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会，又称光照派，光明帮（The Illuminus Organisation或Illuminati），意为“启蒙的人”“受光照的人”，于1776年5月1日由亚当·维斯豪普特在巴伐利亚创立，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秘密社团。

虽然一直有大量教派和团体的名称衍生于“光明”（illumination）的点子，如16世纪西班牙的“阿兰布拉多斯（Alumbrados），18世纪法国南部神秘的“辉映”（Illuminés）的命名，真正的巴伐利亚光明会是由该州因格尔斯塔德（Ingols-tadt）的一个大学教授亚当·韦斯豪普特于1776年建立的。“光明会”（the Orderof the Illuminati）的目标是在极度传统和保守的欧洲国家研究并推广启蒙运动的原则。秘密活动对这个团体的生存至关重要:无论教会还是国王都不支持这个组织反牧师和反君主制的理念。韦斯豪普特积极寻求创设一套教育系统独立于其时在欧洲大行其道、无处不在、飞扬跋扈的天主教会势力，并坚信“充满智慧的隐蔽机构是有朝一日将人类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手段”。

18世纪晚期是秘密组织和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的黄金时代，在咖啡店、俱乐部和沙龙，观念相似的人们集聚一堂积极参与废话连篇的诸般会议。那些卷入密谋和秘密活动的人相对轻松地加入共济会。所有这些都要求其成员具备中等教育水准，有能力支付会费，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商人可以与公务员接触，工人可以与地主来往。1774年，一位大学的访问者将韦斯豪普特介绍到共济会。经过谋划，韦斯豪普特充分掌握了该会可以自由泄露的许多熟人的个人信息，填充了他的信息空白，补充了他的消息来源所不能提供的细节。与此同时，一个因格尔斯塔德的军官也建立了自己控制的秘密协会，以研究江湖术士的神秘活动。韦斯豪普特再次加入这样的组织，但是他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观念，在年轻的巴伐利亚知识阶层徒劳无益地追求哲学基石的观点影响下而心烦意乱，并有所退缩。1776年5月1日，韦斯豪普特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刚开始叫“完美者秩序”（the Order of the Perfectibilists），此时仅有5个成员。尽管据称随后这些创始成员包括来自英国臭名昭著的“地狱之火俱乐部”的弗朗西斯·达什伍德，马奎斯·德萨德（表面上在与一个州立巴伐利亚的教授一起从事监狱判决和采访贫民区的工作），以及罗斯柴尔德，但是，真正的事实则平凡得多，组织只包括韦斯豪普特与5个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其中之懒惰异常，对组织几乎没有贡献，不久就被赶出这个组织）。

1778年，韦斯特豪普特把社团的名字改为“光明会”。光明会在组建初期为一个秘密学生会，以亚当·韦斯豪普特和他的两个学生为主体，主要为他人提供当时被禁止的书籍和科学知识，以及当时被禁止的炼金术。韦斯豪普特的目标并不全然都是无私的。通过教导和影响年轻的追随者（他们很年轻，年龄在18至30岁的男青年是这个组织最基本的招募对象，而韦斯豪普特本人则更是主张招募15岁的年轻人），旨在对社会、教育、政治和宗教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他也在广泛地散布他的另外一个信息：反耶稣会主义（anti-Jesuitism）。

光明会在创立之初的规模很小，仅有的几名初始成员大多是学生，在成立之后的两年间，只有25人陆续加入。直到1779年12月，成员人数也仅为60名。1780年，又名为“菲洛”的新成员阿道夫·冯·弗朗茨·克尼格（Adolf Franz VonKnigge）男爵着手对“光明会”进行改革，他将自己关于“一切政治国家因为都不是自然产物，所以必须被消灭”的信条强加到社团之上。克尼格加入光明会具有转折意义，原因有两点：其一，相较于魏斯豪普特，他有更多的人脉；其二，他清楚跟自己一样的贵族共济会成员想要什么。

到了18世纪80年代初期，光明会的成员网络渐渐扩大渗透到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此时光明会内部还出现了许多德国著名的亲王显贵：包括汉诺威-吕讷堡-沃尔芬比特尔王子斐迪南、黑森-卡塞尔王子查尔斯、萨克森-科堡-阿尔滕堡州公爵欧内斯特二世、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的大公爵查尔斯·奥古斯特等，以及几十个德国贵族，例如弗朗茨·弗里德里希·冯·迪特弗斯和莱茵兰（今德国莱茵河中游）神职人员中卡尔·西奥多·冯·达尔伯格。之后，光明会渗透进德意志的共济会网络，又蔓延到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北意大利和法国。受到影响的名人包括歌德、席勒、莫扎特、赫尔德以及许多其他名流。

从运行模式上来说，光明会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秘密兄弟会。光明会的成员会被赐予取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代号：创始者本人叫“斯巴达克斯兄弟”。成员分为三等——初学者、密涅瓦、光明密涅瓦，而初学者只能了解到组织粗略而又模糊的方法和目标。在复杂的入会仪式中，成员们会立誓死守光明会秘密，违反者将被施以最严苛残酷的死刑。另外，每个独立小组在接纳新人时都要向一位身份极其神秘的上级上报。

1784年6月，巴伐利亚政府发布了三条法令，第一条就是取缔光明会，称它是“叛国且反宗教”的组织。政府委派了一个调查小组着手清除学院和官僚机构中的光明会成员。这时，一些成员逃离巴伐利亚，剩下的成员中至少有两人入狱，大部分成员失业后被流放。而创始者本人在哥达市找到了庇护所。1786年10月，政府没收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韦斯豪普特的信件，以及其后在公共媒体发表的一个前光明会成员的居所里获取的文件。丑闻铺天盖地而来，即便颇有名望的报纸也在对急切的公众兜售光明会耸人听闻的细节，经常出版一些新的指控和争论。

1787年末，光明会停止了运作，解散之后的光明会仍然声名狼藉。有人曾警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光明会仍然遍布整个德国，称光明会是具有煽动性的危险力量。1797年，苏格兰物理学家约翰·罗比森发表了《在共济会、光明会和读书会的秘密集会中，找到对抗欧洲所有宗教和政府的阴谋论的证据》，他声称：“历经50余年，（光明会）高举着哲学的火炬，口口声声为启迪世界、破除宗教迷信而来。然而这个所谓的‘组织’却一直以狂热的姿态，一步步成为人们无法抵抗的诱惑。而它的目标，就是铲除所有的宗教机构，推翻所有的欧洲政府。”

1919年，在光明会在公众视野消失近一个世纪后，内斯塔·韦伯斯特所写的《法国大革命》一书，再次将“光明会”带到了人们身边。她在书中说：“德国共济会和光明会支部是产生所有那些以恐怖告终的无政府主义图谋的根源。”1991年，罗伯特森出版了《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罗伯特森对光明会的正统主义式怀疑来源于两个相反的概念。一个是，光明会代表了世俗人文主义，从其概念中就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威胁教会的意识形态。现代基督教正统主义将这种提供了上帝替代词的意识形态视为反基督者的工作。同时，罗伯特森开始把对新时代哲学以及非西方宗教的怀疑（再一次地偏离了基督教教会）与光明会联系起来，后两者正是神秘主义的代表。罗伯特森把光明会神话放在一个圣经式的框架下分析，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他深化了光明会是撒旦及其邪恶代理人的观念。光明会将不再是异教的组织，而纯粹是一个有着邪恶能力的超自然组织。其次，这种观点将光明会的历史追溯到了世界事件的起源；现代光明会同人类的原罪一样古老，是无限的，是罪恶的具体表现。不管是否故意，罗伯特森将继续为光明会的故事披上玄妙主义、神秘主义和秘密主义的外衣。

光明会发源于德国，但是光明会在成立伊始，并没有多少会员，也没有很大的势力范围。然而光明会的第一任首领韦斯豪普特却是一个特别会走捷径的人，他决定采取“借尸还魂”的方法发展光明会。韦斯豪普特所借的“尸”就是共济会。当时，共济会已经在德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贵族和社会名流都爱标榜自己是共济会会员，以此为荣。鉴于这种情况，韦斯豪普特想尽一切办法混进了共济会，然后又把光明会改造成了共济会的下属机构。就这样，光明会以共济会的名义招募了很多会员，但是，光明会毕竟不真的是共济会的一部分，因此光明会在招募会员时，也与共济会的“精英路线”有着鲜明的区别。当时光明会为了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想加入光明会的人“来者不拒”，因此，光明会的会员中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娼妓乞丐，什么样的人都有。

1784年，光明会决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跨国的造反行动。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取缔光明会后，立刻就在第一时间内通知了欧洲和美洲各国，但是欧美各国并没有重视巴伐利亚政府的警告。正是因为这种忽视，才使得光明会在欧美各国发展至今。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当时参加围攻巴士底狱的所谓市民仅有1000多名，这对当时居民人数将近一百万的巴黎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而且就是这为数不多的1000多名所谓的“群众”，还有绝大多数是光明会会员和被光明会花钱买通的打手和流氓。除了火烧巴士底狱之外，法国光明会还策划了粮食紧缺、政府负债、通货膨胀、夸大国王压迫事实等四个事件，以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在制造“粮食紧缺”的假象的同时，光明会还想尽一切办法让政府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正如前文所说，很多光明会成员都是社会名流，正是在这些道貌岸然的社会名流和权贵的斡旋之下，法国政府在法国革命爆发的前夕，负债累计高达45亿里弗，相当于当时的8亿美元。为了还债，法国政府只得向人民征收重税，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在成功实施了前面两项计划后，光明会又操纵其掌控的银行在短时间内发行了大量的纸币，从而“成功”地造成了纸币贬值、物价飞涨的状况，最终直接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得人民对政府极度不满。就这样，在光明会的操控下，法国变成了一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斯托克斯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斯托克斯担任卢卡斯教授不久，就被人拉着去了一个在剑桥大学举办的集会。那次集会，与其说是一场剑桥大学的师生集会，不如说是光明会举办的一场“洗脑会”。整场集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宗教的抨击、否定甚至污蔑以及对光明会的大力赞扬。集会发言人对光明会赤裸裸的颂扬，引起了斯托克斯的极大不满。正巧这时，集会组织者询问斯托克斯是否对集会发言者的言论有不同的看法，于是斯托克斯就径直上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斯托克斯的话让参加集会的人们茅塞顿开，人们纷纷散去。不久，剑桥大学的光明会分会就解散了，而那些曾经参与过光明会的剑桥师生也成了唯一一批“背叛”光明会而没有受到“惩罚”的人。剑桥大学光明会分会的解散，不仅消除了剑桥校园内基督教背景的学者的顾虑，也消除了那种弥漫在大学中的宗教和科学的对立情绪，整个大学的学术氛围更加轻松、自由。也正是由于剑桥大学的光明会分会的解散，才使得当时在英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人士消除了对剑桥大学的成见，从而在各方面给剑桥大学极大的支持。

光明会最早是在18世纪中期进入美国的，最早的光明会组织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的，然后由点及面，最终从宾夕法尼亚州扩散到了全国。光明会在美国发展的全盛时期，曾经遍布美国的各大城市。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一个名叫约翰·罗伯森的人所著的一本名叫《共济会、光明会和各读书会召开秘密会议阴谋反对欧洲所有宗教和政府的证据》的书打破了光明会的美梦。约翰·罗伯森在书中明确揭露了光明会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一切宗教组织，推翻现行政府的险恶用心。正是这本书，使得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对光明会“另眼相看”。

《共济会、光明会和各读书会召开秘密会议阴谋反对欧洲所有宗教和政府的证据》出版之后，美国的光明会分会立即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美国民众乃至共济会等其他神秘社团的攻击，最后，光明会也成了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神秘社团。

从一开始，韦斯豪普特就将其秘密组织设计为一个包括不同研究层面、每个层次都被其上级所监督的复杂组织结构。他的启蒙平等主义观念渐渐地出现在其信徒面前，这些信徒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将逐渐沿着组织的等级攀登，每个人相应要对自己招募的人的教育负责。韦斯豪普特的目标是在因格尔斯塔德的学生中进行招募，慢慢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合适的成员将被考察并被邀请加入光明会。在这个组织的高峰时期，据说在其建立的头两年有2,500个成员（且有可信的理由相信这是个夸大的数字）。而在成立的早期，在政府、教会和文明世界的压制下，可怕的光明会仅仅只有可怜的12个成员。

光明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只有当会员的意识和思维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能了解该组织的真正目标。光明会成员接到任务后，需要认真观察与之有社会关系的每个人，搜集每个人身上的信息，并把经过密封的报告呈送给上级。光明会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和掌握公众舆论，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使那些颠覆者和反对者保持沉默或者彻底消灭他们，同时令敌人内心充满恐惧。

克尼格将光明会原有的三个等级再细分，同时加入一些共济会的仪式章程。第一等级被分为两级：密涅瓦和小光明者；第二等级也被分为两级：大光明者或称“苏格兰初学者”，光明指导或称“苏格兰骑士”；第三个神秘的级别被分为“小神秘者”（教会长老或者国家元首的级别）和“大神秘者”（巫师或者基督教幻影师、帝王或者哲人的级别）。光明会的最后一个位置由最高官员担任，通常是国家级督查、省级官员或者地方行政长官、祭司长，以此替代原先等级制度中的顶点位置。

当见习生成为导师时，他们必须发誓绝不泄露其直接上级的姓名等信息，这就意味着没有成员能够确保他在金字塔结构中所处的具体位置。见习生成功地招募到一个新成员，他就会成为导师，行使监督其新弟子研究之责。导师的核心规则之一是这个组织的整体特点：韦斯豪普特要求不仅仅在成员和普通大众之间，而且在成员彼此之间绝对保密，他解释道：“人们必须某个时候用一个方式讲话，某时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话，以便我们自己的下级根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意图。”

更进一步的防范举措乃是确保秘密上面。在他们中间，下层成员甚至不能与上层成员之间讨论最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直到允许才能这样做。下级成员也不能保留与组织相关的任何信件。比如说，一旦接到上级的来信，他们就要按照指示归还原件及其答复文档。韦斯豪普特设计了一个编码字母表，来传递更有争议性的信息，指令成员在保险箱中存放这些文件，并加以编码，以在所有者死亡的情况下将保险箱移交给另外一个光明会成员。在巴伐利亚当局宣布其非法之时，这些防范措施。并不能确保该组织的秘密活动可以置于公众视线之外，但是，当时他们必须让成员们有事可做，并永久维持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在光明会成立之后不久，光明会的成员就在其道貌岸然的首领和创建人——那个德国教授的默许之下，开始了他们的贩毒生涯。不少光明会成员都是社会名流，正是在这些道貌岸然的社会名流的斡旋之下，光明会才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毒品的生产、买卖和运输。据说，现在世界绝大多数的毒品都是由光明会所控制的机构研发和生产的。

光明会中有很多的娼妓，这些娼妓不但是光明会用来勒索和控制他人的工具，还是光明会的赚钱工具。

光明会贩卖的儿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繁殖者”生下的孩子；二是光明会的会员以各种手段拐骗来的孩子。

在光明会中，有一群比海盗还要凶残的走卒，这些人主要是参与光明会的枪支贩卖活动。光明会的走卒贩卖枪支有两种用途，一部分用来为光明会赚取“造反”基金，一部分供光明会自己使用。虽然这些走卒忠心耿耿地为光明会服务，但是他们中却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一个怎样的组织服务，因为光明会从来不肯向这些走卒透露自己的任何消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即使这些走卒被警方抓获，也不会让光明会受到什么损失。

光明会得到军事秘密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很多军方人员本身就是光明会成员，他们因为被光明会“洗脑”而无偿地向光明会提供军事秘密；二是光明会的人通过种种手段接近军方人员，最终获取军事秘密。

光明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其内部有着大量的职业杀手和职业雇佣军，而职业杀手和职业雇佣军的收入则成了光明会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光明会的内部有无数的社会名流，其中不乏很多银行家。正是在这些银行家的“努力”之下，光明会的一笔笔黑钱被洗得干干净净，也正是在这些银行家的努力之下，光明会通过银行摸清了很多企业和个人的底细，并利用这些“底细”作为要挟，诈骗了无数的资金。

亚当·韦斯豪普特1748年出生于因格尔斯塔德，一直接受“耶稣会”的教育。他的父亲是因格尔斯塔德的一个大学教授，父亲去世后，韦斯豪普特的教育就由他的教父——颇有权势的 巴龙·伊克斯塔德（BaronvonIckstatt）监管。对他进行保护的结果就是年轻的亚当·韦斯豪普特在一所“耶稣会”的学院接受教育。

15岁那年，韦斯豪普特上了大学，虽然教会处心积虑加以防范，但据大家所说，他还是能够接触到法国启蒙哲学家们的作品。当然，在此之前，他已经获得了“聪明思想家”的名声，与此同时他也具有激进、傲慢、好斗的人格特点，还有不可动摇的正义感。在他完成学业并在大学得到一个教职之前，他以无情地质疑耶稣会的信条和教学方法而名声大振，这在耶稣会主导一切的环境下是不为其同事所乐见的。此时，他与伊克斯塔德的关系奏效了，他的坏名声并没有阻止其职业晋升。更有争议的是任命他为教会法的教授职位，这在当时是只有耶稣会的成员才能享有的位置。1784年前，光明会已遭彻底禁止，而韦斯豪普特则继续在哥达的流亡生活。

参考资料来源

光明会的终极目标是“以理性的启蒙之光，驱散迷信和偏见的乌云”。韦斯豪普特的目标是让理性占上风。从某种角度来说，该组织的愿景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其总则（1781年）中写道：“该联盟的唯一目标就是教育，其教育方式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利用美德的力量去激励与感化。”

韦斯豪普特为这个组织描画的最终目标是“在自由和精神平等的状态下，没有服从、等级和富足这些需要持续抛弃的障碍，从而实现普遍幸福的现实前景”。

光明会被查禁后，一些人认为他们并没有解散，而是转入了地下活动。有关资料表明，光明会是在效仿共济会，亚当·韦斯豪普特就是一位共济会成员，共济会的符号学也被移植到了光明会的仪式中。在光明会遭到迫害之际，就有很多光明会的成员隐匿在共济会之中。

1831年1月，俄国沙皇收到了一份报告，其中描绘了光明会策划的一桩阴谋，按报告所言，光明会已经渗透到了俄国的上流社会——已故沙皇亚历山大的顾问，甚至是亚历山大本人，都可能皈依到了光明会。报告声称，俄国包括第三部的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已经被光明会渗透，沙皇周围满是寻找时机刺杀他的光明会成员。

几天后，沙皇收到已经退休的马格尼茨基的一封信，信中警告说欧洲正面临光明会策划的阴谋威胁。马格尼茨基在信中引用一连串让人头晕目眩的原始材料，让尼古拉对这个被讲烂的故事有了完整的了解。这封信里还讲到，光明会干涉法国大革命，在1792年瓦尔米战役中操纵事态发展。该信声称，共济会、蔷薇十字会、太阳骑士、伏尔泰和卢梭的信徒、圣殿骑士、斯韦登伯格的追随者、圣马丁、魏斯豪普特，这些秘密组织都以雅各宾主义者的名义走到了一起，已经渗透到了全欧洲和俄国，科策比和贝里公爵谋杀案以及十二月党人起义都是他们的策划。

在接下来的信中，马格尼茨基展示了光明会阴谋论涉及到的其他层面：“他们用最毒辣的诡计将文学作品、科学和艺术作品为己所用，从最基础的儿童读物到高等教育的经典启蒙课程都充斥着这种计谋，一方面，只有最富有经验的人通过最细微的考察，才能发现其中的阴谋意图，另一方面（这对光明会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的诡计轻而易举地就影响了头脑简单的人。”

光明会的“终极目标”是“掀起世界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光明会经常会用金钱和美色对政府要害部门以及其他关键领域的重要人士进行贿赂，以达到他们控制这些人的目的。而一旦这些人想要脱离光明会的控制，则会受到形形色色的威胁：或者威胁他们将其丑闻公之于众；或者在其工作上使绊子，让其诸事不顺；甚至以其家属儿女的性命作为要挟，使得这些人根本不能摆脱光明会。为了给自己培养“后备力量”，光明会在很多名校当中都安插了“间谍”人员。这些间谍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大学中所谓的精英，同时对那些“精英”进行一遍又一遍的洗脑，从而使得这些所谓的“精英”早早地成为光明会的一员。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人们都认为是法国人民不堪忍受时任法国国王的路易十六的残酷压迫而爆发革命的。固然，路易十六对法国人民的压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光明会的推波助澜，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也许不会这么快爆发。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标志是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火烧了关押着几百名政治犯的巴士底狱。但据说，巴士底狱当时仅仅关押了几个政治犯，其他犯人都是小偷和流氓。而当时参加围攻巴士底狱的所谓市民仅有1000多名，这对当时居民人数将近一百万的巴黎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而且就是这为数不多的1000多名所谓的“群众”，还有绝大多数是光明会会员和被光明会花钱买通的打手和流氓。从这个意义上说，火烧巴士底狱其实只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而不是发令枪。除了火烧巴士底狱之外，法国光明会还策划了粮食紧缺、政府负债、通货膨胀、夸大国王压迫事实等四个事件，以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全视之眼又称上帝之眼，代表着上帝监视人类的法眼，警示人类的所思所行都被上帝观察着。有人认为全视之眼源自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在基督教《圣经》中也多次提及全视之眼的概念。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法中，眼睛图案象征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在现代，全视之眼常见于美国国徽的背面。

起初，因为光明会章程的出版而要求创作一些作品，其中，通过对“和声”手法的运用来装饰或加强光明会仪式的音乐。有时唱赞歌，而且被认为（在自然神论者的分会）是祈祷的延伸。进入高一级组织的光明会的入会仪式（譬如加入到第30级大选骑士K一H等级），规定在仪式过程中要使用15种乐曲。在圣安德鲁斯（StAndrews）的皇家主教牧师会的描述包括提到在分会中音乐的使用（1821）:“在这些仪式中，演唱几首赞歌和一首颂歌。”在分会的会议记录和账本中有时提到雇用乐手表明这些分会的音乐只限于无伴奏演唱。

在光明会分会实际使用的许多音乐中，都不约而同地沿用了法国“卡维努”（Caveau）风格地分节歌曲形式（如街歌，来自流行或喜歌剧地歌曲、舞蹈和赞歌等）以及专门为光明会使用而创作的赞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在各个国家出版了许多选集。从出版的光明会赞美诗集的证据来看，似乎许多乐谱是为了适应具体的流行赞歌而创作的。例如，在英国和苏格兰，光明会乐谱的常见拍子是6:6:4:6:6:6:4，在出版的赞美诗集中最常标明的音调是“上帝救了我们的国王伟大的乔治”，这一作品就显示出了这一牌子的实际应用。在法国，一些流行歌曲和拉莫歌剧中的咏叹调也是广泛使用的来源。在欧洲大陆，这些改编本是非常常见的，尤其在18世纪最早的光明会歌曲出现在斯佩诺蒂（Sperontes）的《给缪斯神的赞歌》（Singende MuseanderPleisse,1736），随后出现了类似街歌的选集，包括后来在明显的光明会选集印刷的“我们的命令”等选集，如《上帝插救国王》和高德瑞（Richard Gaudry）德《光明会歌曲选集》（ACollection ofMasonic Songs，1795）等。临近20世纪，为了分会仪式上使用以及为了证明对光明会音乐的宣传，又出现了许多创作的作品和选集，包括洛兹金（Lortzing）为莱比锡分会一百年创作的《庆祝康塔塔》（1841），以及西贝柳斯的作品113号（1927）等。

光明会这个控制世界方向的小集团是基因的杂交物，是数千年前状若爬虫的外星种类与人类混种交配的产物。（大卫·伊克 评）

17世纪的光明会发誓向梵蒂冈复仇，这是历史事实。在伽利略时代，早期的光明会被梵蒂冈从罗马驱逐出去，并被无情追杀。光明会员逃离险境，藏匿于巴伐利亚，在那里开始与其他躲避天主教清洗的难民群体合流，这些难民群体包括神秘主义者、术士、科学家、超自然主义者、穆斯林和犹太人等。（丹·布朗 评）

他们首要和急切的目标是在没有工业的基础上占有财富、权力和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妄图消灭基 督教；然后，大肆挥霍之风和普遍性的放浪风气将使他们获得所有邪恶的信徒，并有能耐推翻欧洲的文明政府；此 举得逞，他们将考虑更广泛的扩张，并延伸到其他大陆，直到他们将人类一律降格到无序的群氓状态。（苏格兰科学家约翰·罗比森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