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思想根基，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思维体系，内容包括儒家政治哲学、儒家自然哲学、儒家认识哲学、儒家人生哲学、儒家道德哲学、儒家历史哲学、儒家教育哲学、儒家艺术哲学、儒家经济哲学、儒家军事哲学十个方面。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空间活跃、文化极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诸子并作，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百家蜂起，出现了中国文化史的第一个高峰，

也由此奠定了中华古文化坚实的基础。其中，儒家学说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派学说。儒家学派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家，居十家之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品。儒家思想，从狭义上理解，是指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从广义上理解，是指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无论从狭义或广义理解，有三点是共同的，即主张“礼乐”、“仁义”、“忠恕”和不偏不倚、无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提倡“德治”、“仁政”和“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养。这些思想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和荀子等。

总的来说，中国有关治国治民的智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治标和治本。显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学派，而法家是治标的代表学派。孔子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他的意思是，处理诉讼案件时，我和一般的人一样，也要按照法律办事的，但我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首先要实行礼乐教化，

从根本上杜绝诉讼案件的发生，这是孔子以礼乐思想治国的基本表述。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这就是说，礼乐教化对于治国治民来说是最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马后炮”的作用。

儒家谋圣不谋智，看上去不是智谋，实际上是一种谋于无形的大智谋。他所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象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要求人们被迫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思想工作”，使人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也就最富有感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 一种观念在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奸诈，在这里，他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人家的谋略在其最深处是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谋的具体形式就是仁术，仁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仁术的核心当然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但如果实现治国治民呢？法家和兵家以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个人来改变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象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是很多的，但总的说来，做人要经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舍弃自己的利益，甚至要舍己为人，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