实的确如此。所以共振论把一种本来只能用分子轨道理论才能描述清楚的结构用价键理论清晰表达出来了，它是一道架在分子轨道理论和价键理论之间的桥梁，是科学家在科学的准确性和使用的方便性之间找到的一个完美的妥协结果。

话题共鸣对于社交来说，就好比物理学上的共振(Resonance)效应，还记得物理课本里那个弹簧的例子吗?一个物体受到强迫振动(Forcedvibrations)的频率和自然频率(Natural frequency)相等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话题同样如此，为什么你会觉得和某人能聊得非常开心?因为你们选择了一个“彼方强迫振动频率”和“己方自然频率”意愿相符的话题。那么，哪些话题可以让我们产生同样的兴趣呢?

梁唐在他的《中国式社交》里提到了中国社交的老三样：聚餐、运动和唱“K”，却忽略了中国社交话题也有老三样：星座、旅游、吃喝（除了这老三样外，汽车、房价、体育、八卦估计也能排进前十名）。

先说星座。前几日主编与我们开策划会，说到可怕的上司类型时打了个比喻，最可怕的上司类型应该是属老虎的摩羯座，而且是AB血型（自家观点，请勿对号入座）”，这句话让原本已经思维堵车的策划会一下子畅通起来，大家对于星座都有数不完的话要说。

如果初次和陌生人交流，从星座入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如果对方是同星座或者同象星座（12星座分属水、火、土、风四星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缩短交谈双方的距离。如果对方星座和你八竿子都打不着甚至还相冲，你可以放弃这个求同的想法,而改为就势夸赞。比如对方是处女座，就坚决不要提处女座挑剔、龟毛的特点，而选择说他们非常追求完美的好品质；如果对方是狮子座，就尽量避开狮子们夜郎自大的特点，而选择说这个星座的人通常都很具有领导气质。

如果对方根本不懂星座，你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对方不懂却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从太阳星座讲到月亮星座、再讲到星座命盘，把他/她直接侃晕；第二，对方不懂并且也不感兴趣，换“旅游”话题继续忽悠!

从“满城尽是黄金周”开始，旅游就成了热门话题，几乎没有人不谈西藏、云南、马尔代夫、苏门答腊，也几乎没有人不关心“淡季旺季”、“出行线路”、“打折机票”……尽管不是谁都能当“背包族”或者“驴友”，但总不妨碍聊天意淫一下，然后咂摸着嘴算计那可怜巴巴的几天年假。

《傲慢与偏见》里有句话我印象深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健谈，可是每个人都会吃。”零点调查机构统计出的“中国都市居民在社交场合上谈论的话题”里，生活信息得到55.35%的支持率，排在第二。你想啊，从古来的“民以食为天”到现在流行说的“尾牙”，哪个与吃喝无关?不信你现在站在办公室喊一嗓子“我最近发现有一地儿，东西特好吃！”绝对有超过4/5的头颅会迫不及待地拧向你等待下文。

以上三个话题在社交场合已经被临床验证过N+1次了,基本无毒副作用，各位可以放心尝试。但请注意，此些话题仅限中国海陆空领域使用，出了祖国大陆，还得依照各家规矩。比如英国就是体育和政治，法国也许是葡萄酒投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只要你愿意说或倾听，这些话题准保你可以因话题共鸣效应挥发一吨唾沫星子。

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其中有一个发生振动时，另一个即被引起振动。

秦朝末年，由于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公元前208年，刘邦和项羽两支队伍汇合，共同推举楚怀王的孙子做楚王。军威大震。这时，原来被泰国灭亡的魏、赵、燕、韩等国家，也乘机恢复起义，并与楚国结成反秦联盟。秦二世胡亥慌忙派出人马到各地去镇压。秦将章邯率领20万人军进攻赵国，把赵王围困在巨鹿。赵国急忙向楚国求救。楚王于是派遣宋义做主帅． 项羽为次将，带兵去援救赵国。可是宋义并不急于赶去救赵，他打算先让秦赵双方打得两败俱伤，然后出击，从中获胜，以保存实力，带着人马缓缓行进，到了安阳地方。还停下来休息了46天。项羽心急如焚，多次劝说宋义赶到茂鹿迎击泰国，但遭到宋义的拒绝。他在一气之下，把宋义杀了，夺取了兵权。他派缆布与浦将举带领2万兵马，渡过滔滔的漳水。直奔巨鹿，与秦军交锋，仅获小胜。在赵国的一再请求支援之下，项羽率领全军渡过了漳水，准备和秦军决一死战。

项羽看见秦军人马众多，士气正盛，要打败强大的秦军，就必定要想出一个好的战法才行。于是，他命令士兵们把渡船统统凿穿，沉下水底；又把行军煮饭的锅也都打得粉碎，每人带着三天的干粮。在这样的情况下，退路没有了，粮食也不多了，不战胜敌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楚军的将士们激昂振奋，互相勉励，人人都抱着进则生、退则死的决心，拼命向前。

两军相遇勇者胜。秦军虽然人马众多，也抵挡不住抱着必死决心的楚军。经过几次激烈的血战，秦军终于崩溃了。项羽就是这样用“破釜沉舟”办法来激发士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这就是“破釜沉舟”的故事。人们用“破釜沉舟”比喻有进无退的坚定决心。在成就莱一事业时，就应该懂得不论是学习或工作都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不断进取，坚定不移地向目标冲刺，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其实我们从“破釜沉舟”中也可以看到项羽与自己的士兵们已经达到了共振：后面没有退路，任何一个人想生存都必须战胜敌人。共振的威力是如此之大。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军队路过桥梁的时候必须小跑而不能齐步走。原因就是军队齐步走形成共振，它产生的力量足够踩塌一座桥梁。企业管理者如果能和下属形成共振，就能无往而不胜！没同向就没同步，有共振才有共鸣。

中国与瑞典已有近300年的通商历史，18世纪起瑞典人便通过发源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极为丰厚的收益。“哥德堡”号就是当时往来于这条航线的商船。1744年，“哥德堡”号第三次抵达中国，从广州港满载茶叶、陶瓷、丝绸等商品后回国。不幸的是，它在距家乡只有900米的地方触礁沉没。在261年后，“哥德堡”号奇迹般地复活了，新“哥德堡号”由瑞典民间集资再造，沿用古代造船工艺，再现商船的往日辉煌。它历时10年完成，2005年10月从瑞典起航，沿着中瑞海上丝绸之路，在沿途多个国家的海港停靠并举行活动。抵达中国后，哥德堡号相继在上海和广州停留，随后结束整个航行，完成它的使命。这就是今年盛夏炙手可热的媒体话题，空前轰动的公关事件：哥德堡号仿古商船复航中国。

哥德堡号复航中国堪称一次气势宏大、规模庞大、影响力强大的“大公关事件”，它重新唤起人们对那段被遗忘已久的航海壮举的关注，唤起人们了解两国历史文化的渴望；它更成为中瑞两国经贸、投资、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国际交流平台，从此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开启了全新的篇章。哥德堡号事件是一次政府公关事件，也是一次经贸公关活动，同时它也为诸多中瑞企业提供了企业公关的机会。政府公关、经贸公关和企业公关三者合为一体，同寄于哥德堡号这一载体之上，并且，三者之间也产生了协同共振效应：政府公关的顺利进行有力地推动了经贸公关的良好收效；经贸公关使得政府公关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和成果；众企业借着两国政府外交活动进行，文化经济交流活动开展之势广泛传播美名，打造国际化形象。正是这样的协同共振效应使得哥德堡号复航中国公关事件轰动一时，万众瞩目，硕果累累。

政府公关是政府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通过大众传播来协调公众关系的科学管理活动，它能够帮助整合一个国家的凝聚力、文化力、传播力、协调力，从而影响社会公众，协调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各种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政府公关正成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大国形象，与它国建立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工具。哥德堡号复航中国活动之所以如此成功，与两国政府的公关意识，对此事件意义和价值的清楚认识不无关系。一次由民间发起、企业集资承办的活动，正是因为政府牵头充当外交角色而扩大影响力，由于政府公关的介入而升华为一次跨文化国际公关传播事件。

2006年恰逢中瑞建交的第55个年头，“哥德堡号仿古商船复航中国”是中瑞系列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两年前，哥德堡号就引起了双方政府的关注，2004年中国副总理吴仪及外交部长李肇星曾先后访问哥德堡号。在哥德堡号到达广州之时，瑞典国王、王后乘船抵达中国广州港，随后国王应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为纪念哥德堡号成功驶抵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广州，国王还亲自出席了哥德堡号驶抵广州港的欢迎仪式、哥德堡号访穗纪念石碑揭幕仪式、民间“龙舟激扬迎古船”仪式以及中瑞商贸日等一系列活动。这些事件在两国外交中都具有象征意义。

在两国交往之下，哥德堡号所到达的城市同样也从中受益良多。这次哥德堡号造访了中国两个重要的城市，广州和上海，所到之处，莫不受到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广州市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畅想百年经贸周、瞩目历史文化周、精彩民间交流周、浓情中瑞友谊周相继展开。离开广州后，哥德堡号继续结缘上海，各种纪念庆典、国际航海文化节、经贸日活动、以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生物技术、汽车及电子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顺利举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瑞典的工业中心、北欧最大的港口、国际化城市哥德堡市与同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州、上海之间的友谊得到了新发展。

能否借助传媒影响力，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广泛传播，从而增强国家影响力、民族凝聚力，这就是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于90年代初提出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之一：软实力。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家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这时尤其需要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广泛借助政府公关手段，运用外交工具，将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扩大，对外树立起在国际舞台上活跃友好的大国形象。中国的政府公关，任重而道远。

如果说政府公关是“表”，经贸公关便是“里”。在政府公关的良好效果之下，“以船通商”仍是“哥德堡”号重返中国的主要目的。以哥德堡号复航中国事件为载体，以两国政府、两国各城市政府为牵头者，中瑞之间的经贸往来被推向一个新高潮，两国间贸易就此开启全新的篇章。

瑞典花了十多年时间来筹备“哥德堡号”的第四次中国行，是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瑞典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来到中国的目的是挖掘这个潜力无穷的市场。两百多年后的两国间商业贸易显然已经有了质的不同，不再只是用白银来交换中国的茶叶、瓷器。如今的商业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以品牌和文化为依托，哥德堡号重返中国，带来了沃尔沃、爱立信、宜家家居、利乐包装等瑞典品牌。

对于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的广州而言，“哥德堡号”的到来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契机。作为“哥德堡号”仿古船访问广州系列活动之一，“广州—瑞典经贸交流洽谈会”讨论了“穗瑞产业合作新商机”、“贸易：穗瑞经贸发展的纽带”等问题，瑞典政府及广州市政府、两地企业高层以及有关专家围绕广州与瑞典开展产业合作、贸易往来、企业责任与竞争力等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同样的，上海市也与瑞典方在航运、物流、信息通讯、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除了广州和上海两个与哥德堡号活动直接相关的城市之外，远在中国西南的云南茶商也闻讯而来参与盛事。在哥德堡号抵达广州后，一支由99匹滇马组成的马帮队伍驮载着茶马古道的千年茶香，从云南经广西进入广东，亲送云南名茶普洱到广州赠予瑞典贵宾，再续200多年前双方因茶而聚的友谊，这种方式无疑将有助于本土茶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经贸往来的结果必然是互惠的。此次“哥德堡”号重访中国，瑞典信息通讯、汽车、生物制药等领域的企业普遍受惠。它们一同来到中国，亲自了解当地经济、对外经贸发展情况和投资环境，通过实地考察等方式取得更通畅的对华贸易渠道、更透明的商业信息，从而获得打入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宝贵机会。

当代企业要树立良好形象，与广大公众建立友善关系，必须重视公共关系的作用。像哥德堡号这样声势浩大，涉及东西方两个国家，与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相关的活动是不可多得的传播良机，哪个企业抓住了它，将自己的名字与哥德堡号相连，哪个企业就必定能就此扬名，随哥德堡号一起开启国际旅程，迅速提高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所以说，企业公关要做得巧妙，做得有效，就要学会“借船出海，借帆远航”。

在随船而来的诸多瑞典企业当中，沃尔沃集团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此次借良机趁吉日打出了一张漂亮的牌。7月17日，沃尔沃宣布新车型S40在中国上市。第二天，它所赞助的瑞典“哥德堡号”帆船历经9个月航程，抵达中国广州。沃尔沃有意将新车上市和“哥德堡号”抵达中国联系在一起，声称这是为了进一步把北欧文化和瑞典文化传递给的中国人。爱立信集团作为全球著名通信器材企业，是瑞典来访商团的重要代表。广东是爱立信数一数二的重要市场，爱立信在这里举办了隆重的媒体联谊会，热情邀请广州深圳的各大媒体记者亲自走上哥德堡号，感受瑞典人的航海技术和海洋文化。媒体联谊参观哥德堡号这样的活动在哥德堡号在中国期间举办了多次，众多瑞典企业借助它广泛联谊当地媒体，拉近了国际企业与本地媒体及公众的距离，使企业信息、品牌形象广为传播。

哥德堡号同样也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契机。一些独具慧眼，善于借助公关事件进行营销活动，从而发掘商机的中国公司纷纷慷慨解囊，参与进了哥德堡号的赞助中，让企业的名字与哥德堡号紧密相连，随着哥德堡号传扬四海。而随着哥德堡号活动的深入，“哥德堡号效应”将继续扩散，必将有更多中国企业走上国际化道路，投入到国际贸易中。

在一个信息膨胀，媒体资源充沛，公关事件层出不穷，公众注意力极度分散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事件都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只能获得有限的注意力，事件的效果因此而大打折扣。“哥德堡号”之所以能够从同时期的各种事件中脱颖而出，成功地吸引到众人的目光，这首先得益于事件本身得天独厚的历史背景：它与两百年前两个国家的商贸往来和友谊有关，并非所有的公关事件都能够以一段如此气势恢宏的历史为铺垫，所以说它的成功源自其独一无二的背景；其次是因为事件性质，哥德堡号仿古商船沿古航线重返中国是一次典型的跨国文化交流传播的事件，借助于它，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的文化得以交流传播；它更促进了两国经济方面的交流。在世界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哥德堡号连接了两个国家的文化经贸往来，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再次，哥德堡号活动的形式也促成了它的活动效果，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由民间发起、企业赞助、官民并举兴起的工程，全过程都是由世界各地的企业、各种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建造完成的，从民间走向民间，并且让政府也重视并参与其中，轰动效应自然比某些由个别企业或政府单独发动的活动要大，理所当然能够引得众人瞩目。诸多因素使得哥德堡号这一个公关事件形成了多重公关效应，兼具了政府公关的外交成果，经贸公关的经济效益，企业公关的扬名效果，并且使得这三者协同共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哥德堡号复航中国公关事件，不愧为一次“大公关事件”。

最后，哥德堡号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诸如哥德堡号这样的“大公关事件”、2004中法文化年、2006年中俄文化年等系列两国间文化经济交流活动等现象均向我们预示着一个“大公关时代”的到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关行业在不断地进步，人们的公关意识越来越强，对公关活动的重视也日益增强。公共关系的影响力将更加强大，将超越已往低层次运作的局限，在战略层面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它能够体现出更多的社会价值，不仅能为企业等社会组织协调关系、树立形象，更能为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多的工作，也能帮助建构国家的“软实力”，为国家协调公众关系、树立形象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