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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列传·郑燮传》云：板桥“少颖悟，读书饶别解。家贫，性落拓不羁，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子弟游。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这首七古《偶然作》是感兴偶至之作，古人多用作发抒杂感的诗题。诗中透避的见地、愤慨的措辞和辛辣的嘲讽，显示了诗人迥异于一班“名士”、“小儒”的思想抱负和为人之道。
前六句直抒己见，笔意豪迈。“英雄”二句否定经史之类的典籍，提出“直摅血性为文章”的志向。历代奉为“治国齐家平天下”圣典的“书史”，诗人竟一言以蔽之曰：“何必读”。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胆识！然而，“何必读”并非未尝读，而恰是研读之后的知道之言。诗人的“颖悟”、“读书饶别解”，于此可见。这里的“文章”，涵义较宽泛。诗人有语云：“无论时文、古文、诗歌、辞赋，皆谓之文章。”（《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诗人此时年少志豪，血气方刚，满腔刚正不阿之气直抒于激扬文字：“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同上）。诗人《赠国子学正侯嘉璠弟》诗云：“大哉侯生诗，直达其肺腑；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洒洒如贯珠，斩斩入规矩。”这种境地，庶几与“直摅血性”相近。在诗人看来，这才是英雄豪杰的抱负和理想。“不仙”二句措语斩截，旗帜鲜明，表明诗人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大的儒（贤圣）、释（佛）、道（仙）三家思想决绝的态度，进而以“笔墨之外”别有“主张”为标榜，表白其“学者当自树其帜”（《与江宾谷、江禹九书》）的一贯思想。“纵横”二句，意态轩昂，气概非凡。诗人对国计民生怀着热忱的关注，对时事世态有着深邃的洞察，议论纵横，剖析中肯，有如治世良医针对社会弊端进献疗救的药方。“英雄”云云，实则也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才识卓绝、磊落不羁的诗人自我形象，跃然纸上。
中间十六句嬉笑怒骂，指斥“名士”、“小儒”之流，痛快淋漓，锋芒毕露。“名士”六句，揭露“名士”自恃博学，连篇空话，于国于政无益。“名士”胸藏书万卷，他们的文章宏博深奥，其中，武力、权力兼用的霸道，“仁义治天下”的王道，二者杂罗，交相为用。然而，不管他们的崇论宏议多么慷慨激昂，诱人动听，对治国理政却未必能奏实效。有的“名士”则沉湎于咏诗作画，描鱼绘鸟，一味追寻风物，流连光景，稍有风情雅趣便陶然自足，欣喜若狂。小儒六句，斥责“小儒”一无所长，却窃居文坛，欺世盗名。“小儒”的文章只不过擅长于在经史典籍中寻章摘句，堆砌词藻罢了。赏玩其文藻倒也熠熠可观，寻绎其义蕴却丝毫不见。他们凭藉弟子的吹捧、门客的游说，居然角逐争胜，登上文坛宝座。初惊四句总评“名士”、“小儒”，断言华而不实者必被人们唾弃。声扬海内的名士，名噪一时的“小儒”，初而慑其盛名，确实惊异之；继而知其底里，自然鄙夷之；久而唾弃所为，必然冷落之。他们人还在，气犹盛，名声早已丧失殆尽。他们的下场，真可谓可笑复可悲了。他们的文章即使刻石勒碑，碑石运到通衢大道，树立于路旁，过往的人们也不屑一读，而只会把它当作一堵断垣残墙，依靠着休息片刻，挖苦嘲讽尖刻犀利，表露出诗人强烈鲜明的憎恶。
板桥有语云：“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此诗不拘体格，兴至则成，魄力雄大，劲气直前，大有香山、放翁之风。诗中表白“直摅血性为文章”的宗旨，标举“如医疗疾进药方”的理想，出语沉着，凸现出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大志；疾呼“英雄何必读书史”，针砭名士之策“用之未必得实效”，揭露“小儒”之文“义味无毫芒”，指斥“名士”“雕镌鱼鸟逐光景，风情亦足喜且狂”的玩物丧志、戳穿“小儒”“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的肮脏伎俩，展示“名士”、“小儒”“身存气盛名先亡”，其文刻意石立碑于道旁，过者不读倚坏墙的可悲下场，痛快酣畅，表现出诗人性狂好骂的气质。只是诗人所骂，“都属推廓不开之假斯文；异乎恃才傲物者之骂人”（《再谕麟儿》）。以此诗观之，直当得起七字之评，曰：“入木三分骂亦精。”
郑燮（1693—1765）清代著名画家、诗人。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卫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县令。做官期间，不肯逢迎上司，颇能关心人民疾苦，饥荒年岁，曾因擅自开仓赈济，拔款救灾，获罪罢官。后来长期在扬州以卖画为生。受石涛、八大山人影响较深，又发挥了自己的独创精神，为“扬州八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