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名是一种文化状态，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因而被掩盖起来。

20世纪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共名”的文化状态占绝大部分，而且知识分子始终参与创造了时代“共名”的文化建构。这种参与创造的形式是随着各个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不同职能而改变的。有时是知识分子对时代主题的抽象提炼和概括，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提出“民主”与“科学”和“反封建”、“个性解放”等命题；有时是客观历史环境规定了时代主题，然后由知识分子提出来，如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也有些是国家制定的文艺政策让知识分子自觉地执行，如60年代的“阶级斗争理论”等。“文革”以后，文学工作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路线的鼓励下，创作了干预生活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基本上也是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运动和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由于“共名”是知识分子参与创造的话语，所以知识分子在习惯上把它看作是一种群体的立场，代表了社会的某种正义力量的声音。

文学史的经验证明，“共名”文化状态对文学创作构成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共名”不但概括了时代主潮，而且可能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的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系。作家通过对时代关键的阐述来进行创作，不管艺术能力的高低，写出来的都可能成为被时代认可的流行作品。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作家的个人性因素（包括个人的精神立场和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对一些优秀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来说，可能会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家拥有独立的精神立场，但也认同时代“共名”，他把对时代某种精神现象的思考熔铸到个人独特的经验中去，或者说，以作家对时代敏锐而强烈的个人感受，包容以至消化了时代的“共名”现象。这一类作家需要有特别顽强的个人性，譬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和个性解放构成了时代的“共名”，但在鲁迅的小说里，则是通过他对于民众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的深切痛感与对于知识分子理想的失败的确认来完成的，显示出特别的深刻性。

还有一种情况是作家拒绝认同时代“共名”，有意回避时代的主题，他们以强烈的个人因素摆脱时代“共名”的限制，在创作里完全是表达个人性的生活经验、审美情绪和精神立场，但这是相当冒险的艺术追求。如果作家个人化的精神感召方不足以抗衡“共名”，就很可能被淹没在时代大音之下无声无息地消失，或者孤独地存在，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公众可能接受的阈值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