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是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创作的社会学类著作，首次出版于1978年。

1978年出版的《做新闻》从媒介组织这层面出发对新闻生产进行了研究，即“研究新闻是通过哪些环节实现社会建构的，研究日常发生的事情是怎样被转变成所谓的新闻这种具有现实性的故事的“。按照塔奇曼的说法，这本书不仅成为大众传播组织机构职业专业类社会学范畴的一项实证性研究，同时也属于知识社会学范畴的一项应用性研究 ，属于知识社会学中社会建构主义路径。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先是以各种方式研究媒介组织的性质和工作流程，然后逐渐从媒介效果转到了媒介内容特征，继而延伸到组织的因素和引发这些特征的原因。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遂产生了一波针对“生产新闻”的研究浪潮。盖伊·塔奇曼顺应这股浪潮，创作并出版了《做新闻》一书，成为当时研究的一个高峰。

从“新闻是窗口”的逻辑起点出发，塔奇曼认识到这个窗口所代表的框架存在自身的问题，因此面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就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全书的逻辑架构也非常清晰，前七章作为”前窗围绕着新闻生产组织的新闻源，分工、叙述手法等方面，通过大量的案例说明，展示“日常发生的事情是怎样被变成了新闻这种具有现实时空的报道”：而八到十章则着眼于理论探讨，用社会学的机角重新审视新闻生产过程背后隐藏的东西，告知读者新闻生产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给出研究结论和理论参照。

有了框架作为研究的坐标系，塔奇曼将新闻生产从空间、时间、类型化、灵活性、叙述表达等维度进行解构。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与塔奇曼在第二、三两章的新闻时空特征研究联系紧密。诸如新华社在各行政区划分设记者站，负责不同地理区域的新闻报道活动，而《扬子晚报》因其地区都市报的定位主要着限于江苏这一行政区划的新闻事件。同时，每家媒体也会对条口进行划分，经济条口与社会条口的记者不会彼此越界，而常有重大新闻出现的组织，如警察局、国企等则会有通讯员这一身份或者有媒体派遭的常驻记者。这种地理边界化、组织专门化、部门分工化的规律揭示出媒介组织在获取信息源时的分工状况，以及对于新闻生产节奏的安排，共同建构出时空关联下的新闻网络，形成全面的新闻覆盖。

在这两章中，塔奇曼还论述了对于新闻事件的类型划分，以及当出现新闻信息源获取或材料加工的矛盾时，新闻从业者应当如何协商来保持新闻网络的良好时空秩序。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都建立在新闻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主要在第四章《灵活性与专业性》中讲述，探讨选择信息源和寻找事实这两个方面如何相辅相成，互相作用，也为“后窗”的新闻专业主义讨论作了铺垫。承接前文两个方面所构成的新闻事实网，更具体地说明人们在构建事实网络时，是在根据已知的程序来搭建，这个网络无所不在，“一方面指导着记者去发掘新闻，另一方面最终又把自己重新构建成一种新闻的框架”。

在新闻事件的叙述手法上，塔奇曼主要在第六章进行了阐述。一般而言的叙述与文字相关，语言如何架构、细节如何描摹、引用哪些受访者语言，新闻报道的模式不仅与新闻内容息息相关更决定着受众在看到新闻时所感知到的意义，这其中就暗藏着媒体想要传递的附加信息，在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中镜头的运用同样有要求，尽管电视画面给人以真实感，但电视新闻也是对现实的建构，镜头的空间位置、组接运用、快慢长短都存在着特定的行规。

例如，平拍的视角往往给人以客观的感受：俯拍针对没有生命的事物或者自然景观：特写镜头则意味着亲近的个人距离。观众的感官容易被镜头欺骗“，也往往被镜头塑造“。电视画面上的犯罪嫌疑人总会以偏离正面的角度出现，违背常规的视角给人以强烈的负面印象，而重大灾难事故现场出现的中央领导人则会占据更多画幅，通常处于画而中较高的位置，尽管电视新闻片拒绝多种角度的拍摄，一般要求摄像机处于和普通人视线相同的水平高度，但在镜头上的细小改变并不会使观众变得警觉，也不会使其警惕媒体是否蓄意构建另一种现实。尽管真相就是电视在掩盖其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但没有观众会试图思考电视新闻存在着时空的重构，于是媒体就得以继续遵循自身的框架来建构社会并试图将这种框架施加给受众，

在“前窗”第七个章节中，塔奇曼特别以妇女运动的报道进行了详细剖析，用以验证前面几个章节对于新闻生产过程的分析到后窗”的三个章节中，塔奇曼转换到理论层面的梳理，分别从新闻专业主义、框架理论和知识社会学角度说明新闻组织及其工作者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使自身或者社会合法性的证明。

在盘点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历史时，塔奇曼参考了舒德森的研究和观点。舒德森认为，美国的便士报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成长密切相关。大众报刊在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媒体争夺读者和广告的竞争中遵守了自由市场的社会规则。在此基础上便士报促成了信奉政治独立和报道事实性新闻的身份转变，并逐渐培养了新闻行业对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解，也就是专业性的中立与客观。如果说便士报时期媒体还可以扮演政府与民众的中间人角色，那么20世纪初的经济秩序改变将完全打破原有新闻行业格局依附的社会经济背景。按照舒德森的说法，“20世纪的媒体卷入了新的经济转变过程中，这就是集中、集权和企业联合的过程。”

当这段历史映照在人们所处的时空背景下，可以看到极其相似的历史轮回。抛开体制的问题，中国也依然不乏大量的媒体与权力合谋案例，媒体为权力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寻租缝隙，这与塔奇曼对于20世纪初美国媒体专业主义的质疑完全一致。媒体没能在界定公众和私人的概念时表现出新闻敏感性，何况其本身也在向企业、垄断者的身份迈进。因此，当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向各国扩张时，往往会遭遇质疑和反对，新闻行业其他从业者担忧默多克的资本集团与本国政治权力之间是否形成了某种联合。如果存在这种联合，则势必会破坏新闻业的生态平衡以及行业原则。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教授，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做新闻》是一部关于新闻媒介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既有深入的理性思考，又有可靠的实证支持，不仅丰富了人们关于大众媒介的知识，而且加深了人们对现代美国文化的理解。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系教授查尔斯·惠特尼：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用‘解释社会学‘的观点，说明新闻是社会建构的产品，是新闻专业人员按照日常工作惯例完成的产品……《做新闻》的思想发人深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托德·吉特林：《做新闻》对新闻的社会建构问题进行了最为全面的论述。作者用民族方法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了新闻是现实的建构的命题，观点明确、令人信服。　　　　　

印第安纳大学一普渡大学一印第安纳坡利斯分校校长查尔斯·R·班茨：《做新闻》对新闻的社会建构问题进行了富有远见、入木三分的理论分析。作者能够把实地考察跟哲学思考以及理论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堪称典范。对新闻研究人员来说，此书的观点富有启迪，不可不读。

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东部社会学协会会长，发表大量社会学论著，所创作的《做新闻》被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评为20世纪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