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中秋之夜，诗人独自在翰林院夜值，面对一轮明月，想起了远谪江陵的好友元稹，关心他能否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能否同赏明月，寄托了对友人的无限牵挂与思念之情。全诗巧妙采用对写手法，由诗人自己所见实景联想到友人的处境，表达委婉含蓄，尤其是“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一联，对仗工整，感情深沉诚挚，真切动人。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⑴

银台金阙夕沉沉⑵，独宿相思在翰林⑶。

三五夜中新月色⑷，二千里外故人心⑸。

渚宫东面烟波冷⑹，浴殿西头钟漏深⑺。

犹恐清光不同见⑻，江陵卑湿足秋阴⑼。

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禁中：宫禁内。直：值班。元九：即元稹（779—831），字微之，唐朝大臣、文学家。因在家中排行第九，故称。

⑵银台：宫门名。唐时翰林院在右银台门内。金阙：指天子所居的宫阙。沉沉：深沉的样子。

⑶翰林：翰林院。

⑷三五夜：农历十五日夜晚。

⑸故人：旧友。指元稹。

⑹渚宫：春秋时楚国的别宫，故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烟波：雾霭笼罩的水面。

⑺浴殿：即浴堂殿，在大明宫宣政殿东，唐德宗以后成为皇帝日常起居的寝殿。此代指作者值夜的禁中。钟漏深：形容已是深夜。钟，寺钟。漏，古代计时器，内盛水，以水流多少计时。

⑻清光：指月光。

⑼江陵：江陵府，在今湖北省江陵县。时元稹贬官于此。卑湿：土地低洼潮湿。足：充足，很多。秋阴：秋天的阴云。

皇宫里面夜色深沉，我一人独自留宿在翰林院思念着远方的朋友。

今天是八月十五，月色皎洁明亮，它就像是我牵挂两千里外朋友的心灵写照。

已是中秋因而渚宫东面的烟波让人感到有些寒意，而浴殿西头的钟漏分明告诉我夜已经很深了。

我现在担忧的是我的朋友不能看到这皎洁的月光，因为江陵地势较低，秋天阴气重会使得月光被云雾遮住。

该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中秋节，白居易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兼翰林学士。此前好友元稹因在监察御史任上弹劾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并擅停其职，触怒朝廷权贵，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此时已将近半年。自从两人订交以来中秋多在一起度过，但这年中秋，诗人独自在翰林院夜值，而好友却被贬谪在两千里之遥的江陵。诗人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写下这首诗寄给好友。

这是一首写于中秋之夜的诗歌，从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诗人是因为怀念元稹才作此诗的。全诗以诗人在宫中之夜思念友人开始，中间两联把眼前的景物和对方联系起来进行吟咏，尾联以叙述担心友人身体健康作结。

古往今来，有无数诗人在十五的月亮上做文章，而所有这些诗文都有一个共同主题——思念亲友、盼望与亲友团圆。应该说主题和题材的接近使得这类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陈陈相因之作，但也确实留下了一些清新可人的典范之作。白居易此诗虽然比不上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也算是上乘之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诗歌的颔联：“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对仗工整，形象鲜明，既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又容易让人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三五夜中新月色”与“二千里外故人心”的关系至少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在此月色下诗人产生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其二则是此明亮的月色就像诗人思念朋友的心情一样纯洁真切。“二千里外故人心”这句本身也有三种可能的理解，其一是诗人思念两千里外故人的心情；其二则是两千里外的故人思念诗人的心情；其三则是相隔两千里的两个朋友之间的相互思念的心意。这些不同理解的可能性增添了诗歌的可读性，也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从而使得读者比较容易进入到诗歌的再创造中去。

“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这两句也是清新出色的诗句。就在诗人欣赏这皎洁的月色之时，却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因为身在地势低下的江陵而有可能看不到月色，这种心理真可谓细腻。而这还只是表面的意思，其深层意义则是朋友现在被贬江陵，远离朝廷，已经感受不到皇帝的光辉和恩泽了。

此外，全诗在整体气氛的营造上也颇为成功，诗人着力在阴、冷、深等方面做文章，其意不在烘托月色的明亮，而在渲染诗人和自己朋友的阴冷、凄凉的心情。这种冷色调的画面是适于表现诗人深沉之情怀的。

元代方回《瀛奎律髓》：元微之为江陵法曹，乐天在翰林。

清代毛奇龄、王锡《唐七律选》：色相虽变，犹饶声势（“渚宫东面”二句下）。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次联本色语，属对却极工，后来惟苏轼深得此妙，他人效颦，则浅率无味矣。

清代纪昀批点《瀛奎律髓刊误》：香山最沉着之笔，结处弥见沉挚。

清代纪昀批点《删正方虚谷瀛奎律髓》：通体修洁，结尤深至，异香山他作之潦倒。

清代胡本渊《唐诗近体》：忆元九（“二千里外”句下）。禁中（“浴殿西头”句下）。恐秋阴之蔽月（末二句下）。

清代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情之深者，白乐天之“银台金阙夕沉沉，……”是也。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与元稹常唱和，世称“元白”。有《白氏长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