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是成书于13—14世纪的一部历史著作，作者佚名。该书记述了蒙古民族500多年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

该书以口述实录的方式，从蒙古民族的起源，以及成吉思汗的远祖，一直写到窝阔台汗在位时期。书中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他在战乱中壮大自己势力，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记载蒙古汗国南征并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情况。

《蒙古秘史》共12卷（或15卷），282节，内容涉及蒙古民族古代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时间上讲，从蒙古民族图腾、成吉思汗的远祖，一直写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从地域角度，横跨蒙古高原。全书大致从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成吉思汗先祖的谱系，两位民族始祖的名字分别意为“白鹿”和“苍狼”，这鹿与狼缔婚，以奶汁哺育后代的故事，象征着这个富有野性和强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长大的苍狼的高洁优美和坚强的品格。二是成吉思汗本人一生的活动历史，以成吉思汗军团艰难地崛起，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为主干，描绘了成吉思汗及其部将的意志、战略和魄力；三是窝阔台罕的活动历史。

参考文献

13世纪，蒙古在漠北兴起。蒙古大汗责令必阇赤（书记官）写历史。蒙古人原来没有文字，这时已经借用畏兀儿字母写蒙古语，形成了畏兀儿体蒙古文。用畏吾儿体蒙古文写下的历史，当时的蒙古人称之为“脱卜赤颜”（又作“脱必赤颜”、“脱不赤颜”、“脱必禅”，都是同一个词语的异译）。在元代文献中，又把脱卜赤颜一词汉译为“国史”。脱卜赤颜是必阇赤们断断续续地修撰的，经过不止一次的增补和修订。

13、14世纪，蒙古草原出现了不少围绕着成吉思汗勋业的英雄叙事诗，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充分的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和纪录自己的精神历程。

其实，元朝皇室撰写《蒙古秘史》的初衷并不是要像《史记》那样流传千古，而是要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谱系史事如实记载下来，包括全部功过得失，以祖传家训的方式为蒙古族后世帝王训谕劝谏。此书出现的时代与汉族地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前后。

法治思想

《蒙古秘史》记载，13世纪前蒙古部落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雏形，“约孙”制度则是古老的习惯法律制度。作为一种习惯行为规范，被蒙古部落全体成员认可与遵循，“约孙”在历史典籍中并没有被完整记录，甚至可以说是凌乱分散的，但通过今天自各种载体中片段的记录，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的内容几乎包容了政治、经济、生产生活、军事等诸多方面，有氏族首领忽里勒台选举制、汗位继承世袭制、氏族血亲复仇制、生产围猎制度等等。蒙古族习惯法中还有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如禁止在生长有草木的地方挖坑、倒开水、倒灰，严禁乱采滥伐，为保证草场及土壤肥沃，一年四季根据不同情况繁殖牲畜，分片放牧。蒙古民族的习惯法产生于游牧生产活动中，水源、草场等自然资源对于蒙古民族的游牧生产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由此充分体现出蒙古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正是基于蒙古民族习惯特性，“约孙”的内容中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诸如对“长生天”的敬仰、祖先祭祀、生活禁忌等等，与此同时，对于部落成员的婚姻、继承等事项，规定了氏族婚姻族外婚制、家庭主要财产幼子继承制等内容都有明确的表达。

伦理道德

《蒙古秘史》的道德规范论，可以说是此书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叙述的道德规范类型，从图腾、禁忌、礼仪到箴言、规则、义务，极具民族特色，尤其是对蒙古语概念、范畴的阐释，详细到位；《蒙古秘史》的人生价值观论，《蒙古秘史》的道德教育思想论，资料运用娴熟，论说形式精当，考据、论证均很严谨，毫无把己见强加于古人之嫌。其中，人生价值论部分的思想观念之理论分析和生活场景之应用语言分析，均体现了与以往思想史研究不同的新的方法论，即它以独特的视角表现了当时蒙古上层贵族的人生价值观，阐释了其不惧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力争战胜一切的英雄主义伦理特征。尤其对幸福、名誉、训谕等概念的蒙古语语境分析，彰显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借助于抒情，既体现了《秘史》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是非好恶，同时也起到了生动叙事、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事实上，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逼真地再现历史事件，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秘史》作者在人物矛盾冲突的某些关键时刻、事件进展的某些重要场面，作者或历史人物即打开情感的闸门，或热情赞颂，或愤怒谴责，或辛辣讽刺，或坦诚明誓，将鲜明而奔放的感情尽情宣泄，使作品的节奏起伏跌宕，事件生动逼真，人物形象鲜明活泼。

《蒙古秘史》所用语言简洁明快，音韵节奏感强，散发着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据统计，全书韵文部分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它们包容了大量的民间歌谣、祝词赞词、谚语、格言等民间口头文学，具有鲜明的草原生活特色。“影子以外没有朋友，尾巴以外没有鞭子”是流行于草原地区的蒙古族谚语，《蒙古秘史》中多次运用它来刻画人物思想性格，含蓄深刻而耐人寻味。不仅韵文如此，而且散文也多有这样的精彩语言。如当成吉思汗派人去劝说王罕时，书中这样说：“一侧车辕如果断了，黄牛怎能将其拉着前行？我不正是那辆牛车的一辕吗？一侧车轮如果坏了，那辆车又怎能独轮前行？我不正是这辆车的一个轮子吗？”这种来自草原生活中的贴切比喻，在书中俯拾皆是。而语言的反复咏叹，节奏鲜明，自然也是富于草原韵味的蒙古族文学语言的重要特色。

《蒙古秘史》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学价值。《蒙古秘史》具体记载了12、13世纪的多次战争，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以成吉思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游牧狩猎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合战斗方式的丰富资料，也提供了研究当时的军事组织、军事制度、军令军法、武器装备、军事后勤供应等丰富资料。

《蒙古秘史》记叙了12、13世纪蒙古地区游牧狩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保存了当时蒙古地区的许多口头传说、故事、韵文、谚语，因此《蒙古秘史》也具有民俗学价值。

《蒙古秘史》因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而驰名。它吸收远古以来蒙古民族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文献，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

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为叙事主线，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几乎是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蒙古秘史》是13世纪蒙古语的典范文献，保存了大量古蒙古语语词，以及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尽管畏兀儿体古蒙古语的《蒙古秘史》原本早已散失，但有明初汉字音写蒙语、旁译、总译的《元朝秘史》留存至今。明初的翰林译员们是高水平的语言学家，他们译注、音写的科学水平很高。他们创制了一套严整的汉字音写体系，准确地音写了《蒙古秘史》的古蒙语。旁译也有很高科学价值，旁译不只解释词义，还标出语法形态，标示出数、格、人称、时制、语态等语法形态。因此，留存至今的汉字音写、旁译、总译本《蒙古秘史》，即《元朝秘史》，具有很高的历史语文学价值。

198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执委会第131次会议上，就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通过决议，号召会员国对该书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该书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留下了印迹，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这部“天书”再经几百年的沉寂，终于在19世纪开始浮出水面，并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研究热潮。之后，再经过中外专家百余年的研究，这部“天书”得到了成功的复原，并于198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经典名著。

多世纪来，中国学者不断从事《蒙古秘史》的研究，14世纪末、明洪武年间就完成了《蒙古秘史》的汉字音写、旁译、总译本，即《元朝秘史》，并刻印问世。清、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蒙古秘史》研究颇为兴盛，对《蒙古秘史》的注释笺证、史地考证、版本源流研究、成书年代研究等方面研究著作不断问世，还出版过多种现代汉语译本及文言文译本。《蒙古秘史》从19世纪起就已流传到国外。20世纪时，蒙古、日本、法国、德国、苏联、英国、美国、匈牙利、波兰、捷克、芬兰、土耳其、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有研究《蒙古秘史》的学者，《蒙古秘史》已有日文、俄文、德文、匈牙利文、英文、法文、斯拉夫体新蒙古文、土耳其文、捷克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日本、法国、德国、苏联、匈牙利等国还出版过拉丁字母音写复原本。各国学者从史学、语文学、文学、军事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蒙古秘史》，发表过许多论著。到1978年时，日本学者原山煌在其所编的《〈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中所收录的中国及世界各国研究《蒙古秘史》的各方面论著（包括译本、音写复原本、书评）已达360余种。《蒙古秘史》的研究，已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即发展为一门单独的国际性学术领域—“蒙古秘史学”。《蒙古秘史》汉文音译本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相继引起了世界各国译者们的注意，先后被译为俄、德、日、法、土耳其和捷克等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国，有许多人对此进行精心的研究，并且写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百余年来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蒙古秘史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蒙古学专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如果可以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人那样吸引历史学家们的注意，那么也就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保留像《蒙古秘史》那样形象地、详尽地刻画出现实生活地纪念作品。

文史学者郑振铎：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

元史研究学者亦邻真：《蒙古秘史》首先是一部史书，写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迹，还写了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对研究古代蒙古社会结构和政治、军事机构的人来说，《蒙古秘史》是第一流的珍贵资料。在《蒙古秘史》中反映出的古代蒙古的社会心理和伦理道德观念，与藏传佛教传入之后的情形完全不同。《蒙古秘史》是古蒙古语独一无二的典范文献，现存的蒙元时代唯一的长篇蒙古语作品。《蒙古秘史》是公认的蒙古文学经典作品。书中有大量的韵文，诗文并茂，语言和形象具有草原民族特有的韵味。

美籍华裔学者洪业（洪煨莲）：尽管这部书写作费时不久……其背景则为古代游牧民无数世代的生涯。

日本学者村上正二：《蒙古秘史》具有作为历史文学先驱的第一流作品的地位。

《蒙古秘史》成书后，其作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署名。蒙、元时期的历史文献，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信息资料，这就给国内外学者专家的考证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大家只能根据一些史料，作出种种推测。已故的著名蒙古学专家巴雅尔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蒙古秘史》的作者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史官镇海、怯烈哥、薛彻兀儿等人。

一些外国研究者认为，《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机密史事，必然为蒙古人自己所写，因此极有可能是元朝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一些学者，如策·达木丁苏隆，在其编译的《蒙古秘史·导言》中说：《蒙古秘史》无作者人名。其实，除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钱氏本外，无论是顾氏本，还是叶氏本，都在标题《蒙古秘史》卷一的下面，分两行列有：（左）忙豁仑纽察；（右）塔察安，他们一定是《蒙古秘史》的编写者。第一人出身于忙豁伦部，“忙豁仑”是“蒙古”的另一译名，可见这名作者出身于纯粹的蒙古部。另一作者脱察安，则不知其出身如何。此后的蒙古史籍中再不见有二人的记载，所以他们的生平不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和成吉思汗必定为同时代人。

”1240年“说

最早提出《蒙古秘史》成书于公元1240年的，是蒙古史学家帕拉基·卡法罗夫，依据《蒙古秘史》第282节将“写毕”的时间记录在《窝阔台合汗事迹》之后，而窝阔台执政期间，只有一个“鼠儿年”，相当于中国传统干支纪年法中的“庚子年”，相当于公元1240年，因此都认为《蒙古秘史》成书于此年。帕拉基·卡法罗夫的说法，得到许多西方蒙古 史学家的赞同。中国近代的蒙古史学家，清代末年的屠寄，在其所著的《蒙兀儿史记》中，也主张这一观点。但现代蒙古史专家韩儒林先生用详实的资料成书不可能是1240年。

其他说

也有少数人主张成书于公元1228年的“鼠儿年”、公元1252年的“鼠儿年”、公元1264年的“鼠儿年”。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伦·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γuča tobčiyan），作者不详，成书于13世纪。《蒙古秘史》原文早已失传。学术界一致认为，《蒙古秘史》原文是用畏吾体蒙古文书写。

元朝皇室明确规定：《蒙古秘史》“法不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于是，《蒙古秘史》在成书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始终藏于元朝的宫廷密室，外界无人知晓。

现今保存下的《蒙古秘史》，既不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体原书，也不是古代文言文的史书，而是用汉文音译版本。其来源是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命令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懿赤黑二人根据当时保存在元朝宫廷中的《蒙古秘史》原本，用汉字拼写成蒙古语（即所谓“纽切其字，谐其声音”），并且在每个蒙文单词右旁附加了汉译文，又在每节之后附以汉文总译的方式进行了改造。后来，畏兀儿体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神秘失踪，汉文音译的明朝版本却得以流传了下来。经过明朝文人对它畏兀儿体蒙古文的音写、旁译及向汉字的转化，不仅导致了蒙古文原本的消失，也因音写、旁译等转化形式的复杂，使该书变成了一部难以解读的“天书”。

《蒙古秘史》有着诸多难解的谜团，只有极少数专家能够读懂，普通读者则根本无法阅读，于是，便有人称其为千年天书。目前以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的《蒙古秘史》原始文本还未被发现。如今流传下来的明朝版本《蒙古秘史》是用汉字音译蒙古语原文，逐词旁注汉译，并加分段节译出的。

十五卷本：保存在《永乐大典》中，清朝乾隆年间，由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摘抄出来，后归韩泰华所收藏。该版本有清朝著名文士钱大听的 简短跋语，说“《秘史》中的不少史实，在《元史》中皆未详也。”

十二卷本：钱大昕在研究的撰写《补元史·艺文志》时，则主要采用十二卷本的另外两种版本，他说：“元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不著撰人，记太祖初起， 及太宗灭金事，疑即脱必赤颜也。”史学界一般称此一版本为“钱氏本”。 十二卷本的《蒙古秘史》有两种，一种是清朝文人顾广圻在嘉庆年间发现的，它以张祥云所收藏的旧 抄本为底本，参照当时保存在民间的其他手抄本而进行十分细致的校勘。此顾氏的校勘本，后归清末名 士盛昱所收藏，民国初年，又转藏于上海涵芬楼，后由商务印书馆编入《四部丛刊》，影印出版，史学界一 般称此版本为“顾氏本”。顾广圻在这一版本的《蒙古秘史》中写有《跋语》，他说：”去年（指公元1805年）授徒庐江府，晋江张太守许见所收影元椠旧抄本，通体完善。今年（指1806年）至扬州，遂怂恿古余先 生，借来覆影此部，仍见命校刊，乃知异于钱少詹（大听）本者，不特《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一事也。 即如卷首标题下分注二行，左忙豁仑纽察五字，右脱察安三字，必是署撰书人名衔，而少詹书无之，当以 此补正。其余字句行段，亦往往较胜，可称佳本矣。“ 十二卷本《蒙古秘史》的第二种版本，原为清朝宫廷文臣文廷式在光绪年间，从盛昱所藏顾广圻的校 勘本中抄得，后归叶德辉所有，并刻印发行，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叶氏本”。叶德辉在所刻印的《元朝秘 史》序言中说：“《元朝秘史》旧有灵石杨氏连筠丛书刻本，系以《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录出，分十五 卷，盖从意为分，并不知原本为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合之只得十二卷也。此本乃从元人旧抄本影写，故 与杨刻遇然不同。卷首标题下，分注二行，左为忙豁仓纽察五字，右为脱察安三字。”

洪武年间，始有宫廷刻本，称《元秘史》，为十二卷，用于教习蒙古语。明永乐初，又被当作史籍，抄入《永乐大典》卷5179-5193中，由十二卷改为十五卷，题名遂改为《元朝秘史》。随着《永乐大典》的散失，此几卷至今尚未发现。明时期《秘史》是以563个汉字拼写蒙古语，附汉语旁译和总译的“汉字音写本”。

流传至今的《秘史》版本众多，明洪武年间刻本为《秘史》汉文系统祖本，弥足珍贵，现寄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顾广圻校本（简称顾校本），为现存《秘史》佳本，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中，深受学界青睐。现藏于藏国家图书馆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在研究《蒙古秘史》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他们按各自的方式研究和介绍《蒙古秘史》，出版了许多汉文版的《蒙古秘史》。蒙汉文版的《蒙古秘史》在国内多次出版发行，专门机构一直在进行着校注合勘、还原蒙文、汉译和研究工作。本世纪以来，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对《蒙古秘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又根据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文。

2019年7月19日，《蒙古秘史》全文检索系统开发成功，并于近日上线测试。今后，读者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检索查询这部蒙古族现存最早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