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项任务与政策，并且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其主要内容是：（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领导机关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斯大林等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执行这个指示。6月1日，中国共产党收到这个紧急指示。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谈了他对紧急指示的看法，并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