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理论与心身疾病治疗》是2007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王英。

本书说明了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既包含了解除疾病的方式，也包含了导致疾病的因素，揭示中国人心身疾病的必病原因、特点和解除途径。并对儒医理论指导中国人身心健康、防治心身疾病的进一步探索和挖掘，使理论再次提升并且实用化。

王英，1971年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先后取得临床医学学士、心理学博士学位。曾在医院神经精神病科做临床工作十年。现任职于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科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著有《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中西健康心理模型的解析》等，论文十余篇。

儒医理论的发展预见

当代中国人身上的那种做传统人的的自豪感表明，儒家心性学说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因此也就仍然对中国人的心身发生重要影响，仍然决定着中国人心身平衡的状态，仍然需要具有针对性的心身干预措施。但是，传统的中国人在现代社会里实现心理与生理的适应，需要富有时代特点的文化心理理论指导。纵观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历程，有利于把握中国人心身疾病的发病特点和预防干预。

第一点， 人生价值的认定。

在躯体和精神的选择上，儒家始终如一的选择精神。这种精神从孔孟到新儒学的倡导，一直不变。传统的中国人，以躯体的奉献为荣，以精神的崩溃为耻。

在意识层面，传统中国人拒绝精神问题的发生，因此多数人表现为不愿意接受心理问题的结论。这从客观上使躯体上承受了更多的损害，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躯体症状。在心身疾病的诊断过程中，可以看到患者大量的躯体症状描述而不是心理问题的描述。中国人心身疾病的这些发病特点，有着文化心理渊源，要求有针对性的解决方式。

第二点， 实现心身平衡方式。

在单纯心理问题上，儒家心性学说为中国人提供了干预手段。但是儒家心性修养的另一个常见结果是，很多中国人在出现心身疾病之后，仍然自觉、自愿承担相关社会责任。甚至一些传统中国人把承担社会责任而造成躯体疾病作为一种光荣。这样看，儒家心性理论在完成对精神的调整后，并没有承担起保护躯体健康的任务。由心理而导致的躯体问题，则有传统中医学来完成。也就是说，从整个心身平衡的维护上，儒家心性学说和中医理论共同发挥作用。

茶道、饵食、导引、琴、棋、书、画，都曾是中国人用以调整心身的有效方式。这些方式中包括了中国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独特理解，也包括了中国人对生理变化规律的特殊体验。要让这些古老的方式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寻找出符合当代中国人生活节奏的新的心身调节方式，就需要对现代医学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整理，从而能够被中国人的文化所接纳。这样，儒医理论就必须关注现代医学心理学对生理、营养、习惯、精神状态、信念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把这种成果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生活之中。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是实现中国人心身平衡的有效方式。

第三点， 心身修养境界的追求。

儒家心性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华民族一直追求中庸和谐的生活方式。这种特殊的人生理解，体现了中国人普遍的心身修养目标。

无论在生理运动规律描述上，还是在生理、营养、习惯、精神状态、信念等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中庸观念都十分突出。无过，无不及，一切都以适中为最好。追求心身整体的和谐，追求心身功能的平衡，是传统中国人选择干预方式的标尺。通过这种标尺，可以对很多外来成果进行分析和优选。

第四点， 儒医理论在心身疾病方向上的发展。

传统心身修养方法的有效性，要求不是简单的用“心理经验”四个字来代替研究。研究这种有效性背后的原因，可以弥补原有理论的不足。也就是，传统心身修养方式的有效性，造成了梳理和发展儒医理论的需求。梳理和发展儒医理论，要求能够有效解释各种健康现象（容纳现代研究观察到的各种数据）、能够准确预见心身问题和解除心身问题。

儒医理论是建立在《易传》和《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在技术层面，有效性大量存在，被很多人称之为经验医学和心理经验；同时，在微观研究上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在研究方法层面，建立在一种生命哲学基础上的儒医理论，与人体心身运动具有更好的吻合度。这些为深入挖掘儒医理论，寻找解决中国人心身疾病的途径，提供了可行性。

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哲学的内容丰富，在古今中外一直存在很多角度的理解。比如海外就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用“物理”和“心理”共同说明问题，是阴阳哲学对物与心的共鸣（resonance） ，还有把物候变化和“心理”共同类比来说明阴阳哲学的情况理解成节奏（rhythm） 。如果剔除一些假借阴阳哲学之名，实为迷信糟粕以及对阴阳哲学的机械理解，则可以显示出这一哲学的历史作用。下面要阐述的是阴阳哲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阴阳五行理论、阴阳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由此产生的心性观点及其带来的心身问题。

（一）阴阳哲学的地位

阴阳哲学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具有了崇高地位。其重要的标志就是作为群经之首的《易》，所有的卦都是由阴阳爻组成。而《易》以及《易传》的相关内容，一直成为后世哲学的依据。阴阳哲学实际上一直在总领儒、道、医。阴阳哲学在儒家的这种地位，可以从正统儒学把《易传》看成是孔子之作这一点上得到证明；阴阳哲学在道家的这种地位，可以在道家对宇宙解说运用的正是阴阳哲学这一点上得到证明 ；阴阳哲学在医学上的这种地位，可以从《黄帝内经》全文以阴阳解说和直接引用《易传》中阴阳论述的情况得到证明。阴阳哲学的这种地位，要求解析传统文化心理学思想时必须注意阴阳理论的作用，同时也使阐明阴阳理论具有了更重要意义。

正是阴阳哲学这种历史地位，使中国人无论从文化心理角度，还是从中医学角度，只要涉及到心身问题，就无法摆脱阴阳哲学的影响。从心性修养，到心身疾病，无不如此。

（二）阴阳五行理论

古人对阴阳五行，都是用生命的活性来加以理解，并用来说明活生生的事物。明确这一点，对正确理解儒家心性学说非常重要，对理解儒家心性理论对中国人心身健康发生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有关古代阴阳哲学的认识几乎是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就在于阴阳学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与此相关的认识是，五行理论就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而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把《尚书 洪范》中的五行理解成五种物质。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表现在很多学者试图摆脱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哲学模式来重新理解古代哲学思想。事实上，当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回归到秦汉之前哲学水平上的时候，阴阳哲学就会显现出原本的内容。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学者徐复观就注意到，先秦文献中凡提到“五行”时大都是用“阴阳五行”，而提到阴阳则经常不带有五行，这说明五行是依附阴阳存在的 。遗憾的是徐复观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考察没有关注到还有中医学的存在，也没有提及到《黄帝内经》中的相关论述。因此对阴阳理论如何驾驭五行学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实际上，阴、阳、木、火、土、金、水，在原本体系内都是抽象的概念，其中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指有形的物质。本观点的相关证据如下：

第一点，早期文献上不支持五行是五种物质的说法。

行，古文是走的意思。《洪范》原文：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郑玄《洪范注》：“行者，顺天行气也。”《春秋繁露》解释说：“行者，行也。”五行的“行”首先是动词，然后转化成描述“动”的名词。五行，也就是五种基本走势。所以接着就用了五种运动方式来说明木火土金水。可见汉代儒家理解的木火土金水，是基于阴阳运动方式作出的定义，而不是五种基本物质。至于《左传》中才出现“五材” ，这并不表示五行就是五材。“行”字在古代从来就没有“材”的含义，把“五行”解释成“五材”也就没有任何根据。这种把不同的文献的内容没经过文字训诂而硬放到一起解说的做法，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

《尚书 甘誓》中提到“五行，”《尚书 洪范》又细论五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洪范》是西周时期就成书的作品。“很多人觉得《洪范》晚出，是由于篇中首列五行，而近人的一项成见，是以为五行的出现很迟。这种论证方式，在逻辑上是颠倒的。” 建国后的中医教材中把五行和五材硬拉到一起，也因为文献考据不足而承认是一种推测 。对五行理论发展的“疑古”考证，逻辑上是错误的。根据“疑古派”的逻辑，凡是涉略五行的先秦作品，大都是汉代以后的伪作。凡是有金、木、水、火、土之类文字出现的，就必然是讲古代的五行理论。按照这些考证，很多文献被认定为西汉以后完成却伪称是先秦作品。随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证明《尚书》确实为周代作品而非汉代人伪作的。

第二点，五行学说在儒学和中医学上发挥的只是哲学作用，而不是物质作用。

近年来，中医学者也说明在用于疾病研究的方法论中，五行已经不再是五种物质，而是哲学概念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在《黄帝内经》以后一直把用于分析生命现象的阴阳五行当成哲学概念解说，而不是当成朴素唯物论来解说。这就导致了五行学说对秦汉之后的儒学发展也就一直发生了方法论上的作用 ，而不是五种物质的作用。

从战国到明清，各种医学、儒学著作大都是用变化和作用来理解五行关系，如《黄帝内经》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班固的《白虎通》 等都是类似的理解。

第三点，五行理论本身不支持物质说法。

五行表达了阴阳之间的关系。五行在生命体内的相互依存，表达了阴阳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五行之间的相互制约，表达了生命运动所具有的内部规定性；五行的运动和转化，表达了阴阳之间不断发生力量变化的消长关系；五行不能独立存在，同生同灭，表达了阴阳并行不悖的关系。阴阳之间的这种重要关系，也无法用五种物质关系来理解。五行所描述的是不能分割的一体关系 ，是生命体内的互相支持、互相制约又不断变化的关系，而不是五种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

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之间缺乏严格的互相支持关系，可以独立存在。而在五行学说中，没有一“行”可以离开其他的四“行”而存在。因此把五行说成是五种物质是牵强附会的。

第四点，五行理论的功用不支持物质说法。

五行理论是用来解说天地万物变化的。所以中医学总是用运行不息来理解五行。中医学的阴阳关系，是通过五行（木、火、土、金、水）来表述的。阴阳五行，描述了生命系统内部所必须具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制约力量，因而形成了对生命特殊的看法。五行理论把生命描述成活的、不断运动发展和能够维护自身平衡的生命，而这一作用无法用把五行看成五种物质的理论来完成。

（三）阴阳哲学的研究对象

阴阳哲学研究的是天地变化之道，万物运行的法则，生命变化的规律，生命内部的制约和支持关系，生命力的源头。这五点是对《黄帝内经》中所阐述的阴阳五行理论内容的提炼：

第一点，阴阳理论用来阐述天地生成和变化。中国古代认为在混沌之后，清阳上浮为天，浊阴下沉为地，所以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又认为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 。而这一过程和天地生成过程构成了天地之间的物质循环。

第二点，阴阳理论用来阐述万物运行的法则。阴阳用来阐述运动的不同方式、方向和结果 。

第三点，阴阳理论用来阐述生命变化规律。中国古代用生、长、收、藏来说明生命的变化形式和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实现的力量就是阴阳 。

阴阳用来说明生命变化形式的“生、长、收、藏”。推动了生命过程的“生、长、化、收、藏”，形成终而复始的运动，这正是五行理论的内容之一。这也充分表明了五行理论是用来解释和落实阴阳理论的。

第四点，阴阳理论用来阐述生命内部的制约和支持关系 。

第五点，阴阳理论用来阐述生命能力的源头。在中国古代，道家和医家都是用“神明”来描述生命的生灭现象和能力 。阴阳正是这种生灭现象发生的原因，因此也就是用来理解生命现象的。

上述五个方面代表了中国古代对天地、生命的基本看法，被《黄帝内经》归结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主要儒学观点

1．儒家心性学说发展的内驱力

作为儒家心性学说的内部发展的驱动力，从先秦开始就存在两个。一个侧重对自我理解的“忠恕之道”，是《孟子》所重视的；另一个则侧重效法天地的“太极之道”，是《易传》所重视的。儒家心性学说的两个不同努力构成了儒学发展的驱动力。在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中，生命内部同时具有不同方向张力。动和静同时存在，心性的张扬和自制同时存在，对道的追求和对义的追求同时存在，推己及人的忠恕精神和克己复礼的自律精神同时存在，《大学》倡导的“做新民”和《中庸》倡导“中和”同时存在。心性同时存在不同方向的张力，是心性生命特征的表现，体现了中国古代生命哲学关于阴阳不可分离的原则。这使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相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个体，都会存在着心性的不同发展方向的努力，也需要不同的心性学说作为支持。这两个不同侧重，最后形成了儒家两个最具影响的学派：理学和心学。理学和心学更主要的是两个不同研究侧重，虽有区别，却非根本冲突。

理学的心性学说 为了重树儒家的道德精神，朱熹汲取了中国古代医学和道家的营养，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心性心理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有力回应了来自佛学心性学说的冲击，确立了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进一步确立了心性学说的生命化研究方式。身体健康和心性成长在哲学高度上实现了统一。明确了知行合一的心性修养主张。使内圣外王的心理生活方式得到进一步落实。

理学更重视阴阳对立关系的普遍存在，因而提出从格物到修身的主张，也强调了与心性修养目标相对立一面的现实存在——人欲。理学的修养方法开始于不断地格物，修养目标是“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并不否定人格的力量，但更强调了对心身一体关系的重视。

理学强调了践行与理论的并重，同时又说明践行的意义重于理论。这表明理学注意到了禅学玄虚的缺点，主张在心外的“物理”中寻求道的意义。通过对道的认知来约束自己的心性。也就是通过格物来达到致知。在“知”的作用下校正人的心性。所以，当心性需要梳理的时候，理学就会明显发挥作用，正所谓格物以正本心。

心学的心性学说 在同一历史过程中，心学也得到了发展。主要表现在：心学对心性也同样使用生命化研究方式；心学强调了心性成长目标的作用；指出了心性成长的攀升途径。心学在中国人的心理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心学更重视对研究者心理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良知”的概念。心学的修养方法开始于研究者的自觉，修养目标是“知行合一”。心学并不否定心身关系存在，但更强调人格的力量。

心学注意到了外物对人心性的束缚，注意到了心性修养的成就在于对自我的超越。主张通过内心的觉悟来实现人格的提升。在明清官办理学扼杀人性的背景下，心学的意义尤为突出。所以，当心性需要自我超越的时候，心学就明显发挥作用，正所谓良知就是天理。

但从王阳明开始，心学明确了认知等重于践行的理论，从而弱化了儒学对践行道德的追求。被明末清初的儒学家批评为虚玄而荡。

2．儒家心性学说发展的外推力

政治力量一直影响着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并且经常成为一种外部推动力。朱熹理学在明清之后，被统治者进行了政治化推动和引导。这一方面使儒学更广泛的走进了人们的心理生活，另一方面导致了心性理论发展方向的改变。伦理道德的地位被不断提升，忠君成为无上的准则。而忠君的依据又是以天为尊，人本主张受到削弱。

政治化推动，使理学发展逐步违背人性，蜕变成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枷锁。摆脱这种困境，儒学才能重新成为一种可以被探讨和发展的学问。这种情况表明，汉儒所确立的孔子神圣地位必须被推翻，儒学必须从政治工具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儒学的心性学说才能够重新成为维护中国人心理健康的知识体系。

对上述内容的揭示，有助于更全面理解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有助于儒家心性学说的创新。立足于生命、立足于文化背景、立足于当代中国人心性问题的现实情况，可以对儒家心性心理学的发展作出更准确预见。儒家心性学说既是中国人心性问题产生的重要来源，也是解决中国人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研究儒家心性学说的现实意义是：创造当代中国人心理生活的和谐；解决当代中国人心理环境的适应问题；服务于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本土心理学创新的资源

心身疾病解析

中医学注重人体各种综合力量对一个生理功能的影响。人体综合因素决定该生理功能在生理运动中的发挥水平。该生理功能的主动发挥或者被动发挥，都是由人体综合因素决定的。

人体功能经常高水平的发挥，需要各种支持力量的调动，会形成一种习惯；人体功能经常低水平的发挥，会使一些支持力量得不到正常发挥而转向其他消耗途径，也会形成一种习惯。在非破坏性功能发挥中，不断的高水平发挥会使功能提高；不断的低水平发挥会使功能衰退。

如果人体在各种不良情绪下受到伤害，就会进行努力修复。出现伤害，是一种被动的生理转变；进行修复，是一种主动的生理运动。生理功能在经常被动发挥中衰退，在经常主动发挥中加强。功能改变总是有利于人体的功能平衡。但是，人体的功能平衡结果，能够符合人体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然平衡结构，就会促进健康。否则会危害健康。

正是因为人类所有能力都是在具体的发挥中变化的，人类代谢能力的衰退或增长也就一定是来源于具体的食物代谢过程。

食物调节——代谢能力提高——摆脱代谢疾病，这为代谢疾病指出了食物调节康复的途径，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胃肠的消化激素、胰岛素等影响代谢的激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影响。而单一营养成份所引起消化系统反应不符合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物习惯，因此不能够有效唤起人体生理的健康记忆。采用的复杂、原始、野生的食物原料，有利于重新唤醒人种与生俱来的处理复杂食物的能力，从而使患者身体快速改观。符合人体先天能力的食物代谢方式，才可能使代谢能力提高的方式，这要求自然营养；能够激发起人类主动消化、吸收、合成与分解的食物，才可能使代谢能力提高，因此适当需要调整进食方式。

儒医理论指导下，代谢疾病的出路就在于具体的代谢过程中，而不在代谢过程之外。这应该包括食物结构、进食方式、进食状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