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辛石井协定即美日共同宣言，是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间的外交换文。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重申在中国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1923年被废除。

1917年11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与美国国务卿蓝辛就分割在华殖民权益达成协定，故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竭力扩大在华殖民权益，招致美国的不满。1917年日本派特使石井菊次即赴美国，与国务卿蓝辛谈判。石井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在华利益，蓝辛则提出日美共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的反建议。几经争斗，双方为避免正面冲突，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在华盛顿于当日达成政府间交换公文，并订立“蓝辛—石井协定”。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同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承认美国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公然背着中国，划分殖民势力范围。这是日、美两个帝国主义拿中国主权作为交易的分赃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北京政府也声明不予承认。

美国国务卿蓝辛致日本特使石井子爵

阁下：

近与阁下会谈，涉及贵我两国政府关于中华民国的相互利益问题，双方获致协定，谨将本人对於该协定之了解奉达如次：

为平息不时流传之歪曲报道起见，我们（美国）相信，贵我（美日）两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共同愿望与意向宜再有一度公开的声明。

美国及日本政府承认，领土的邻近产生国与国间的特殊关系，因此，美国政府承认日本政府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中国的领土主权继续存留不受损害，且美国政府对于日本帝国政府的再三保证具有十分信心，即日本虽因地理关系得有特殊利益，但日本政府并无意对于其他国家的通商加以歧视，或对于中国奥其他国家所订条约所许诺的通商权利加以蔑视。

美国及日本政府否认两国政府有任何意图对中国的独立或领土完整加以任何侵害。两国政府并宣告，两国政府永远遵守所谓“门户开放”原则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并且，两国政府相互宣告：两国政府反对任何一政府取得任何影响中国独立或领土完整的任何特权或优例，或取得任何拒绝第三国人民充分享受在华工商业均等机会的特权或优例。

上述对於双方获致的协定的了解，如荷阁下予以证实，本人至为欣幸。[下晷]

维伯特·蓝辛 1917年11月2日于华盛顿

日本特使石井子爵致美国国务卿蓝辛

阁下：

阁下本 日照会，就我们新近会谈关于贵我两国政府对华相互利益问题所获致之协定，传达阁下之了解，业经接悉，深感荣幸。

本人现经本国政府授权，欣然证实上述了解如下：

为平息不时流传之歪曲报道起见，我们相信，贵我两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共同愿望与意向宜再有一度公开的声明。

日本及美国政府承认，领土的邻近产生国与国间的特殊关系，因此，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但中国的领土主权继续存留不受损害，且美国政府对于日本帝国政府的一再保证具有十分信心，即日本虽因地理关系得有特殊利益，但日本政府并无意对於其他国家的通商加以歧视，或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所订条约所许诺的通商权利加以蔑视。

日本及美国政府否认两国政府有任何意图对中国的独立或领土完整加以任何侵害。两国政府并宣告，两国政府永远遵守所谓“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并且，两国政府相互宣告：两国政府反对任一政府取得任何影响中国独立或领土完整的任何特权或优例，或取得任何拒绝他国人民充分享受在华工商业均等机会的特权或优例。[下晷]

石井菊次郎 1917年11月2日于华盛顿

在凡尔赛和会期间，陈友仁作为广州代表团成员，在巴黎通过苏联的代表拿到了美日密约，即《蓝辛-石井协定》，其中有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的条款。

陈友仁立即将密约传回国内给孙中山，翻译后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从而激起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激愤，也就是后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运动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

陈友仁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外交家，他一生追随孙中山，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从早年反对北洋军阀，到后来反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陈友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日、美两国趁机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双方争夺激烈。日本通过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亲日派段祺瑞，妄图实现其独霸中国的迷梦；美国则支持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亲美势力，与北洋军阀政府订立一系列借款合同。日美关系日益紧张。然而，在1917年11月双方达成的《蓝辛—石井协定》中，美国竟然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换取日本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对日本作出了事实上承认“二十一条”的重大妥协。美国为何要对日本作出如此重大让步？这是美国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以后，作出的熊掌与鱼兼得的选择。 在与张勋上演完“清帝复辟”和“再造民国”的双簧以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元勋又一次出任国务总理，同时兼任陆军总长。新的段内阁以皖系军阀为核心，加上研究系和新交通系政客组合而成。黎元洪被迫辞职，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冯国璋虽心仪美国，却爱莫能助。因为这时的冯国璋徒有虚名，中央政府的实权已完全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与日本争夺，美国缺乏得力的工具。在此之前，日本已通过与俄国的三次协定、四次密约和与英法的“秘密谅解”，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换取了英、法、俄对自己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的承认（日本分别给俄、英、法开出的条件是：承认俄国在东北和外蒙古的特殊利益、援助英国获得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南的殖民地、与法国合作一道打击德国）。这使美国在与日本的争夺中，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当时美国已卷入到大战中，也分身乏术，因此，美国不得不对日本作出妥协。 美国参加一战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世界霸权。正如威尔逊总统所说：“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期待我们给予领导和指引。”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要掌握未来世界的领导权，首先就要夺取欧洲的领导权。而此时的欧洲正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危机。世界战争使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了极点。饥饿、流血、超强度劳动和政治恐怖，使人们从垄断阶级的“为祖国而战”的欺骗宣传中清醒过来。从1915年开始，各参战国的反战情绪普遍高涨，出现罢工、弃战、起义等行为。法国的罢工工人提出了“打倒战争”的口号，德国工人强烈要求实现不兼并别国领土的和平。1917年5、6月法国兵变最有代表性——大约有三四万士兵拒绝执行作战命令，他们说再也不愿为每日的5个苏（相当于1/4法郎）去送死（当时，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伤亡很大。到1916年底，阵亡约为600万，伤残约为1000万人）。俄国二月革命则拉开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序幕，它对各交战国反战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要掌握未来世界的领导权，首先就要帮助欧洲的垄断资产阶级赢得战争胜利，确保垄断资产阶级在欧洲的统治。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英国对德国实行严密的海上封锁，美国同协约国的贸易从1914年的8．24亿美元增加到1916年的32．14亿美元，而与同盟国的贸易则从1914年l．69亿美元猛跌到1916年的0．0116亿美元，几近于无。随着黄金储备逐渐从欧洲移到美国，美国金融家开始收购属于欧洲银行和在美国投资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有价证券，甚至向交战国提供贷款。截至1917年4月，美国给协约国提供20亿美元贷款，给德国提供0.2亿美元贷款。这表明美国同协约国在经济上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另外，当时，英法美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制定了在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而美国要求在实行这些计划时起主导作用。早在1916年，美国在俄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挤掉英法两国而跃居第一位了。沙俄政府在美国订购的武器弹药总值达12．37亿卢布，俄国从美国输入的物资比战前增加了16倍。1917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向俄国提供贷款，随后，美前任国务卿卢特率领一个人数众多的军政代表团访问俄国，并编制了一个“美国维护和巩固俄国军民士气的工作计划”。同时以工程师斯坦文里为首的技术代表团制定了夺取俄国经济中枢——铁路的计划。美国当时专门成立一个“铁路兵团”，准备夺取俄国铁路的管理权。这一切表明美国的战略重点。利益重心在欧洲。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熊掌”，中国是“鱼”，因此欧洲是其首选目标。 对日本作出让步，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争夺。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远东的阵地，美国极力扩张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势力。1914—1918年，美国对华商品输出，平均每年达4．2亿美元。1913年，美国对华贸易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5%，1919年已增加为16．4%。同时期，美国在华企业数也由136个增加到309个。从1916年开始，美国的托拉斯和银行先后给北洋军阀政府两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交换条件，攫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益。这表明，美国在夺取欧洲这只“熊掌”时并没有放弃中国这条“鱼”，“熊掌”与“鱼”要兼得，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这从后来的事实中也得到证明：1918年，当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政府立即于5、6月间组织了36家银行准备从事对华投资；7月，美国政府又向日英法三国提议组成对华国际银行团，企图凭借自己的雄厚实力夺取对华投资的领导权，力图摆脱《蓝辛—石井协定》的约束。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终于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夺取了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彻底抛弃了《蓝辛—石井协定》。 《蓝辛—石井协定》给美、日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如前所述，它使美国赢得了战争胜利，掌握了战后赔款的主导权，夺取了亚太地区的领导权。《蓝辛—石井协定》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利益。在此前后，日本采取“菊分根”政策，像把菊花分根一样，将日本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同时又以“菊分根”形式攫取中国的种种特权，把中国一步步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连同“西原借款”，一战期间，日本共借给段祺瑞政府5亿日元的贷款。通过这些借款，日本从段祺瑞手中夺取了许多特权。如通过“吉长铁路借款’等，日本控制了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许多重要铁路；通过“吉黑金矿森林借款”，日本取得了东北的金矿、森林权益；通过“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日本窃夺了中国的电讯事业；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日本控制了段祺瑞政府的军事大权。通过这些借款，日本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日本还以共同防赤的名义同段祺瑞订立了军事协定，获得在中国驻军和战时指挥中国军队的特权。就这样，段祺瑞把国家的权益任意抵押给日本，日本不但在经济上盘剥压榨中国，而且把它的势力渗入到中国的内政、财政、军事各个部门，基本实现了“二十一条”的目标。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下台时曾说：“大限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予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蓝辛—石井协定》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达成的妥协，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道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