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姊》是冰心1924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1923年，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冰心远渡重洋求学图强。远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她，从对故土人情的怀恋中发掘出许多情真意切的文字，演化出许多色彩不一的图画，《六一姊》是这批图画中重在写意抒情的一幅。

主人公六 一姊，是一个乳母的女儿，与“我”是不同阶层的人。但孩子的童稚之心抹过了等级界线，六一姊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她与“我”一起玩沙、跳远；一起埋荆棘做煤；……而写作此文的时候，“我”正在美国留学，与六一姊不见已久，“她这时一定嫁了”，“乍暖还寒时候……她或在推磨，或在纳鞋底，……她绝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决不能知道这时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楼之中，凝阴的廊上，低头疾书，追写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冰心在1924年于美国青山沙穰疗养院写就的《六一姊》洗练自然，浑然天成，似乎是信手拈来，自然天成，无斧凿痕迹。这篇短小说寄托了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青年女子对故乡的怀念和无以名状的乡愁。如果说冰心赋予她作品中人物的色彩还算亮丽的话，那么她对于人物所生活的背景涂抹的却是一片灰色：“凄黯消沉”的“山坳海隅”，“呜呜的海风”，“暗灰色浩荡摇撼的波涛”，“阴郁压人的西南山影”，这灰色的断语是经冰心感情过滤后留下的评价，代表了冰心在当时中国压抑环境的基本看法。不能不说冰心是五四运动造就的优秀爱国青年，她对祖国疮痍的至哀至痛，对普通百姓的至真至爱，透过这明暗两种色调的对比，鲜明地呈献在读者面前。

六一姊，“我”儿时的伙伴，烟台大海边一个乳母的女儿，因了弟弟叫六一，便被称为六一姊。自己的名字“铃儿”反被世人遗忘，甚至连她自己听了这名字也感到不习惯和“羞涩”了。作者分三阶段写了六一姊的生活变化。初是“我”六岁时与长我三岁的六一姊相识，见她“双颊自然红润，双眼皮，大眼睛，看见人总是笑”，“还是天足，穿一套压着花边的蓝布衣裳”，“我”送她糖葫芦，以后便与她一起在海边玩沙石，在廊下玩跳远，俨然一对活泼可爱的小顽童。这阶段的六一姊天真乖巧，会拿竹签做成“旱烟袋”，会把石子放在小铜锣里当“鸡蛋”煮。听“我”说煤由树木积压变成，便与“我”一起砍些荆棘，埋在海边沙土里，整天看变成煤了没有。在海边玩过之后，她怕弄脏了挨妈妈说，总是小心地在岩石上“蹴踏了会子”。作者“很爱”这时的六一姊。

第二个阶段，六一姊十一岁那年，“我”再见她的时候，“她的脚已经裹尖了”，“穿着一双青布扎红花的尖头高底鞋，”众仆人夸奖她，而“我”却“愕然”了。试想，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裹小了脚要受多大的痛苦，而六一姊却坦然平静，“痛也没有法子，不裹叫人家笑话”。为了不让人笑话，六一姊付出了代价。这时的六一姊在世人眼里是个听话乖巧的孩子。旧社会的陋习和落后的风俗，随着大人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渗透了她的灵魂，她身受其害却不以为意，自以为按当时的社会舆论去做，就是好孩子。作者以平易温和的语言叙述了此中的悲哀，从此，六一姊不能常和“我”玩了，因为她“跑不动”，她或“替六一浆洗小衣服”，或“自己扎花鞋”；而我那时已识文认字，能“读整本书了”，与六一姊的兴趣渐渐有些“两样”，见到她“不像从前那种着急”，“只淡淡的”。六一姊循规蹈矩，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长成了一个安分守己、能为大人分担家务的半大姑娘了。她的成长模式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要求，而作者在字里行间却隐含着遗憾和惆怅。

第三个阶段，“我”十一岁、六一姊十四岁那年又在看社戏时相见。这时的六一姊，“身着新蓝布衫子，大红裤子，盘腿坐在长板条的一端，正回头和许多别的女孩子说话”，“似乎脸儿长圆了些，也白了些，样子更温柔好看了”。当别人议论“我”的天足和“我”暗淡的衣服时，六一姊只两句话“值得换衣服么”，“又没有什么大戏”，便解除了我的不安。六一姊虽未读过书，但她知情达理，竟做起“我”的保护人了！作者写“我”在感激之余，还“暗地惊叹”：“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六一姊确实出落成大姑娘了。她的性格合乎逻辑地发展着，成为一个顺应社会风尚、会维护自己的成熟女子了。她温柔善良，练达人情，在“我”的记忆里独占一隅。

《六一姊》的素材与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有惊人的相似：

与《故乡》相同的是：（1）叙述者“我”与主人公，分属主仆家庭。（2）主人公是“我”亲密的童年玩伴，都有一些独特的才能、品格令“我”仰视。六一姊教“我”玩有趣的游戏，使得“我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她”。而“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那圆月下、海边沙地上、手捏钢叉的少年形象，一直是“我”脑中“神异的画幅”。（3）写作的时候，主人公与“我”都已十分隔膜。主人公与“我”因为精神境界的差异，已经不可能回复到童年的亲密无间。

相似的素材，在鲁迅、冰心的笔下却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意蕴。鲁迅因为再见面的时候，闰土叫“我”“老爷”，而“似乎打了一个寒噤；……说不出话。”这一声“老爷”中，闰土先带着“欢喜与凄凉的神情”，但“终于恭敬起来了”。鲁迅从中看到的是闰土的“辛苦麻木”。这里，鲁迅同情闰土的人生境遇，但“哀其不幸”中，更有“怒其不争”。鲁迅对闰土，有平等的人道关怀，也有先觉者对蒙昧者的精神俯视。鲁迅是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为国民的精神病态而痛心不已。“我”与闰土童年情谊的书写，全是为了反衬成年闰土的精神伤残，以引起更多的遗憾、更深的质问。

冰心，也有着和鲁迅一样的现代人道主义价值尺度，所以，她在写作的时候，仍一如既往地以平等的心态，怀想农村劳动妇女六一姊。但在同样的人道主义思想起点上，冰心显然又有着与鲁迅不同的关注热点、相异的情感走向。冰心并不执着于追问国民的精神病态，而更有兴趣去发掘下层劳动者受封建礼教残害之后仍然保留着的人性美。

《六一姊》中，冰心也涉及人物不觉悟的行为，如六一姊“十一岁那年来的时候，她的脚已经裹尖了”。这是六一姊自己动手自虐的结果，动机只是“痛也没有法子，不裹叫人家笑话”。这样的题材，在鲁迅手下，是必定要由此深入追究。但冰心的笔在此只轻轻划过。对六一姊如此自律感到“愕然”之后，她并没有更深一步的情感波动、理性敲击。真正触动冰心心怀的，乃是六一姊的“嘉言懿行”。这包括童年时她作为小玩伴给“我”带来的生趣，也包括她对“我”的尽心爱护，还包括懂事自律、勤俭温柔的品格。

写作时，时空和精神的隔膜，只让冰心产生淡淡的惆怅和忧伤，而并不指向对六一姊或者“我”当前生存境遇的否定。“我相信她永远是一个勤俭温柔的媳妇”，这一赞美表明，“我”认为六一姊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虽然与“我”的大相径庭，却同样也是让人满意的。《六一姊》终究没有走向《故乡》末尾那种浓重的幻灭感，而是在感伤中又微带着甜美。《六一姊》在艺术风格上，也因此有别于《故乡》的冷峻萧飒，而显得温馨优雅。

《六一姊》中，冰心赋予人物六一姊的乃是一种人道温情。它使得冰心不忍心像鲁迅那样去拷问人物灵魂中的病态，而更着意于塑造下层劳动人民的美好形象。这种人道温情，否定了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六一姊》由此也同样获得现代启蒙文学的思想高度，而对鲁迅等的批判性文学构成有益的补充。

冰心在《六一姊》这部早期作品中，充分调动了这个神经中枢。看得出来，她绝非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被“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亲情驱使，在思绪起伏时挥笔成篇的。一个“真”字，构成了这部小说艺术魅力的核心，从这个核心扩展开去，形成了小说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由于真，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记述童年的友伴，不仅准确传达出六一姊的音容笑貌，而且把情境变迁描画得入情入理，亲切自然。冰心幼时在海阔天空的烟台生活了七八年，六一姊的原型是她在这段生活中相识的伙伴，是在她寂寞的童年生活中采过光采、留下痕迹的小女孩。作者以第一人称作文，又以真实的地点为背景，去写真实的人物，使人如闻其言，如见其行，真实可信。六一姊的天真活泼、早熟乖顺和知情达理在真实生活背景的衬托下，活灵活现地凸现出来，不仅令作者想起了自己童年的往事，而且带引读者同情同感，仿佛见到了活脱脱的六一姊。

由于真，作者在刻划人物时，用笔自然，不事雕琢。作者用朴素无华的口语娓娓述说了九岁、十一岁、十四岁时的六一姊，其前后性格的发展变化，符合客观，顺乎情理。六一姊不是什么新女性或风云人物，而是旧中国塑造出的普通女子。作者没有脱离时代拔高这个人物，而是如实地裸露出时代烙在她身心上的印记。冰心似乎是用平平常常的语言写出了平平常常的六一姊，却感动了平平常常的读者，这的确靠了“真”的力量。冰心不仅给了六一姊丰富的内涵，使这一形象血肉丰满，而且她用于描述人物的白话语言清新流畅，无疑给五四后的中国文坛助长了改革的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