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雅”它是由我国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
严复提出的，他在《
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在中国的翻译界，自严复首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之后，又有“忠实、通顺和美”、“不增不减”、“神似”、“化”等说法提出。主张虽多，又各据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来看，鲜有如“信达雅”之可触可摸。可施可行者。我甚至有一种近乎愚钝的想法，这种种的说法似乎都还或近或远地在“信达雅”的树荫下乘凉。当然也有不少人欲破此“三难”之说，但看来是攻之者众，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开一、二个缺口，整座城池却依然固苦金汤。何以故？怕是“信达雅”三难确是搔着了
文学翻译的痒处。只要我们与世推移，对“信达雅”之说给予新的解释，就会给它灌注新的生命力。并非所有的新说法都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
“信、达、雅”中，唯“雅”字难解，易起争论，许多想推倒三难说的人亦多在“雅”字上发难。倘若一提“雅”，就以为是“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没有道理的，其说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换一种理解呢？试以“
文学性”解“雅”。有人问：“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作孤立的
语言层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况就会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
文学性，雅俗之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
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终停留在语言层次的分别上，其实只是一堆未经运用的
语言材料。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语言材料去对付。如此则译文自可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样，译文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亦消失于语境层次上的统一之中。如此解“雅”，则“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
与“雅”直接有联系的一个问题是所谓“文采”。何谓“文采”？答案也许有许多种，但肯定不是堆砌词藻，不是硬造四六骈句，不是任意使用
修饰词（如遇雪必称“皑皑”，遇雨不是“霏霏”便是“滂沱”之类），不是滥用成语，也不是文白相杂或其它什么古怪文体。华丽很容易被认为有文采，然而只有适度的华丽才是一种文采。素朴很容易被认为没有文采，然而适度的素朴未尝不是一种文采。
中国画论中有“
墨分五彩”的说法，我看可以移来说文。还有，“流利漂亮”也往往被认为有文采，殊不知茅盾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就一般情形而言，欢迎流利漂亮想也不用想一想的文字的。多半是低级趣味的读者。换一句话说，即是鉴赏力比较薄弱的读者。”他说得对。
总而言之，译事三难：信、达、雅。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
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信、达、雅齐备，则入“
化境”；然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于是而求“神似”。因此，我认为，对文学翻译来说，信、达、雅仍是可用的标准，仍是“译事三难”。
值得一提的是，
机器翻译的质量要达到“信、达、雅”的程度依然艰难；机译质量是机译系统成败的关键。中国数学家、
语言学家周海中曾在论文《机器翻译五十年》中指出：要提高机译的质量，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本身问题而不是程序设计问题；单靠若干程序来做机译系统，肯定是无法提高机译质量的；另外，在人类尚未明了人脑是如何进行语言的
模糊识别和
逻辑判断的情况下，机译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制约机译
质量提高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