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判大会，顾名思义，“公判大会”就是将被告人押赴到公共空间进行审理，如广场、空地等，而且每一次都有众多的围观者，多者甚至高达万人。可以想见的是，在这样的审判方式下，被告人的权益必将遭到无情践踏，人格尊严也荡然无存，将给被告人以后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加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同时对他们的亲人也是一种伤害。不论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在法律地位上他们都是公民，在依法判决其有罪前，仍然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不能剥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也就是说在被告人接受审判的过程中，被告人依然享有权利，因而将他们置于公共空间下进行广场式的审判，是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也是违背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必须予以禁止。

2016年3月16日，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在阆中市江南镇举行公开宣判大会，集中宣判一起妨害公务案，8名讨薪农民工被告分别被判处6至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其中两名宣告缓刑。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极大反响。在有“不少群众表示自己接受了一堂法治教育课”的同时，也有人因讨薪农民工获罪、恶意欠薪开发商却不见处理的结果而对公平正义产生怀疑，更多网友则对“公判大会”这种方式表示质疑。

公判大会据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8月29日，百余名民工聚集在阆中市某商品房项目部索要拖欠的工资无果后，大量民工在张某、戚某的煽动下，前往阆中市著名景区南津关古镇，并堵住景区大门，不准游客进出，希望以此方式向政府施压，达到索要工资的目的。

江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民警代某劝解在场民工曹某、欧某等人要依法维权，让开通道，方便游客通行，并向其指出正确维权途径。

此过程中，大量民工不听劝阻，张某、戚某趁乱起哄，谎称“警察打人”，并煽动曹某、欧某等人将民警代某围住、抓扯、推搡，并强制将其挟持至市政府，以此迫使政府向开发商施压。沿途引来大量市民围观，导致交通要道堵塞，秩序混乱。

事发后，曹某、董某、欧某三人被抓。张某在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也随后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在接到民警电话联系后，主动投案自首。

2016年3月16日，四川阆中市人民法院在阆中市江南镇举行公开宣判大会，以妨害公务罪，依法判处张某、戚某等8人(其中包工头2人，在册民工3人，不在册人员3人)有期徒刑6-8个月，部分缓刑。

法院不在审判庭或者看守所布置的场所宣判，而是非要兴师动众，把那么多被告人押解到事发或者他们家乡去宣判，也是有原因的，即通常所说的要追求社会效果。通过公判大会，在“惩治一小批”的同时，“警示一大批”、“教育一大批”。从有媒体关于“不少群众表示接受了一堂法治教育课”的报道，也可清楚看到这一点。然而，该案的社会效果莫衷一是不说，众所周知的是，在现代社会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人自身才是最高目的，不能把人变成服务特定目的的手段，不能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牺牲人的权利和尊严。

讨薪民工被公开审判获刑

四川阆中法院举行公开宣判大会，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表示“公判大会”这种方式不可取，也有专家认为“公判大会”这种做法显然与人权保护不符。

究竟是“上了一堂法治课”的社会效果好，还是对公平正义怀疑的害处大，显然是见仁见智问题，在缺乏科学严谨的评估报告情况下，不妄加议论。而对“公判大会”方式的正当性问题，不仅那么多网友表示质疑，就连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不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就认为，法院这样做不仅脱离了审判公开的宗旨，也对被告人人格造成羞辱。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范辰认为，公判大会这种做法显然与人权保护不相符。范辰说，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显然，阆中法院召开“公开宣判大会”与人权保护不相符：一是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这种示众式的宣判方式，二是这样做可能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人格权，社会效果并不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则表示，我国法律中的审判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也就是说把法庭的全过程除休庭评议之外都公之于众。规定此原则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护审判的公平正义。但像阆中法院这样，以威慑社会公众为目的的“示众”或变相“示众”的做法不可取，因为这脱离了审判公开的宗旨，同时对被告人的人格造成了羞辱。

阮齐林还表示，公民讨薪是维权行为，正当合法。但是也应当以合法方式维权，不能以严重违法犯罪的方式维权，如果其讨薪方式触犯了刑律，不排除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对于维权行为，应当适当采取宽容态度，尽量避免动用刑法，为保护公民维权的积极性适当做出一些牺牲、割舍。范辰也表示，对上述8名农民工，可以处以罚款或行政拘留，不必非要处以刑罚。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不准公审公判，坚决反对集中宣判和执行。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不论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在法律地位上他们都是公民，在依法判决其有罪前，仍然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不能剥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也就是说在被告人接受审判的过程中，被告人依然享有权利，因而将他们置于公共空间下进行广场式的审判，是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也是违背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必须予以禁止。马克思曾经说过，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不正当的。阆中法院因为8名被告农民工妨碍公务进行审判，其目的合法正当，但“公判大会”的手段却是非法的。绝对不能因为目标是正当的，就可以随意采取非法的手段，再崇高的目标也不能作为侵犯具体人权利的借口，8名被告农民工的权利和人格必须得到尊重。司法过程必须遵循法律，否则就是以暴制暴，以非法制非法。

都哪些地方开过公判大会？

四川阆中法院的这次公判大会并非先例。近年来，类似的公判大会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过。而选择公判大会的地点，有广场、学校等。

2014年10月17日

湖南华容县召开全县公捕公判大会。公开拘留、逮捕了16名犯罪嫌疑人，判决了8名犯罪分子。县四套班子的分管领导和公、检、法、司“四长”以及五千多名干部群众参加了大会。据媒体报道，当时参加大会的高中学生会后被要求写心得体会。而从2012年起，华容县已经组织了4次全县范围的公捕公判大会。

2015年6月26日

广东陆丰召开国际禁毒日万人公开宣判大会，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陆丰市人民法院对38名毒品犯罪人员进行公开宣判，13名毒犯被判处死刑，其中5名被执行死刑、8人被判死缓。据陆丰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唯介绍，在国际禁毒日召开公开宣判大会，是为了“加强禁毒宣传教育、震慑涉毒违法犯罪”。

2015年10月26日

海南定安县人民法院在定安实验中学召开公判大会，对两名构成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犯罪分子予以公开宣判。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次公判大会“为全校数百名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同时“让青少年学生远离毒品、抵制毒品，进一步提高禁毒意识，向同学们倡导‘拒绝毒品，健康生活’的理念。”

2015年12月21日

陕西泾阳县泾湖公园北广场上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公开处理大会，15人被判决。据泾阳县法院网的报道，“广大人民群众在听到十余名盗窃犯流窜作案六十余次，盗窃价值近百万时，无不对犯罪分子的行为表示愤慨。”报道还称，“公开打击处理大会的召开，也保障了泾阳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