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子夷（1886.01~1970.07.24），祖籍江苏苏州，后迁居浙江，教育家。早年肄业上海南洋公学、爱国学社，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从1902年至1905年，曾先后两次跟随蔡元培参与过光复会的部分活动。1909年，为解决推广复式教学的师资问题，江苏教育总会筹办单级教授练习所，选派俞子夷等人前往日本考查单级、单级复式与二部制教学，1913年冬，俞子夷又赴美国考察，详细研究美国各派教学理论和实验，并对哥伦比亚两所著名的实验小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1914年转道欧洲回国。回国后，俞子夷根据桑代克书法量表的编制程序,编制了《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开我国教育测量编制之先河，最早将西方测验引入中国。1918年，俞子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主持附属小学，进行各种新教学法的实验研究。1933年以后在浙江大学教育系任教授，1951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把自己关在房里，埋头编著，先后编写了四部共几十万字的教育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0年7月24日，病逝杭州。197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改正对俞子夷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处分，为他恢复名誉，开了追悼会。

一

俞子夷，名旨一，字遒秉，于1886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吴县一个普通店员的家庭。他年幼聪颖，六岁入私塾就读，在本地的童子会考中，曾以优异的成绩得到嘉奖。九岁那年，因清廷腐败，甲午战争失败后政府赔款两万万两银子，离他家不远的苏州也开为商埠。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清的种子。以后，戊戌变法维新不幸失败，清朝腐败日益加剧，失望了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西方，试图寻找一条救国之路。俞子夷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报名进了一所中西学堂读书。三年后，他在姑母的资助下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这年他满16岁，已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目睹清朝政府一而再的丧权辱国，洋人骄横，特别是辛丑议和，载沣出国赔礼，路过上海时来南洋公学视察，学校当局强迫学生排队在路旁迎送，行三跪九叩大礼请安,向钦差打千，这些都深深刺痛了俞子夷的心，他的反清叛逆思想更逐渐明朗。入学后第二年，学校在一个墨水瓶小事上大做文章,开除了两名无辜的学生,想以此杀一儆百,阻止反清情绪的蔓延。俞子夷所在班的学生首先罢课抗议，全校学生立即响应。1902年10月17日，全校200名学生全体退学，半小时内学校已空无一人。当时担任特班总教习的著名民主人士蔡元培先生也愤而辞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墨水瓶风潮”。此次风潮给别的学校造成了不小影响，以后陆续发生了多起反抗学校压制的风潮。

蔡元培先生辞职后，即发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并筹设爱国学社，俞子夷重新入学。学社教师有章太炎、蔡元培等，学社以反清爱国为基本纲领，倡导读革命的书，做革命的事。蔡元培、章太炎还轮流执笔，在《苏报》上撰写革命文章。这段时间，俞子夷对反清革命有了更深的了解。1903年 《苏报》遭查封，学社被迫停办，俞子夷与同学一起逃往日本。1903年秋，经黄宗仰先生的介绍，俞子夷到日本横滨中学教书，从此他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教育工作道路。

1905年初冬，俞子夷从日本回来，到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女学任教，并受蔡先生嘱托，利用课余，秘密研制炸药，为反清革命组织准备武器。这期间，经蔡元培介绍，他加入了反清“暗杀团”，和他同期加入的还有刘光汉、李大钊、陈独秀等。寒假前，蔡元培与俞子夷谈起成立反清组织的事，让俞子夷起草一个章程，并把这个组织定为光复会。

俞子夷还受蔡元培之托，秘密联络革命人士，并保管光复会的名册、暗语、表格等文件。这期间,黄:兴、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也常来校与俞子夷商量国事。在辛亥革命的潮流中，俞子夷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革命工作。

1913年至1914年，俞子夷多次赴欧美考察教育，他特别致力于小学算术教育方面的研究。1918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并主持附小工作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由此他认为建国还得救国，于是他便想到了教育救国。他和附小教师一起，领导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此时在附小部分教师中出现了“国家主义教育好，还是社会主义教育好”的辩论，他明确表态支持“社会主义教育好”一方。抗战前夕，已在教育研究上颇有成就的俞子夷来杭任教。期间，他接触了一些进步书刊，如《西行漫记》、《唯物史观讲话》等，在政治见解上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进入到新民主主义思想，开始认识到地主对农民的阶级剥削关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皖南事变后，他更看穿了蒋介石反共独裁的本质。在《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时，他愤然在书上批道:“中国要断送在这家 伙手里”。1946年旧政协破裂的第二天，黄炎培来杭州，俞子夷在与黄的谈话中认识到与蒋介石已无法合作了，认识到“政党是代表某一个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他内心盼望共产党能取得胜利。在教育上，他曾大胆提出:土地不改革，乡村教育便无从谈起。全国解放前夕，俞子夷在浙江大学任教授，他是大中学校教师联谊会的发起人，他倾向进步，同情学生运动，为团结广大教师迎接杭州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

解放以后，1951年秋，他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副厅长，并依旧在浙江大学及中小学的教研班教课。1954年春，他担任文教厅厅长，他还先后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在他任职期间，虽已是古稀之年,身体虚弱，但他仍风尘仆仆,不辞辛劳深入学校。他治学态度严谨，在教学研究、特别是对小学算术教研方面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发表过不少文章和出版过著作，他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贡献卓著。虽然他曾被当时沙文汉省长称颂为小教界的“状元”，但他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他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一次，杭州佑圣观路小学(现为胜利小学)的一位青年老师在教学上遇到困难，他得知后，亲自上门帮助整理教案，提出意见，使这位教师深受感动。为建立新中国小学算术教育体系，他不顾行政工作繁重和年纪大的困难，亲自动手,新编了一套课本。为了使这套课本能符合大绍的精神，他夜以继日，反复修改，一丝不苟。这套作为解放后编撰的第一套小学算术课本,受到广大算术教师的欢迎。

1951年4月，民进中央领导人周建人同志为筹建民进地方组织来到杭州，在中共地方党委统战部的帮助下，召开座谈会介绍吸收俞子夷、陈礼节、王历耕、童友三等四位同志首批加入民进，并决定成立杭州民进筹备小组，由俞子夷担任组长。1952年12月28日，民进杭州市分会正式成立，俞子夷被选为主任理事。当时他尽管行政业务工作相当繁重,但仍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抽出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做会务工作。他特别强调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浙江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俞子夷是主席团成员。他在教育厅工作时，许多人来找他谈问题，他总是问:你们和刘厅长(中共党员)谈过吗?他始终认为，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我们在工作中才不会走偏方向，才能有所作为。他对有一段时间有人提出要取消党委制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做梦。他有个学生是个超龄团员，有次来找他要求加入民进。俞子夷告诉她，希望她也能早日争取参加共产党。他向她打了个比喻说:“我是站在共产党的门口， 将你们一个个送进去，然后我再去。”他曾向中共党员同志谈起: “现在民进成立了，自己是否能以民进的身份参加教育厅的工作?”这在50年代是一种参政议政萌芽的观点，表明他的政治贵任感。

1957年，俞子夷经过深入调查，深虑小学教师的课业负担实在太重，许多老师的身体健康和学校的教学质量都受到了影响。他从党的教育事业考虑，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在6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以民进省筹委会暨杭州市委会主委的身份发言，为小学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呼吁，并动情地说:“我是爱后一代的。 我也爱教育后一代的教师。”他的发言在当时小教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民进会务工作上，俞子夷经常强调思想教育要结合业务实践，要根据党派特点开展工作。民进除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外，还充分利用人才、智力比较集中的优势，经常性地开展业务实践活动。当时，刚解放不久，一些教师对新社会教育不甚了解，觉得茫然。为了尽快补上这一课，把教育转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正确方向上来。在俞子夷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具体安排下，民进利用业余时间举办了小学语文、算术及中学各学科教学系列讲座。组织会内的教育专家，每月3~4次为教师举行观摩教学，帮助他们转变教学思想提高教学水平。这中间，许多课程的教学纲要他都亲自参与制定，有的甚至亲自授课，受到了教师们的普遍欢迎。教师们听俞厅长上课，人数最多的一次能容500人的大课堂还挤不下,教室门口和走廊里都坐满了人。俞子夷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提倡征言察访，他自已就常常是一个人深入到最基层，在与大家拉家常、谈工作中了解情况。他在人大、统战部会议上的许多发言都很具体，有数据、有实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951年，杭州民进组织开始筹备时，俞子夷提出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中小学教师上。他认为，民进不能仅做摆设，要多做实事，在组织发展上应着重发展那些进步爱国、并且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杭州民进自1951年9月成立筹委会时的18人，到1956年底的五年时间里增至306人，他们大多是中小学要求进步的业务骨干，这些同志在教育战线上勤奋努力，教书育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俞子夷为此的确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三

俞子夷在小教界有很高的声望，他知识渊博，并一直担任教育厅的领导职务。但他从不搞特殊，他生活俭朴，在许多人眼里，总是身穿长衫，脚穿土布鞋，常常一把破布伞，他曾诙谐地称之为:出门带把旧伞，天雨遮雨，天热挡阳，不雨不热当手杖。他的工资收入较高，可他却从不奢侈，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对子女他也要求很严，教育他们要勤奋节俭。他自己每天进食，常常不过是几片饼干加一杯酸牛奶或白开水。他常说，一个人所需要的营养每天有一块豆腐，半斤青菜也就够了。在工作上，他的节约也是出了名的，简单的通知或记事，总习惯于用废弃的小纸头，撕下的日历翻个面也要利用。他写东西是用蘸水笔，用后总要把笔尖擦干，盖好瓶盖防止墨水干化。然而，俞子夷对待别人却很慷慨大方，有些做具体工作的教师来他处商量工作，他总是热情挽留，提供食宿。1953年夏，上城三小的民进会员丁竹青老师患病卧床，他得知后，立即前往探望，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攀援上破旧陡直的楼梯，走进丁竹青屋里，当躺在床上的丁老师看到比自己年高的俞主委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地来看他，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1957年，俞子夷被错划为“右派”，但他爱党、爱国之心未泯。他当时已年过七旬，身体比以前更瘦弱了，可他还是念念不忘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曾对别人说:“我对小学算术教学研究了五十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体会，我要把它留给后人，否则，我就对不起祖国和人民多年的培养与教育，我就是再苦一点也一定要写出来，供人参考，当块垫脚石。”他还在夫人的遗像前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要为社 会主义再作贡献，以慰吾妻在地下之灵。”在那段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房里，埋头编著，先后编写了四部共几十万字的教育著作，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俞子夷又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0年7月24日，他在凄凉中病逝于杭州，终年85岁。当时只有亲属在默默中草率料理了他的后事。

197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改正对俞子夷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处分，为他恢复名誉，开了追悼会。1985年1月3日，浙江省暨杭州市民进、省教育厅、杭州大学联合集会，纪念俞子夷同志诞辰100周年，省、市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对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的可贵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俞子夷主张笔算与珠算相结合，注重加减基本功的练习，有关珠算著作有《笔算、珠算混合教学法》、《民教班珠算教学研究》、《初级珠算教材》一册和《高级珠算教材》四册。他编的《新体算术》、《社会化算术》是中国最早的小学算术课本之一。

俞子夷毕生从事小学教育的实验和研究，重视小学算术教材教法的探索，是20世纪以来中国最早研究小学数学教育的学者，可以称为中国算术教学法的奠基人。